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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拓芜（1928年9月22日－2018年6月29日），本名张时雄，安徽泾县人。台湾作家。著《代马输卒手记》一系列等脍炙人口的大兵作品。这书是张先生写他在二战时的小兵日常经历，文字用的非常粗浅，并不咬文嚼字，就像是有人坐著你面前说著他的经历给你听一样的文体，这类的书应该比较不像文学，应说是一种报导文学。张拓芜跟柏杨的传记，总让人感到灾难怎没完没了的……。 民国十七年，他出生在安徽泾县后山乡一户小康农家，念过小学、私塾，但母亲早逝，后母对他不好，不让他去念，当时正逢日本侵华，读了二年私塾后，离家去油坊当学徒，却又饱受凌虐，天天被打得混身是血，竟致耳朵半聋。当时当学徒他们都说是“学乖”的，那是一份看你不爽可以揍你的工作，且没有薪水，张先生说他一年的酬劳是24斤犒肉。犒肉大概是一般的猪肉，那个犒字，大概是薪水的意思。 十四岁那年，一个远亲看他可怜，就带他去游击队当娃娃兵。不到十个月，游击队被打散了，一个老兵带他去投靠中央军（后来的国军）。当时的张拓芜又瘦又小，一度被拒收，幸而连长知道他念过几年书，终于收留他。张拓芜说，当时一个连三百多人，只有三个半的官兵识字，他是其中那半个，勉强会抄会写。就那样，他展开了将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 张拓芜最出名的经历就是“代马输卒”；没有当过兵的人大多不知那四个字的意思。原来军队养有军马，拉大炮、军粮等重物，但因当时国军腐败，从上到下把马的饲料贪污光了，马没东西吃全被活活饿死，只好编了几十个兵，代替马来扛炮、拉炮，负责运输任务；衣服上绣的名牌就是“代马输卒”四字。天底下有这个名号的兵种，也真是空前绝后，偏偏被张拓芜给遇上了。 在战场上过著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活著的日子，张拓芜在军队待久了，也混成了老油条，那个单位待不好、吃不饱，他就“开小差”，逃到别的单位去顶缺。别人觉得逃兵是丢脸的事，张拓芜可不觉得，特别是民国三十八年撤来台湾后，军队内部更乱，缺兵严重，张拓芜“伺机而动”，到处跳槽。他颇自豪的说：“我是全中华民国最会开小差的兵，算算总共有十一次之多。” 最妙的是，逃兵补缺有时要顶别人的名字，久而久之，逃到一个新单位，长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总迟疑著说：“我现在还不知道。”长官问他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就说：“反正补上谁，就叫谁的名字嘛。”本名张时雄的他，就连现在的名字张拓芜，也是长官帮他翻字典取的。 张拓芜说，来台湾后，他喜欢剪报、看杂志，特别是字数少的诗比较好读，自己也开始尝试写诗。没想到第一次投稿，就登上了新生报的“战士园地”，得到稿费十五元；当时他的月薪也才十二元。虽然稿费被班长拗去做加菜金，张拓芜经此鼓励更勤于创作；他自己笑说，其实不为什么，“就是为了赚稿费。” 从民国四十年到六十年之间，张拓芜用“沈甸”为笔名，发表了很多现代诗作，民国六十一年并出过一本诗集“五月狩”，曾为他拿下国军文艺金像奖短诗第二名，诗作也入选过《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之部。因此结交了楚戈、辛郁、赵玉明等诗坛好友，号称“林口四人帮”，时常聚会饮酒吟诗；也终于摆脱大兵被官欺的苦日子，进入广播电台写心战稿，一路干到46岁中尉退伍。 张拓芜这一生最大的劫难是中风瘫痪。民国六十二年他从军中退伍，四处找不到工作，儿子才两岁，微薄的退休俸还不够付房租，他只好白天开计程车，晚上熬夜写稿。后来经好友介绍要进军友社编刊物，却在报到前一天中风，左半边瘫痪，昏迷了十一天，好不容易捡回半条命。张先生内人江桂香女士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张拓芜中风后,江桂香即不理,连自己的幼儿也不顾，外出帮佣的钱,也从不补贴家用， 因此这场婚姻并不和睦，维持十五年就以离婚收场。 处在人生的最低潮，张拓芜幸得好友们慷慨解囊才得以度过难关，并在他们的鼓励下，拖著左残的身子，在闷热的违章建筑里，用只有三只脚的书桌开始写他前半生的故事。民国六十四年，“代马输卒”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因为文字朴实，笑中带泪，广受读者好评。远在西班牙的女作家三毛，看了张拓芜的书很感动，就在联副发表一篇“张拓芜的传奇”，如此称道：“这是一个小人物对生命真诚坦白的描述，在他的文章里，没有怨恨，没有偏激，有的只是老老实实、温柔惇厚的平静和安详。他用笔记下了那整个时代的见证。他笔下的生活，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写出来过的世界。……” 三毛的文章见报后，“代马输卒手记”开始大卖，张拓芜终于逐渐摆脱贫穷的困境。他说，原来根本不认识三毛，还以为是个男的。后来三毛返台定居，与张拓芜结为忘年之交，以兄妹相称；张拓芜的新家落成，三毛送床送冰箱，有空就到“后山居”品尝老兵的厨艺。三毛后来自杀，张拓芜悲恸不已，至今仍对三毛十分感念；家里还有一幅三毛年轻时的画作，早已价值不菲，但张拓芜强调，只要他还在，绝不会卖掉。 “代马输卒”后来又陆续出了续记、馀记、补记、外记总共五本，奠定张拓芜台湾大兵文学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后来还分别以“坎坷岁月”、“我家有个浑小子”获得中山文艺奖与国家文艺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