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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思想不仅覆盖整个军事领域，而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密切相关，因此军事思想涉及的问题很多。军事思想的基本问题包括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学科体系、基本特征以及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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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指军事思想构成的基本要素，大体可分为军事哲学和军事实践基本指导原则两个层次。前者主要包括战争观和军事方法论等；后者主要包括战略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军队建设思想和国防思想等。 战争观是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态度。包括对战争起源和消亡、战争本质、战争性质、战争根源、战争目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以及战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观点。战争观是军事思想的核心，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以战争为中心的军事问题提供基本理论依据。

战略思想

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表现为战争与国防的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战略思想产生于战争和国防实践，它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地理等诸因素的分析判断，科学预测战争的发生与发展，制定战略方针、战略原则和战略计划，筹划战争准备，拟定指导战争实施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战略思想是制定国家军事政策的主要依据，是运用军事力量支持和配合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重要保障。它既指导战时，也指导平时；既指导军事力量的使用，也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既指导准备与实行战争，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指导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战略思想正确与否，决定战争的胜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

作战指导

作战指导思想是关于作战指导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表现为作战的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作战是敌对双方打击或抗击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各种类型、形式、样式的武装对抗。作战是军事活动的核心内容，是达成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其结果对作战双方的命运产生直接影响。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作战行动的根本目的。作战指导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目的，根据不同的作战类型、作战形式、作战样式，科学运用作战力量及时间、空间等作战要素，对作战行动给予指挥和引导，以达成预期的作战目的。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作战胜利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军队建设

军队建设思想是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表现为军队建设的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和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从事军事活动的主要力量。军队建设是为组建军队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进行的军事、政治、后勤和装备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改进武器装备、优化军队结构、完善体制编制、发展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人才、健全军事法规、加强军事管理、提高保障能力等内容，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军队建设思想是制定军队建设指导方针和原则的主要依据，对各项军队建设实践具有先导作用。军队建设思想正确与否，对军队建设的质量和效益产生决定性影响，进而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安危。

国防思想

国防思想是关于国防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表现为国防建设和斗争的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国防伴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其他方面活动。国防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发展的安全保障。国防建设是为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其主体是武装力量建设，尤其是常备军的建设。国防思想是制定国防战略和国防政策、建立和完善国防体制的基本依据，是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保障。国防思想正确与否，关系到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全局的成败。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知识门类，下设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辩证法，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和外国军事思想4个学科。随着军事实践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全面推进，人们对战争和国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观点不断涌现，军事思想的知识范围不断扩大，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现代中国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的最新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继毛泽东军事思想之后，又产生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成为中国军事发展历程中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结晶。《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根据军事思想的最新发展和军事实践的迫切需要，将军事思想门类的学科设置为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军事哲学、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和外国军事思想8个学科。各学科的主要内容是：马恩列斯军事理论学科，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战争、国防和军队等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毛泽东军事思想学科，包括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国防建设等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科，包括邓小平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等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科，包括江泽民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等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科，包括胡锦涛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等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军事哲学学科，包括战争观、军事运动、军事规律、军事实践、军事认识、军事方法论，以及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和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军事哲学思想等；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学科，包括先秦至1949年以前中国历代王朝、政治集团、主要学派、著名军事将帅、军事思想家等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思想和观点等；外国军事思想学科，包括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及著名军事将帅、军事理论家等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思想和观点等。军事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军事实践的基础之上。任何军事思想都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及军事实践的发展相联系，并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及民族传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性、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继承性和创造性等方面。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防是政治的体现，战争和国防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军事思想作为对战争和国防等军事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必然反映一定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和根本利益，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尤其是军事思想中的战争观和战略指导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等，都直接反映不同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对战争本质与规律等问题的不同认识，探讨战争和国防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基本途径，为运用战争和国防等军事手段维护各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提供理论指导。与其他思想相比，军事思想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又指导新的军事实践，并在军事实践中得到检验。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或者是自身的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或者是从间接的军事实践经验中抽象提炼，或者兼而有之。军事实践的成功，离不开正确军事思想的指导。军事思想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须经过军事实践的检验。军事实践是检验军事思想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随着军事实践的不断发展，军事思想得到新的发展。任何军事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物质生产水平，特别是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水平。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军事的发展，因而也制约着人们对战争和国防等军事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古代军事思想是在使用冷兵器和早期火器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则是与广泛使用热兵器和机械化武器装备分不开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变革，也会导致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化，进而赋予军事思想新的时代特征。各民族、国家所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影响战争和国防等军事活动，使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带有一定的民族和地域色彩。岛国、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在国防发展战略与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就存在较大差异，带有各自地理环境的特色。民族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风格等，对军事思想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有一定影响。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具有崇尚道义与和平、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注重战略谋划和以智取胜的民族特征。军事思想是军事实践的产物，又是在批判地继承已有军事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凡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军事思想，除揭示本时代、本民族、本阶级军事活动的特殊规律外，还反映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这部分内容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这就使后人可以继承前人的军事思想财富，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有益的军事思想成果。 军事思想发展史表明，重视并善于继承前人优秀的军事思想成果，借鉴和汲取异域军事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促进自身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军事思想以军事实践活动为基础，但它并不是军事实践活动在人的大脑中的简单再现，而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军事实践活动的能动反映。军事领域作为以竞争和对抗为基本特征的领域，是最需要创新精神的领域。未来的军事实践，不可能是以往军事实践的简单重复。产生于以往军事实践中的军事思想，不可能完全适应未来军事实践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军事思想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不断发展的军事实践中探索并概括出新的思想。不断创新是军事思想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之所在。军事思想在军事科学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由于军事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军事思想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尤为重要，甚至对军事实践的成败具有某种决定性影响。 军事思想是军事科学的综合性基础理论，其职责和功能主要是揭示军事本质及其一般规律，探索军事的新领域，创造新的军事原理和原则，为解决军事领域的各种实际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军事科学的其他学科着重探索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特殊规律，寻求解决各自领域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是军事思想的具体应用，是军事科学基础理论的延伸和深化。军事科学的其他学科只有以正确的军事思想为指导，才能正确反映各自领域的特殊规律，才能对各自领域内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军事思想是军事实践的能动的反映，是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并揭示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因而对军事实践具有宏观的和根本的指导作用。 军事思想对军事领域的规律反映得越深刻、越正确，它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越大。正确反映军事本质及其规律的军事思想一旦被成功地运用于军事实践，就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交战双方物质条件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拥有先进军事思想的一方，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即使一方的力量相对较弱，但拥有先进的军事思想，也常常能够以弱胜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得彻底胜利，就是明证。相反，如果军事思想保守落后，即使拥有相对优势的兵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可能在战争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溃败和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其作战指导思想落后于战争实践是重要原因。战争实践证明，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军事思想正确与否，决定着战争的成败。没有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即使具备取得战争胜利的有利客观条件，也难以把胜利的可能变成现实；有了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就可以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少犯错误，多打胜仗。 军事思想的作用不限于军事领域。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许多重要规律，总结的许多重要原理，提出的许多重要原则，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科技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军事思想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实践的发展，人类思维能力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军事思想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 古代军事思想是在冷兵器时代、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军事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经历了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晚期漫长的历史过程。以金属兵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军事革命，促进了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前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远古时代，伴随着战争和战争准备活动的出现，人们开始了对战争等军事问题的思考，军事思想开始萌芽。由于那时人类社会还普遍处于蒙昧状态，人们最初往往把战争发生和胜负的原因归结为“天意”“神旨”等。中国上古时代传说的黄帝、炎帝、蚩尤部落间的战争，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关于“秩序”之神战胜“混沌”之魔的传说，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特别是进入奴隶制社会后，战争逐渐成为民族、国家、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应运而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思维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与提高了的认识能力相结合，使人们对战争和国防问题的认识开始接近客观实际，一些军事思想观念和范畴开始产生，标志着军事思想初步形成。中国在春秋以前已出现了专门的军事文献《军政》《军志》，在《尚书》《周易》《诗经》等古代典籍中也包含一些军事思想。从这些史籍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建军、作战等问题的某些规律性认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争霸战争、兼并战争、统一战争频繁、激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冶金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第一次军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作战手段日益增多，新的军种、兵种相继出现。丰富的军事实践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不仅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中国先秦时期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代表了世界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被誉为“兵学圣典”。以《孙子》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主张“慎战”；指出战争有“义”与“不义”的性质之分，肯定正义战争；认为“道”“德”“仁”等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明确提出战争“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论观点；主张通过综合比较敌对双方各项要素的优劣来预测战争胜负；提出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指导思想；总结出知彼知己、因形用权、以众击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作战指导原则；概括并辩证阐释了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主张耕战结合，富国强兵，居安思危；强调教戒为先，严明法度，令文齐武，兵权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等。这些思想观点，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深刻地揭示了一系列带普遍性的军事规律，论述了驾驭战争克敌制胜的许多基本原理和原则，对后来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2000多年间，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军事技术进步和军事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内容更加丰富并强调实用。汉代的《淮南子・兵略训》《黄石公三略》，西晋的《战略》，唐代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宋代的《武经总要》，明代的《筹海图编》《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志》等，是这些时期的代表性兵书。《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和《通典》《读史方舆纪要》等著述中也包括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蒙哥、拖雷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军事行政权与军事指挥权相互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为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实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枝、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唐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 在世界其他国家，军事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较早、程度较高的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获得显著发展。从史书记载的古希腊底比斯军事统帅埃帕米农达、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迦太基军事统帅汉尼拔，古罗马军事改革家马略、奴隶起义军领袖斯巴达克等人的军事实践活动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军事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等书中，都反映出古代欧洲一些国家的军事思想。其重要观点包括：为赢得战争胜利，必须政治、外交手段和军事打击并用；用兵之道，计谋胜于刀枪；军队的力量在于指挥官和纪律，没有优秀的指挥官将一事无成；统帅的艺术在于根据情况采取行动；战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避免分散兵力，作战指挥的要旨在于选择时机、迅速行动和击敌要害；正确编组战斗队形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前提之一，应考虑参战兵力和地形条件等进行编组；突然出击最能使敌方惊慌失措等。至1世纪，开始出现带有较强理论色彩的军事著作。如古罗马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以及后来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等，论及作战指导、军队训练、谋略运用、部队士气和将帅修养等问题。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欧洲军事思想发展较为缓慢。拜占廷帝国的《将略》，主要论述了战术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N.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强调战争指导的重要性和会战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建立国家的常备军队，在欧洲军事思想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穆罕默德创建的阿拉伯帝国，奉行宗教与军事一体化的治军方针，其继承人欧麦尔一世在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中，以“圣战”为旗帜；奥斯曼帝国皇帝穆罕默德二世实行庞大的兵员数量与先进的军事技术并重、贵族骑兵与平民步兵并重的建军原则；日本颁布的第一部较完备的国家军事法典《大宝军防令》，就兵役、边防和军队的组织、训练、管理及作战，提出若干指导原则，都对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代军事思想是在热兵器战争和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事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发生的两次军事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通过武装斗争争取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指南。近代前期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得到确立、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17～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产业革命，催生了以热兵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军事革命。枪、炮等热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海军进入铁甲舰时代，军队组织结构、体制编制、指挥体制、作战方式、兵役制度、后勤保障等发生巨大变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等一系列新的战争实践，推动了欧美军事思想的变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英国革命战争领导人O.克伦威尔、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英国军事理论家H.劳埃德、俄国大元帅A.V.苏沃洛夫、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G.华盛顿、普鲁士军事理论家A.H.D.von比洛、奥地利军队统帅卡尔大公等，对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均产生过重要影响。近代前期欧洲军事思想变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的拿破仑战争艺术，以及C.von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和A.-H.若米尼所著《战争艺术概论》两部军事理论名著之中。拿破仑一世凭借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社会条件，创立了使用广大民众力量进行战争的崭新作战体系，贯穿着依靠反对封建君主统治的广大民众支持和进行运动性作战的基本思想，在与欧洲大陆君主国反法联盟进行的战争中表现出强大威力。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尝试运用辩证方法从整体上研究战争问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争与政治、战争目的与手段、战争中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论证了战争是充满暴烈性、偶然性、盖然性和各种“阻力”的领域，强调不能把战争艺术变成机械的公式计算，指出集中兵力是首要的战略原则，提出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阐述了民众战争的作用及使用原则等。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对战争艺术的内容体系作了新的划分，论述了战争政策、战略、交战、战术和战争勤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战争指导及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两部著作均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确立。这一时期，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事思想也有较快的发展。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引进欧洲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迅速实现了军事思想的近代化。无产阶级军事思想，作为一种崭新的军事思想体系，也是在近代确立的。 19世纪中后期，K.马克思和F.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次科学地揭示了战争和军队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暴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战争的起源和消亡、战争本质、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科学技术、战争与和平、战争中人和武器的关系，确立了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原则，创立了关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军队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集中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等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诞生，实现了人类军事思想的历史性飞跃，为研究和解决军事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竞相利用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崭新物质技术手段，加紧研制和生产飞机、坦克、潜艇等新型武器，建立空军、装甲兵、潜艇部队等新的军种、兵种，由此引发第三次军事革命。在此期间，鼓吹对外扩张的各种军事思想大量出现。德国首相O.von俾斯麦宣称，德国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只能通过“铁与血”的手段解决。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公开宣布朝鲜和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寻找借口。美国的A.T.马汉提出海权论，主张通过夺取制海权控制世界，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海军建设和海洋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军事家A.von施利芬制定了“施利芬计划”，提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为达到战争目的不惜践踏国际法等侵略扩张理论，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实施战争指导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愈演愈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类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检验了战前的各种军事理论，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纷纷以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等机械化兵器大量装备军队，并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军事思想。英国H.J.麦金德提出“大陆心脏说”，认为谁控制了东欧和中亚，谁就能控制世界。德国纳粹地缘政治学家K.豪斯霍弗尔把这一学说加以利用和发展，为A.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制造舆论。E.鲁登道夫提出系统的“总体战”理论，强调动员国家一切力量、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战争。意大利的G.杜黑、英国的H.M.特伦查德、美国的W.米切尔等人，认为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有决定性作用，主张建立并优先发展独立的空军。英国的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法国的C.戴高乐和德国的H.古德里安等人，认为现代战争中的决定性制胜手段是高度装甲化机械化的机动突击力量。为此，古德里安提出“闪击战”理论，戴高乐主张把小型职业军队作为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利德尔・哈特还提出“间接路线”战略，认为在战争指导上应尽量采取迂回打击的方式。上述思想观点，反映出在军事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条件下军队建设和作战理论发展的某些趋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并有所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规模的空前激烈的机械化战争。交战双方大量使用坦克、装甲车、飞机、火炮、航空母舰和潜艇等机械化武器装备，并首次使用雷达、火箭、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和技术，出现了诸军种、兵种大规模合同作战、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潜艇战与反潜战、航母编队作战、空袭与反空袭作战、空降与反空降作战及战略性的游击战等一系列新的作战类型和形式。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变化对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战略和战略联盟思想、大兵团作战思想、战役和合同战术思想、游击战争思想及军种、兵种建设思想等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20世纪初期，V.I.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根源，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和暴力革命的态度，创立了关于战争与革命、武装起义和建设工农红军、实行全民战争等学说。列宁逝世后，J.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红军和国防建设及卫国战争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阐述了决定战争命运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战略与策略等问题，制定了苏联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全面建立起苏联军事思想体系。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集中反映在《列宁军事文集》《斯大林军事文集》等著作中。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领导革命战争和国防与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思想武器。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在一系列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遭到失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兵学受到西方军事思想的严重冲击。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富国强兵，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认识到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装备的重要性，在“器利兵精”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兴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引进、仿造西式的枪炮、战舰，编练军队。70年代后，面对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方针，采取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取得了收复新疆战争的重大胜利，建立了以北洋海军为主的近代海军。1888年清政府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反映了近代军事思想对海军建设的积极影响。 中国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确立了全面变革军制的思想，按照西法编练新军，发展近代军事教育。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思想开始在军事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晚清时期的军事思想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刻烙印，未能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近代化。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进而成为群众的武力的建军思想，并仿效苏联红军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阐述了精神与物质并重、政治与军事相辅、国防与民生兼顾、外交与武力配合、以实业为基础加强国防建设的思想，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从1927年到1949年，蒋介石在当权期间曾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军队近代化建设，在抗日战争中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整个军事思想的实质是把军队近代化与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把军队作为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最终在人民革命战争中被彻底击败。蒋百里、杨杰等军事理论家，在《国防论》和《国防新论》等著作中，对战争和国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27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集中全党全军的智慧，广泛汲取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完整地论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系统地创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科学回答了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特殊规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及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其丰富性和系统性前所未有，是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对世界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代军事思想是在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军事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导弹与核武器为代表的新一代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频繁发生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军事革命的出现等，促进了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军事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双方在核威慑背景下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核武器技术与火箭技术和制导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核导弹系列，成为威胁全人类生存的毁灭性武器，使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阴云中。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曾认为，核战争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样式，导弹（火箭）核武器决定现代战争的命运。核战争理论成为双方制定防务政策、战略方针和建军原则的基本依据。拥有核武器的各军事大国都制定了以核战略为核心的军事战略。 冷战初期，美国凭借在核武器方面的垄断和绝对优势地位，奉行“核武器制胜”理论和“大规模报复战略”，主张压缩陆军，发展空军、海军，大量装备核武器，准备与苏联打全面核战争。苏联在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后，针锋相对地提出准备全面打赢核战争的“火箭核战略”，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场全面的火箭核大战，主要作战方式是火箭核突击，把军队建设的重点放在发展火箭核武器、建设战略火箭军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逐步取得对美国的大体均势，美、苏双方军事思想都进行了相应调整，核威慑论成为主流。美国先后采取“灵活反应战略”和“现实威慑战略”，相继提出有限战争理论及特种战争理论，在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和准备打全面核战争的同时，主张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打赢核威慑条件下不同规模和强度的常规战争的需要。苏联也修改前一阶段把全面的火箭核大战视为唯一战争样式的理论，提出了协调发展各种军事力量和准备打常规战争的方针。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奉行以“重振美国军威”为目标的“新灵活反应战略”，实施拦截战略导弹的“星球大战”计划，谋求对苏联的压倒性战略优势，并进一步发展了有限战争理论，提出“低强度冲突”理论和“空地一体战”理论。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把防止一切战争作为根本性任务，提出“合理足够”的建军指导思想，把“非进攻性防御”当作军事行动的基本类型。美、苏尽管对核武器和核战争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有过一些变化，但都始终把核军备与核威慑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此期间，英国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法国主张发展独立、有效的核力量，奉行“有限核威慑”战略。 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美国的B.布罗迪、H.A.基辛格、J.卡特等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军政要人，都认为在核时代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继续。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在曲折中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爆发全面核战争的威胁减少，核武器主要作为一种威慑手段而存在。与此同时，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即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军事革命。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推动下，现代战争呈现出灵敏、及时、准确的侦察定位，快速反应和机动，中远程精确打击和陆、海、空、天、网络电磁五维一体联合作战等新的特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实践表明，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正在成为体系对体系、系统对系统的整体力量的较量。新军事革命的发生和战争形态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战争理论成为现代军事思想的新的主题，集中体现为着重探索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客观规律及指导原则，探索信息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及原则。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重视以武器装备智能化为标志的军队信息化建设，重视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和航天力量的建设，重视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美国提出，新军事革命是用信息化取代机械化，未来战争是信息时代战争，要加速军事革命的步伐，推进军事转型，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美国在坚持核威慑战略的同时，大力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利用高技术优势，确立了以“主宰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为基本原则的联合作战理论，提出进行信息作战、机动作战、指挥与控制作战、精确作战、全维作战、非对称作战、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基于效果作战以及空海一体战等新的作战设想和理论。 在《2020年联合构想》中，美国明确提出，未来的联合部队要获得以信息优势为核心的“全谱优势”，即在所有军事行动中美军都能击败任何对手并控制局势。俄罗斯联邦继1994年的“现实遏制”战略后，2002年提出“以核遏制为依托的战略机动性”原则，强调有权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兵力兵器抗击和制止对俄罗斯及其盟国的侵略，要具备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对外部威胁和恐怖主义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张超前发展信息武器系统，力求提高国家应付未来战争的信息作战能力。德国提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要采取“全方位防御”的军事战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预防危机和冲突，并着眼于未来战争的需要加强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法国在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中主张“全方位防御”，强调继续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大力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提高部队远程投送能力。英国认为信息作战是新军事革命的核心，主张在保持最低限度核威慑能力的同时，大力开展数字化部队建设，提高信息作战、联合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日本认为信息战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军队战斗力的首要因素，掌握信息优势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在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与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同时，强调加强以信息战能力为中心的作战能力建设。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点向信息化方向转型，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毛泽东确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强调对付外敌入侵要实行全民皆兵，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传统，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确立了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战略目标，要求建立一支诸军种、兵种合成的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加强民兵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发展现代国防科学技术尤其是以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为代表的尖端技术，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加强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发展中国现代的军事科学。 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是新中国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反对外来侵略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军事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邓小平深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新特点及其影响，对现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应当实行战略性转变，确立了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在增强国力的基础上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原则，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重申中国仍然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明确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军队建设总目标，指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中心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要提高军队建设的正规化水平，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业，并对军队各方面的建设和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问题，是新时期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深入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对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来的挑战，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发展大局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确立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强调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军队建设全局；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路子；强调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在改革；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军事领域的生动展开，科学回答了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是新世纪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强调要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围绕“三个确保”时代课题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深入持久地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持不懈地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实现武器装备的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可持续发展；加紧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抓不放；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紧紧依靠人民办国防。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展开，科学回答了如何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问题，是新形势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要坚持以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要贯彻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建军方略，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要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军事篇”，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21世纪初期，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跨入信息时代，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方向转变，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重视通过创新军事理论，牵引和指导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军事思想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新军事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正在改变世界军事领域的整体面貌。对这一革命的研究，尤其是对其方向、重点，以及给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来的影响等课题的研究，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显著特色。中国军事思想界除了研究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走向及基本规律外，还将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基本特点、基本规律、指导原则及具体举措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新军事革命的核心是信息化，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含义、主要特征、指导原则、基本战法、作战指挥、战争动员以及信息化军队的建设等问题，将成为各国军事思想界关注与探索的重点。随着对信息化战争基本理论和作战指导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的新理论、新观点、新原则也将出现。未来的军事思想，将会更明显地打上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印记，信息化战争理论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理论将成为未来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加速发展，军事领域的面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而导致军事思想的创新速度呈现明显加快的趋势。由于客观情况的迅速变化，一些重要的军事观念和指导原则不像以往那样长时间基本稳定不变。与此同时，新的军事观念和指导原则又随着军事实践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涌现，并迅速运用于军事实践，在军事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也使得发生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军事实践，很快成为可供世界范围共享的信息资源，迅速对各国军事思想产生影响。人们对军事思想研究的日益重视及新方法、新手段在研究过程中的广泛应用，缩短了军事思想从指导军事实践到反馈效果、进一步修改完善以至创新，再用于指导新的军事实践的过程，从而推动了军事思想的加速发展。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军事思想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联系更加紧密。首先，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更加迅速地改变了军事领域的面貌，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变化，从而更快地导致军队建设和战争指导思想的变革。每当有一批更先进的武器被用于战场并占据主导地位时，都会很快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其次，建立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虚拟实践，如作战模拟等，正在成为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产生的重要来源。信息战思想就首先产生于美军的作战实验室，随后再组建相应部队进行论证。第三，在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思想对科学技术特别是武器装备的发展具有理论牵引作用。人们已经可以根据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样式的预测，来确定今后军事装备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从“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什么军队打什么仗”变成“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建什么军队”。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及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军事思想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将更加丰富新颖。军事思想研究不仅日益引起各国军方的高度重视，而且将吸引更多的民间人士积极参与。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国际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将被更广泛地引入军事思想研究领域，多角度地研究和回答军事领域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新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问题。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计算机技术、模型方法等现代科技手段将更多地运用于军事思想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将通过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研讨方法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增大军事思想创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军事思想创新成果将更多地通过法规形式得到物化，更加充分地发挥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是先进军事思想成功应用于军事实践的结果。信息化时代，军事思想对军事实践的先导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在虚拟未来的电脑网络空间世界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武器装备及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对未来军队和战场进行超前设计，提出适度超前的军事思想；也可以通过军事演习、试验、模拟等方式，创造近似实战的条件，检验和论证新的军事思想，创造指导未来战争的理论。“有什么理论打什么仗”，将在信息化时代成为活生生的事实。面对新军事革命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划指导战争全局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略，创新军事思想，以适应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更需要充分发挥军事思想的先导作用，用创新的思想理论指导创新的实践，以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