明末農民起義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明末農民起義，爆發於明末天啟七年（1627年）的陝北起義，至康熙三年（1664年）夔東十三家完全失敗。又稱明末農民戰爭、明末民變、 晚明民變等。 明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發生，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明廷面對皇太極在邊外的威脅和內地的災荒，為了節省開支，精簡機構，明廷被迫對驛站進行改革，而陝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只有鋌而走險。明末農民起義首先爆發於陝北。這裡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稅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所以率先引起農民起義。 從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王二起義開始，經過洛陽之戰、襄陽之戰、成都之戰和山海關之戰，至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敗，起義軍與明軍戰鬥17年，與清軍戰鬥20年。 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農民軍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游擊流動作戰到運動流動作戰，最終推翻明朝。 清軍入關後，農民軍採取聯明抗清的決策。但是由於受到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和戰略失誤，再加上清兵與地主階級的瘋狂鎮壓，農民起義最終失敗了。 明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明朝腐朽勢力。200萬農民革命大軍在黃河南北、長江上下十幾個省的遼闊地區，與地主階級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農民軍進一步提出了「均田免賦」的口號，標誌着中國古代農民反封建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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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政治腐朽 階級壓迫和階級矛盾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如：福王朱常洵在洛陽所修的王府，花費白銀二十八萬兩；朱常洵就藩時，還得到明神宗上等良田四萬頃。朱常洵還不滿足。他在洛陽與民爭利，百姓有了災荒，捨不得拿出錢來賑濟。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例如；1588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發劉汝國領導的上萬農民起義；1589年，李園朗、王子龍在廣東始興、翁源一帶起義；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浙江、福建、南京、山東均有大規模的暴動。1627年，陝北澄縣饑民暴動，由此拉開了有李自成參加和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陝西地區成為農民起義的中心地。 稅收嚴苛和土地兼併 明中期以後，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稅的加派，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庫的藏銀輸入戶部，導致國家財政內外交困，面臨破產。 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不斷地加派賦稅，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征礦稅為名，派遣了大量礦稅監，橫徵暴斂，魚肉人民。加重百姓負擔，加速了階級矛盾激化。 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宗室諸王、勛戚、太監也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組織制度體系缺陷 明末農民起義爆發的表面原因在於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和剝削程度的急劇加重，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社會各階層和封建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加派激化矛盾。而其深層次矛盾則在於明朝中後期的制度體系—宦官和賦稅制度。 軍制的敗壞 屯田制中的軍屯制度到後來弊端暴露無遺，首先是剋扣糧餉，明後期，將領剋扣士卒糧餉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他們用脧削所得，過着糜爛生活，且向兵部官員、監視太監和紀功御史等人行賄，營求升遷或開脫罪責；其次就是軍隊的屯田多被軍官、豪強和內監占奪，使得軍隊失去了糧食的來源，這就決定了霸占軍田的人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時摩擦甚多，戰時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齊心；第三就是軍紀敗壞『，軍紀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殺良冒功」，於是官軍往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濫施屠殺。 史籍中所說，「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於畏賊。」；第四時明末的兵變是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萬曆以來，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已時有所聞。天啟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 天災不斷 參見：明朝小冰河時期、明末鼠疫 17世紀開始的中國氣候，此時的明朝處於明朝小冰河時期，萬曆後期至天啟年間中國氣候顯著變冷，北方風沙壅積日甚，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降。 與此同期，中原氣溫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以來的最低點。整個明末時期始終伴隨着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此後中原氣候持續下降，天下大亂，狼煙蜂起。

直接起因

明中後期，隨着吏治的全面敗壞，驛遞制也弊竇叢生。大小官吏往來於道路時，令驛站提供超過實際需要的供應，其超過的部分折成銀子納入私囊，如此便加重驛站人員的負擔。後「在劉懋的主持下，朝廷頒布了新定的使用驛遞規章，同時宣布裁減驛站經費。隨着驛站經費的裁減，驛夫枵腹、驛馬倒斃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了。大批原來依靠驛遞勉強維持生計的壯丁被迫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加入了農民起義隊伍。

起義經過

陝北舉義 參見：王二起義、李自成起義、張獻忠起義 陝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明朝藩王對農民橫徵暴斂，農民生活比其地區更為困苦，階級矛盾尖銳。這一地區又是蒙、漢、回民雜居地區，是激烈的民族鬥爭場所，各族人民與明朝統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陝西地區成為最早醞釀和爆發農民爭的地區。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以陝西為中心，全國各地農民起義，士兵兵變，手工者罷礦不斷發生，為明末農民戰爭準備了必要條件。 李自成從小就因欠債被迫給姓艾的地主牧羊。後在銀州（現米脂縣）當一名驛卒。21歲那年，他打傷了地主，逃到甘肅甘州（今張掖市甘州區）投軍。 當時，全國到處都有農民起義爆發。 天啟七年（1627年）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斗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稅，敲骨吸髓地榨取農民。白水饑民王二聚集了數百個無法活命的農民進行鬥爭，他聲問大家：「誰敢殺死知縣？」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我敢殺。」於是王二率饑民沖縣城，殺死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 烽火遍地 王二首義後各地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年），陝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領導饑民起義，全陝響應。 張獻忠也在延安米脂起義，自成後來投入高迎祥軍中。 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是王嘉胤義軍，他們曾經一度占領府谷稱王設官，建立了臨時性革命政權。但是，農民起義軍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為戰，而成份複雜，缺乏推翻明朝政權的明確目標，就全國範圍來看還處於戰略防禦態勢。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楊六、不沾泥等在陝西府谷等地首舉義旗， 從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間，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後起義，陝境共有義軍100餘部。千部官軍邊兵，因缺餉譁變，亦加入義軍，並成為骨幹。此時義軍作戰，自發性、盲目性強。明廷令三邊總督楊鶴採用「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戰略。但明廷無力養活大批饑民，已就撫者，紛紛再起。楊鶴為此入獄，洪承疇繼督陝西，改用「以剿堅撫，先剿後撫」方針，集中兵力進攻陝西義軍。 各部義軍先後東進，李自成、張獻忠約在1630年前後也加入了起義軍的隊伍。 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陝西米脂十八寨起義，自稱「八大王」。 李自成也殺死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中當「闖將」。 時挫時勇 陝北起義震驚了明朝統治者，崇禎帝準備利用剿撫兼施的策略儘快平息農民起義三邊總督楊鶴執行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政策，企圖瓦解農民革命。在明軍剿撫兼施攻下，陝西戰場義軍除壯烈犧牲外，不少首領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現出時降時叛的復局面。 崇禎四年（1631年）至崇禎六年（1633年），為避開明軍主力，王嘉胤率軍入晉，起義中心轉移到山西。作戰亦由極度分散，各自為戰發展為相對集中，互相呼應。王嘉胤犧牲後，王用聯合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等部20餘萬人，號稱36營，一度破大寧、隰州、澤州、壽陽等城。 在山西繼續戰鬥，農民起義軍由分狀態進入協同作戰階段。 崇禎六年（1633年）冬，王自用作戰犧牲，起義軍在高迎祥領導下與明軍展開了激烈博斗，損失較大。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24營10餘萬人突破官軍包圍，轉移到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鄖陽為中心，分部來往穿插於豫楚川陝之間，利用官軍分兵守境，互不協同的弱點，進行游擊性質的流動作戰。與明軍周旋，明軍不得不分把守要隘，窮於追剿，陷入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困境。義軍勢力壯大，宣告了明朝招撫政策破產，明廷為改變「事權不一、相互觀望」之被動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圍剿」方針。 崇禎七年（1634年），以陳奇瑜為五省總督，統一指揮陝晉豫川及湖廣官軍，由四面分進合擊，企圖一舉盡殲各部義軍。義軍相繼轉進漢中，圍剿落空。明思宗撤陳奇瑜，以洪承疇繼任五省總督。當其調動官軍入陝，重新組織圍攻時，除李自成仍堅持流動於陝甘外，其他各部再次轉進河南。 洪承疇為改變被動局面以重兵包圍起義中心地區，洪承疇率主力出關追擊。實施重點進攻，高迎祥義軍接連敗於確山、朱仙鎮（今開封市西南）等地，連連受挫，被迫轉入西部山區。 鏖戰中原 崇禎八年（1635年），明朝派洪承疇出陝西，朱大典出山東，兩面夾攻起義軍。起義軍深深感到，只有聯合作戰才有力量，各路起義軍會師於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 義軍分三路分進：一部西返陝西，一部北進山西，一部東入鳳陽（參見鳳陽之戰），焚毀皇陵。 高迎祥、張獻忠等乘官軍被牽制於陝之機，三度進入河南。明廷認識到在義軍流動作戰情況下，全面圍剿，勢難成功，又改用分區負責，重點進攻的方針。以盧象升為五省總督，專治中原；洪承疇專治西北，各自負責，相互協同。當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張獻忠在河南連續失敗，兵力損失過半，殘部再返陝西。 此時，李自成在興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為加強陝西攻勢，令孫傳庭全力進攻漢中的高、張各部，令洪承疇專力進攻陝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陝西省周至縣）遭到陝西巡撫孫傳庭埋伏被俘犧牲，餘部走歸李自成。此時，清軍入邊，破昌平等16城，朱由檢急調盧象升率軍馳援，中原壓力減輕。張獻忠乘機復起，聯合羅汝才等部20餘萬人，沿江東進，分散活動於蘄州、霍山一帶。 高迎祥犧牲後，起義軍逐漸形成為兩支勁旅，一支由張獻忠領導，活動在湖北、徽、河南一帶；另一支由李自成領導，活動在甘肅、寧夏、陝西一帶。 崇禎十年（1637年），明思宗朱由檢再命熊文燦為五省總理，並增派禁軍1200人，組織新的圍剿。李自成進軍四川，一度破城十餘座，但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返陝時在洪承疇優勢兵力圍攻下，起義軍蒙受了很大損失。李自成兵敗梓潼，守岷州（今甘肅岷縣）、臨洮。同年，在洮河一帶遭洪承疇及孫傳庭軍襲擊，敗走岷州。與此同時，張獻忠在南陽、麻城亦為左良玉軍擊敗，負傷退谷城。 熊文燦遂改圍剿為招撫。劉國能、張天琳、張獻忠、羅汝才，先後降明或就撫。為保存起義軍力量，李自成率殘部活動於川陝邊境山區，農民起義陷入低潮。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軍兩路入邊，京師戒嚴，洪承疇、孫傳庭率軍入衛，西北官軍減少。 張獻忠經過一年休整，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聯合羅汝才、張天琳等先後再起，破房縣、保康，在羅猴山（今湖北竹山縣東南）殲滅明軍主力左良玉部。 朱由檢殺熊文燦，派兵部尚書楊嗣昌督軍進剿。 崇禎十三年（1640年）初，羅汝才曾在香油坪擊敗官軍，但不久與張獻忠先後敗於瑪瑙山及夔州，被迫轉進四川。楊嗣昌率主力追擊入川。李自成乘機於十一月進入河南，迅速發展為數萬人。農民軍首義至此時，優勢官軍始終處於戰略進攻地位，農民軍則處於反圍剿、求生存的地位。各部時分時合，忽東忽西，尋找空隙及薄弱點進行襲擊，以調動疲憊敵人，在有利時機，形成戰役戰鬥上的局部優勢，出其不意打擊削弱敵人，在戰鬥中保存並發展自己。 入京滅明 經過十三年的游擊流動的作戰，逐漸集中，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匯合為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為首的幾支農民軍。在多次反覆起伏的戰爭實踐中，漸趨成熟。特別是李自成，吸取知識分子意見，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政治上實施「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並大力開展瓦解敵人的宣傳工作，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軍事上實施運動流動作戰，開始向盲軍戰略要點進行機動進攻。 崇禎十四年（1641年）年初，攻占洛陽。李自成奪取洛陽後，收繳了一批武器輜重，大大改善了農民軍的裝備，並使自己擁有了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他沒收了福王府中金銀財貨和大批糧食物資，發布告示開倉濟貧，大賑饑民，令饑民遠近就食。李自成張獻忠相繼攻占洛陽、襄陽，宣告了明朝圍剿政策的破產。張、羅聯軍在四川大敗官軍於開縣黃陵後，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擺脫追擊官軍，於二月間返楚襲破襄陽（參見襄陽之戰），楊嗣昌畏罪自殺。羅汝才因意見不合走附李自成。張軍在信陽戰敗，轉進安徽。李自成在崇禎十四（1641年）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間，三攻開封（參見開封之戰），五殲官軍主力，攻破襄陽，並在汝州之戰中全殲孫傳庭主力：破潼關，入西安，盡占秦、隴全境及晉西山區，並收編大部三邊官軍。 此時，張獻忠亦已攻下漢陽、武昌。戰略形勢發生質變，農民軍開始轉入戰略進攻。 崇禎十七（1644年）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後，即向北京進軍。 二月入山西，僅在寧武一戰，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師城下。 十七日，官軍三大營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監開門獻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檢自縊，明王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推翻。 張獻忠部亦於當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權。 南下抗清 參見：忠貞營、夔東十三家、聯寇抗清 李自成進京後，面臨的形勢是如何消滅明朝殘餘勢力，其中力量最強的是盤踞在山海關的寧遠總兵吳三桂。吳三桂本待歸降大順，崇禎十七（1644年）四月初，忽聞大順軍在北京逮捕明勛戚大臣嚴刑追贓助餉及自身家眷被拘的消息後，擊走唐通，部署防禦，並向關外清軍乞兵。與清軍聯合鎮壓起義軍。 四月，李自成親率大軍攻打吳三桂，在山海關激戰（參見山海關之戰）。在滿漢軍隊聯合進攻下，李自成失敗，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稱帝，建國大順，次日退出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後，有計劃地實施戰略退卻，將北京城劫掠一空，經山西平陽、韓城進入西安。 清軍在順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兩路進攻西安，次年正月潼關失守，李自成從西安經襄陽進入武昌。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由陝南入川，攻打大西軍，張獻忠於次年七月撤離成都，北上與清軍作戰，十一月犧牲在鳳凰山（今四川南溪縣北）。 面對清軍的南下，大順軍餘部出現在抗清鬥爭最前線。李自成於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戰死於九宮山後，他的餘部分為二支，一路由郝搖旗、袁宗第、李來亨等領導，活動在洞庭湖一帶及湖北興山地區；另一路由李過、高一功領導，活動在湘鄂贛地區。與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明湖北巡撫堵胤錫聯合抗清。 張獻忠陣亡後，以其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為主的大西軍餘部自順治四年（1647年）應黔國公沐天波之約入滇平定土司叛亂；大西軍餘部占據滇黔二省全境，川省一部。 1652年永曆政權接受孫可望和李定國聯合抗清的建議，定都安龍府。不久，以大西軍餘部為主體的明軍對清軍展開了全面反擊。 起義失敗 雖然農民軍和南明政權聯合一起抗清，但是南明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互相攻訐，農民軍也倍受排擠打擊，不能團結對敵，這就給了清軍以喘息之機。 順治六年（1649年），清軍南下，何騰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後在長沙被殺。次年清軍重新占領湖廣，其他剛剛收復的失地也相繼丟掉。明軍在四川、湖南、福建三個戰場上沒能擴大戰果，陷入了與清軍相持的局面。順治十三年（1656年），孫可望秘謀篡位，引發了南明內訌，李定國擁永曆帝至雲南，次年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孫可望降清後，西南軍事情報盡供清廷，滇黔虛實盡為清軍所知。清軍集中兵力鎮壓農民軍，順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軍下昆明，占據云南，永曆帝逃亡緬甸，二月，吳三桂及趙布泰、尚善等率清軍與李定國部戰於滇西磨盤山。這實際上已標誌着南明滅亡，此時南明在中國境內已無任何立足點。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永曆帝與其子朱慈煊被吳三桂絞殺於昆明；李定國在真臘得知永曆帝死訊，亦憂憤而死。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夔東十三家抗清失敗，李來亨全家自焚，明朝在大陸的抵抗結束，明末農民軍餘部完全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