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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炯 (1905—1996）又名侯翼如，上海市金山縣人，土壤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歷任原西南農業大學（西南大學前身之一）教授、博士生導師、名譽校長。長期從事土壤地理、土壤分類和土壤肥力的研究及教學工作。他提出用土壤粘韌曲線作為判斷土壤肥力的方法。60年代末提出「土壤肥力的生理性」的觀點，後發展成土壤肥力的「生物熱力學」觀點。他長期深入農村，運用他的觀點研究「水田自然免耕」技術獲得成功，已在全國十多個省市推廣，增產效果顯著。為發展中國土壤科學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中文名侯光炯別名侯翼如國籍中國出生地江蘇省（金山縣）今屬上海出生日期 1905年5月7日逝世日期 1996年11月4日職業土壤學家畢業院校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農化系主要成就「水田自然免耕」技術等代表作品《土壤之鹽基代換作用》等目錄 1 人物簡介 2 人生歷程 3 學術成果 4 學生時代 5 樹立理想 6 土壤研究 7 主要貢獻 8 評價 9 長寧情緣 10 主要論著

人物簡介編輯侯光炯（1905—1996），又名侯翼如，上海市金山縣人，土壤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歷任原西南農業大學（西南大學前身之一）教授、博士生導師、名譽校長。侯光炯是中國及世界著名土壤科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一級教授、英國皇家學會資深會員，原西南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西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中國土壤科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畢生致力於創建和發展土壤科學理論，在常年深入農村生產第一線的過程中，開拓性地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土壤肥力理論和研究方法，開創自然免耕理論和技術研究的先河；為培養土壤科學人才、促進土壤科學理論轉化為生產力，他嘔心瀝血，奮鬥終生，在國內外享有極高的聲譽 [1] 。

人生歷程編輯 1905年5月7日出生在江蘇省金山縣（今屬上海市）呂巷鎮的一個中醫家庭。

1919年，考入江蘇南通甲種農業學校。 1928年畢業於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農化系。 1928年在北平農業大學農化系畢業留校任校圖書館館員、農學系助教； 1931年至1935年受聘於前中央地質調查所任土壤研究室調查員、土壤研究室副主任； 1935年出席在英國牛津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土壤學會議，作為第一位中國人在第三屆國際土壤學會上宣讀了《中國水稻土剖面形態與肥力的關係》的論文，首次提出了「水稻土」這一特殊的土類名稱和水稻土形成「三育」（即淹育、瀦育、潛育）特徵，後來逐漸為世界各國土壤學者接受。 1937年赴美學習歸國。 1937年前中央地質調查所任土壤研究室主任、主任技師，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所遷來重慶北碚，繼續從事土壤及土壤肥力研究； 1942年至1946年兼任重慶大學、前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川北大學教授。1946年後先後在四川大學、西南農科所土壤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重慶土壤研究室工作。 1946年至1952年先後任四川大學、重慶大學、川北大學教授，兼任四川農業改進所土壤肥料系主任； 1948年起任國立西北農學院教授

侯光炯院士生前科研活動集錦(6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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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至1953年兩次率領師生赴雲南西雙版納等地，完成國家橡膠宜林地考察規劃，並實現了橡膠種植北移的世界性突破作出了貢獻，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任中科院生物地理學部常務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晉升一級教授、當選為中國農業科學院學部委員會委員、任中國科學院重慶土壤研究室主任，並出席匈牙利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土壤學會，連續三年完成長江上游水土保持的土壤概查；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晉升一級教授。1985年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1989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並獲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 1957年至1958年兼任重慶市科聯主席； 1958年起任西南農學院土壤農化系主任，兼任四川省科協副主席、重慶市中蘇友協委員； 1958年至1963年連續六年獲重慶市先進工作者，1958年還被評為重慶市百面紅旗之一； 1960年獲全國文教群英會先進工作者； 1964年出席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第八屆國際土壤學會議； 1972年任西南農學院教育革命組副組長； 1973年至1980年在四川簡陽縣農村長期從事土壤科學和農業高產研究，總結農民經驗，創立了一整套農業土壤研究方法，提出了「土壤生理性」、「土壤肥力生物熱力學」等農業土壤的新概念和新觀點。1978年「土壤肥力生物熱力學」研究成果獲全國科學大會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獎； [3] 1980年至1996年10月，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在四川長寧縣農村長達十七年繼續從事土壤和農業高產研究。 [3] 他在農業綜合研究的基礎上，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自然免耕研究所，並用土壤肥力生物熱力學理論，先後完成了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機理與技術的研究，兩項研究技術在南方已十四個省區大面積推廣，增產糧食數億公斤，為土壤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作出了突出貢獻。此間，曾五次被四川省、重慶市和學校黨委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兩次被農業部和學校評為優秀教師。水田自然免耕研究獲四川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及全國科技進步三等獎；1985年獲中華全國總工會「優秀教育工作者」稱號、並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1989年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90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四川省自然科學界精神文明標兵」，由省委組織部、省農牧廳、省人事廳、省科委、省教委、省科協聯合下發了「關於向侯光炯同志學習的決定」，同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由四川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有重大貢獻科技工作者」稱號，並獲重獎10萬元，1994年九十高齡的侯光炯教授赴墨西哥出席了第十五屆國際土壤學會議。 1952年——1996年，兼任過原西南農業大學校黨委委員、校工會主席、科研部主任、學報總編輯，中國科學院土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顧問、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顧問組成員、西南區和四川省土壤普查顧問組組長、四川省科技顧問團第一、二屆副團長、四川省科學技術委員會農業組成員。在學術團體中擔任過中國土壤學會副理事長和榮譽理事、中國土壤肥料研究學會榮譽理事長、四川省土壤學會理事長和榮譽理事長、四川省農學會榮譽理事長、重慶市土壤學會理事長等職務 [1] 。 1990年獲四川省「自然科學界精神文明標兵」，1992年獲「四川省有重大貢獻科技工作者」稱號。侯光炯教授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五、六、七屆代表，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四屆委員。

學術成果編輯侯光炯教授是我國土壤科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為創建和發展中國的土壤科學理論，取得了一系列開創性研究成果，他和同事、助手們合作，撰寫了各類論著及學術論文，主編出版我國第一本農業土壤專著《中國農業土壤學概論》，還主編出版《土壤學》（南方本）等五本專著，公開發表的論文達140餘篇（冊）。 1978年，他提出的「土壤肥力生物熱力學」理論，榮獲中國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1979年，侯光炯教授開始研究「自然免耕技術」，這項技術在全國13個省、市推廣面積達4000多萬畝，平均增產幅度達15%左右，是一項開拓性的科技成果，獲1986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1987年全國科技進步三等獎。 1986年，他撰寫的《中國水土保持應走自然免耕的道路》一文，榮獲四川省科協優秀學術論文獎。侯光炯先生是我國現代土壤科學研究和農業教育的先驅，他把一生獻給了我國的土壤科學研究和農業教育事業。侯老去世前，專門捐出12萬元，獎勵在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西藏等六省市（自治區）從事農業科技和農業教育工作的個人和集體。

學生時代編輯侯光炯，又名侯翼如，1905年5月7日出生在江蘇省金山縣（今屬上海市）呂巷鎮的一個中醫家庭。4歲時，父親被惡霸逼死，在他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創傷。11歲時母親又不幸去世。1919年，他考入江蘇南通甲種農業學校，學習成績常列全班第一。由於家境貧寒，被迫中途輟學。後經人介紹給該校教師王善干任助手，白天同工人一起勞動，進行棉花栽培試驗，晚上跟美國女教師學習英語。由於他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兩年後免試進入南通大學農科。翌年，考入北京農業大學（1927年8月改名京師大學校農科，1928年7月改名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化學系，學習成績均名列前茅。課餘經常給報紙和雜誌撰稿，換取微薄稿費以維持生計。

樹立理想編輯學習期間，他經常到學校附近農村接觸農民，了解到由於土壤鹽鹼化，農業生產產量極低，農民生活十分貧困，使他感到，要改變國家的貧窮落後面貌，必須依靠科學，發展農業，並決心以土壤科學作為他的主攻方向。 1928年6月畢業後，侯光炯經過短期失業，經人介紹回北平大學農學院任圖書館管理員，不久改任助教。在校期間，他深受陳宰均教授的教益。陳宰均諄諄教導他不能只從外國文獻中尋找研究課題，關在實驗室中進行試驗研究，而應走向祖國大地，開展土壤調查，研究和發展中國的土壤科學；鼓勵侯光炯不要害怕體質孱弱不能勝任野外考察工作，而應加強鍛煉，增強體質。他還幫助侯光炯修改論文，提高寫作論文的能力和水平。

土壤研究編輯 1931年，經虞宏正教授推薦，進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在該所的土壤研究室和美國專家一起工作。1934年侯光炯任該室副主任，1937年晉升為主任。為了查清我國的土壤資源，他歷盡艱辛，和同事們一起開展了大面積的土壤調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寫出了《河北省定縣土壤調查報告》、《中國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四川重慶區土壤概述》及《甘肅省東南部黃土之分布利用與管理》等論文。大量的實踐使他牢固地樹立了土壤科學必須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信念。 1935年，侯光炯作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的代表和鄧植儀、張乃鳳一起代表中國出席了在英國牛津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土壤學大會，並宣讀論文，首次對水稻土的發生、層次形態劃分，特別是水稻土層次形態與生產力的關係，作了科學論述。會上還展出了，各種水稻土標本，系統地展示了中國水稻土的研究成果，受到與會科學家的重視。會後，侯光炯得到蘇、美、德、法、英、意、匈、荷蘭、瑞典等10多個國家的代表的邀請和中華教育基金會的資助，去各國進行訪問和合作研究。侯光炯帶着「中國土壤與歐美土壤有什麼不同」的問題在外國進行了3年考察和研究。在瑞典寫出了《土壤膠體兩性活動規律》論文，在蘇聯寫了《紅壤成分與茶葉品質的關係》論文。抗日戰爭期間，受研究條件所限，他的一些有關研究農業土壤方法的創建，竟是在家中進行的。女兒幫助採集標本，妻子幫助試驗。初試成功的「土壤粘韌性測定法」可以方便地用於測定土壤礦質膠體的性質，從而受到國內外同行們的重視。

1948年候光炯在四川大學授課後 1946年，侯光炯轉入四川大學任教授，主講土壤肥料學、土壤化學、土壤地理學等課程。他教學認真負責，實行啟發式教學，經常組織學生進行學術討論、野外考察和科學研究。在這期間，與青年教師合作寫了《土壤吸附養分狀況和土壤粘韌性的關係》、《用粘韌曲線鑑定土壤特性》和《粘韌曲線的測定》3篇論文，刊於第四屆國際土壤學大會論文集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侯光炯應邀參加全國首次土壤肥料會議。朱德同志關於「土壤科學必須為農業生產服務」的號召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堅定了他對中國土壤科學的發展要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念。1952年院系調整後，成立了西南農學院，侯光炯任該院教授。為了使土壤科學緊密為農業規劃和農業生產服務，他承擔了雲南橡膠宜林地考察；長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的土壤調查，以及後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土壤普查、西南區農業土壤區劃等任務。在完成這些任務的同時，寫出《中國土壤粘韌性研究》，該文曾在匈牙利全國土壤學會上宣讀，並譯成俄文，轉載入前蘇聯《土壤學》雜誌，引起了國外行家們的共鳴；寫出了《四川盆地內紫色土的分類與分區》，作為在巴黎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土壤學大會的論文；寫出《利用土壤層次評價土壤肥力的研究》論文，並在羅馬尼亞召開的第八屆國際土壤學大會上宣讀。侯光炯認為，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問題必將帶動土壤學科的發展。 1956年，侯光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兼任中國科學院重慶土壤室主任，集中精力研究紫色土，於1960年提出了「農業土壤生理性」的見解。「文化大革命」期間侯光炯雖處困境，長期臥床的妻子又不幸去世，家庭和精神上的遭遇絲毫沒有動搖他繼續研究農業土壤的決心。1973年以來，他深入廣闊農村長達18年之久，在四川簡陽鎮全區和長寧縣相嶺區蹲點，進行土壤科學理論應用的研究，提出了旱地的「大窩栽培」和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術，經大面積推廣，有明顯的增產效果，受到廣大科學工作者的重視和農民的歡迎。 [3] 侯光炯從事農業教育和土壤科學研究幾十年如一日，勤于思考，敢於創新，熱愛祖國、熱愛科學，1955年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曾先後被選為第一、二、三、五、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6年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1989年被授予全國勞動模範光榮稱號，以表彰他為發展中國土壤科學所作的貢獻。

土壤學家。上海金山人。1928年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農化系。西南農業大學教授、自然免耕研究所所長。從事土壤學教學與科研工作達60年之久，在土壤肥力和土壤地理研究方面發現「光肥平衡」日周期變化的事實，從而開闢了土壤膠體熱力學新領域；1986年通過鑑定的水田自然免耕新技術，到1988年底已在南方13省推廣2200多萬畝，增產率在15%以上；為適應土壤肥力研究的需要，創建了土壤膠體物理―土壤粘韌率和粘韌曲線，以及土壤膠體熱力學+聯式pH兩種測定方法，並擬定了土壤肥力分類體系，為制定我國土地利用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1905年5月7日出生於江蘇金山縣（今屬上海）呂巷鎮。 1911年至1917年就讀於金山縣呂巷鎮第三小學。 1917年秋至1922年秋在江蘇南通甲種農校攻讀農科。 1922年秋至1923年夏畢業留校任棉花實驗室技術員。 1923年秋至1924年7月免試升入南通大學農科就讀。 1924年7月至1928年夏轉入北平大學農學院農化系攻讀本科，獲農學士學位。 1928年秋至1931年3月就職於北平大學農學院。 1931年3月至1946年8月到南京，供職於前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先後任調查員、室副主任、主任、主任技師。其間： 1931年3月至1935年6月從事土壤調查、室內分析化驗及水稻土研究。 1935年7月赴英國牛津大學出席第三屆國際土壤學會議。 1935年7月至1937年2月先後到英、荷、德、瑞典、芬、蘇、匈、意、美等國考察或短期合作研究。 1937年2月至1938年7月回到南京前中央地質調查所，主持土壤研究室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隨遷長沙。先後赴浙東、贛中、湘南進行土壤調查。 1938年8月至1940年8月隨所遷重慶北碚，繼續主持土壤研究室工作。 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借調到江西地質調查所籌建土壤室和紅壤改良實驗室。 1941年8月至1942年初回北碚原單位研究四川土壤。 1942年初至1942年冬兼任四川大學和前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之一）土壤學教授。 1943年初至1946年8月回土壤研究室工作，併兼重慶大學、川北大學教授。 1946年8月至1948年任四川農改所技正，兼任四川大學農學院、銘賢學院（山西農業大學前身）教授。1948年起專任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 1948年至1952年12月任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 1952年12月至1996年11月逝世前在西南農業大學任教授，博士導師，先後兼任西南農業大學土化系主任、西南農科所土化系主任、中國科學院重慶土壤研究室主任、四川土壤研究室主任、宜賓自然免耕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1996年任西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其間： 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中國農科院學術委員。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6年6月赴匈牙利出席第六屆國際土壤學會議。 1964年6月赴羅馬利亞出席第八屆國際土壤學會議。 1972年春至1980年春在四川簡陽鎮農村蹲點從事科研及高產試驗、示範、推廣。 1978年至1983年任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土壤研究室主任。 1980年春至1980年秋在宜賓江安縣鐵清鄉蹲點從事科研及高產試驗、示範、推廣工作。 1980年秋至逝世在宜賓長寧縣農村蹲點科研，重點進行自然免耕高產研究、示範和推廣。 1994年4月赴墨西哥出席第十五屆國際土壤學會議，會後順訪美國進行學術交流。 1996年11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2歲。

主要貢獻編輯提出土壤生理性的新觀點侯光炯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實踐認為，靜態的土壤理論無法對土壤與植物的關係作出科學的解釋；也無法將農民長期積累而形成的豐產經驗提高到理論高度去認識。以死體的理論去論述活體的規律將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勞的。侯光炯認為，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歷史體。為了證實他的這一認識，1960年，他組織人力進行了大規模的探索試驗，先後在成都平原灰色水稻土，簡陽、南桐、北碚等地的紫色土上，在一個晝夜周期內，定點定時用野外速測和室內測定的方法研究土壤水、熱、肥、pH、CO2和微生物變化狀況。結果發現，土壤各層次的土性都在不停地發生時變化現象，而且是隨着太陽輻射熱的變化而變化的；不同土壤類型所表現的動態差異與肥力水平有一定的聯繫。侯光炯十分重視這些發現，他以科學事實證實土壤是「活」的歷史體；初步發現了土壤的動態規律。在這些探索性試驗中，侯光炯又發現另一個問題，常規的採集土樣進行室內分析的程序猶如從人體上挖一塊肉進行解剖一樣，是不能反映活體全貌的。對土壤而言，以一次分析結果來估價它的土壤肥力和發展趨勢是不能得到正確的科學結論的。他認為必須對土壤進行原態原位測定。為此，他們研製了有關儀器，在土溫、吸力段的水分測定和反映土壤溶液濃度變化的電導儀自動記錄等方面獲得了初步成果。當然，侯光炯也認識到，改變土壤學的某些傳統觀念，必須在理論上要有所創新。經過日日夜夜的勞動，侯光炯在1960年發表了《農業土壤生理》的論文，正式提出了「土壤生理性」的見解。他認為，土壤生理性是土壤在太陽輻射熱影響下各種理化生物性質發生周期性變化現象的通稱；土壤生理性周期性變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變化是否諧調，決定土壤生產力的高低。 [4] 1970年，侯光炯運用土壤生理性理論解決了重慶歌樂山林場油橄欖青枯病問題取得良好效果。開拓土壤肥力研究的新領域威廉斯的土壤肥力學說認為，土壤肥力是在植物生長的全過程中土壤及時地、不斷地滿足植物水分和養分的能力，而團粒結構則是土壤肥力的基礎。侯光炯在調查了中國許多農業土壤後發現，除黑土、沼澤土、泥炭土等以外，基本上都屬於礦質土，特別是四川盆地紫色土水土流失嚴重，腐殖質很少，團粒結構更少，但仍具有一定的肥力，因而覺得威廉斯的論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為了探索土壤肥力的秘密，儘管土壤科學工作者在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始終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特別是威廉斯本人對土壤肥力的動力、物質基礎、肥力實質和動態規律都沒有明確的結論。侯光炯決心為揭開這個奧秘而拼搏。廣闊的農村和試驗田是侯光炯探索這個問題的場所。他深入到農村，發現農民評定土壤類型的標準主要是熱性土、冷性土的差異，而冷、熱是太陽輻射熱不同所引起的。如果從時間序列上連續觀察土溫和膠體活性，則可洞察出二者之間的聯繫。大量田間測定結果表明，肥沃土壤的土溫和膠體活性的日變化都比較小，瘦土則相反。這個事實啟發了侯光炯：土壤肥力還應當包含土壤自我調節的功能。於是，關於土壤具有生理代謝性和自調力兩大功能的設想產生了。根據這一設想，他把農民的「三看」（看天、看地、看莊稼）經驗上升為土壤肥力的生物熱力學觀點。根據大量測定數據，提出土溫是產生土壤生理功能的唯一動力，太陽輻射熱是土溫最豐富的能源。土壤肥力是土壤水熱肥氣的周期性時變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時變化諧調的程度。肥土諧調性好，瘦土差。所謂諧調性是指土壤能夠穩、勻、足、適地滿足植物水肥氣熱需要的能力。土壤肥力的實質就是土壤生理性。產生這種諧調性的機制是土壤無機——有機——微生物——酶複合膠體體系，這是土壤具有代謝、調節功能的物質基礎。根據上述認識，土壤的研究內容與方法都應隨之而改變。侯光炯認為，在內容上應着重研究膠體活性及活化溫度以及穩、均、足、適的定量指標及諧調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則提出土壤肥力的短期鑑定法和田塊立體土壤圖的結合。以上觀點集中反映在他的《農民群眾的生產鬥爭經驗開闢了發展土壤科學的廣闊道路》的論文中。此文受到許多國外同行的關注，並已譯成日文出版。比利時有關部門還邀請他參加有機肥料會議。此項成果獲得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重大成果獎。提出培育土壤肥力的新途徑「理論來源於實踐，又指導實踐」，是侯光炯從事科學研究的座右銘。他總是千方百計地把土壤肥力觀點應用到實踐中去，以檢驗、修正和豐富他提出的觀點。因此，他不只一次地組織人員到四川盆地典型地區進行農業生產綜合考察，力圖查明該地區阻礙農業生產發展的癥結，找出培肥土壤的良方。考察中他們看到了水土林綜合治理的富饒景象和無林地帶的衰竭情景，又用土壤肥力理論研究了水土林之間的有機聯繫，對比林地和無林地的水熱狀況，從大氣——土壤——植物——人類系統的角度，把農民樸素的實踐經驗進行了理論概括，提出了培肥土壤的新途徑。侯光炯提出的改造環境與改造土體相結合，從根本上解決了土壤培肥問題。改造環境是通過林網化穩定低空大氣層的水熱狀況，通過立體作物種植穩定近地面的水熱狀況；通過田間渠系工程穩定土壤層次的水熱狀況；而土體改造，即腐殖化、浸潤化和細菌化，可以穩定土壤內水肥氣熱的狀況。這樣以區域水熱狀況的穩定為前提，以保證土壤內部水熱狀況的穩定，加上合理的耕作措施，可以實現土壤肥力穩、勻、足、適的要求，以滿足植物生長的需要。這種從生態系統觀點提高土壤肥力的作法，無疑是一種創新。農業生產實踐證明了侯光炯提出的土壤培育途徑的正確性。很多典型地區進行了水土林綜合治理，實現了林茂糧豐的新局面，農業系統抗逆力增強，系統生產力提高，由原來旱澇頻仍，生產歉收，轉化為水肥基本平衡，農業增產增收的新氣象。農業生產實踐使侯光炯土壤肥力觀點不斷趨於完善，其提高土壤肥力的新途徑正在為廣大農民所接受，實際上這也是農業的一項基本建設。為此，他在1979年向四川省有關領導建議，要特別重視土水林綜合治理研究基地建設，受到了重視。制定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術

1984年候光炯在相嶺搞旱地自然免耕研究 1979年，侯光炯到四川省長寧縣相嶺區建立農業綜合研究基點。這裡冬水田面積大，產量低。當地的光熱資源是可以一年三熟的而冬水田卻只能一年一熟。提高冬水田生產力的問題引起了侯光炯的注意。他總結了水稻半旱式栽培和小麥濕板田免耕栽培法的經驗，通過壟作、浸潤、免耕等對比試驗以及增產機理研究，逐步完善了冬水田自然免耕耕作技術。這是人們根據自然土高肥力的生理生態特徵進行人工模擬而成的。在技術關鍵中特別強調連續壟作，連續浸潤，連續免耕和連續植被的配套，具有省工省水，一田多用，增產增值的優點。與冬水田常規耕作法不同，它用重建土壤壟溝生態條件的手段，改變冬水田長期淹水的水熱狀況，改善耕層土壤的生理機能，使水熱肥氣逐步與作物生長需要相諧調，為高產創造了條件，同時加強土壤與植物的抗逆力，減少了冬水田秧苗坐蔸，使作物正常生長，是發揮冬水田生產潛力一個比較可靠的方法。這個方法已在全國13個省市推廣，增產效果顯著。1986年獲四川省科技進步一等獎；1987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目前這項成果正向冬水田綜合開發，多層次利用方向發展，社會、經濟、生態效益日趨顯著。另一方面，水田自然免耕技術將與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及改造土體相結合，為向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農業現代化目標而努力。為農業高產而不斷進取

野外觀察土壤關於土壤科學理論與農業實踐的關係，侯光炯打了一個比喻，他認為土壤肥力理論是靈魂，高產是肉體，只有靈魂附在肉體上才有生命力。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土壤科學必須為農業生產服務的觀點。雖然30年代時在一起工作的美國專家堅持主張土壤歸土壤，農業歸農業，但是侯光炯仍然根據他自己的認識行事，顯示出科學家應有的本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侯光炯堅持從生產中找課題，並將研究成果回到生產中去接受檢驗。他所進行的各項研究課題，無一不是緊緊與農業生產相聯繫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侯光炯堅持在為生產服務過程中發展土壤科學。他認為脫離農業生產研究土壤，就無法掌握土壤的演變，預告土壤的歸宿，就難以窺測土壤的奧秘。從這種認識出發，他不是為土壤而研究土壤，而是為農業生產而研究、考察土壤的變化和發展。從1973年起，他已在農村深入研究了18個寒暑。中共四川省委、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以及西南農學院（西南大學前身之一）領導考慮到他年邁體弱，勸他回到學校從事培養青年人才的工作。他總是婉言謝絕，還幽默地說「高樓大廈是不會產生土壤科學的」。仍堅持在農業生產第一線。土壤科學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五省一高」（省水、省肥、省種、省工、省藥和高產），水田自然免耕技術就是實現「五省一高」的典型實踐。侯光炯反對以大水大肥的手段獲取高產的作法，提倡培養土壤自調能力。這一獨到的見解，正在不斷完善，並逐步得到實現。侯光炯除了教學和科研工作外，還十分關心國家的農業科學發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議，有的已經付諸實施。侯光炯為了實現土壤科學為農業豐產服務的理想，幾十年如一日地勤奮工作，顯示了一個科學家的高貴品質。1976年他劇烈胃痛，醫生診斷為「胃體小彎後壁潰瘍型癌」，需要立即動手術搶救。侯光炯堅決不同意，給黨組織寫信說：「我的工作時間已經不長了，農業土壤學有許多事需要我做……我不怕疾病惡化而死，只怕不能為黨為人民工作了……我絕不能犧牲最後一點為人民服務的機會。」病情剛有所好轉，又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侯光炯在政治上要求是高標準，在生活要求上則是低標準的，顯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品德。50年代，他拒收國家給每位學部委員每月100元的補貼經費；60年代將8000元稿費除交黨費外全部交給學校；70年代將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資交了黨費。 1990年5月，在四川各界為慶祝侯光炯從事教學科研60周年及85歲壽辰的集會上，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四川省人事廳、四川省教育委員會、四川省農牧廳、四川省科學技術委員會和四川省科學技術協會聯合作出「關於向侯光炯同志學習的決定」。這是黨、政府和人民對他數十年的忘我工作和取得的卓越成績的最高獎賞。創建中國農業土壤學侯光炯早年立志科學救國，投身農業科學。「土生萬物」使他愛上了土壤科學，那時，中國土壤研究剛起步，主要靠外國專家。一開始侯光炯搞土壤地理，和外國專家一起或獨自進行了考察，先後發表了大同、哈爾濱、南昌、渭河流域及中國北部、西北部、江蘇東部等地區的土壤調查報告。在調查中侯光炯深感土壤科學理論基礎薄弱，技術性差，脫離農業生產。於是他獨闢蹊徑，走自己的路，着手水稻土壤的研究。 1935年，他在第三屆國際土壤學會議上以嫻熟地道的美語向世界各國與會代表宣讀了自己的研究論文《江西南昌地區瀦育性紅壤水稻土肥力初步研究》，首次提出「水稻土」這一特殊的土類名稱和水稻土形成的「三育」（即淹育、瀦育、潛育）特徵，引起了與會學者的重視。其觀點為各國土壤學者認可和採納。會後，侯光炯應邀去歐美八國考察或短期研究。侯光炯深感適應機械化的歐美土壤學不符合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自然農業生產的國情。回國後堅定地走中國自己的土壤科學發展之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侯光炯從調查總結農民經驗着手，開展水稻土、紅壤、黃土、紫色土等多種土類的耕作土壤研究，同時開拓理化研究方法和把土壤與作物生長緊密聯繫起來的「土、植並析」工作，創造出土壤粘韌曲線的測定，寫出了《土壤粘韌率與粘韌曲線》等三篇論文，被收入《第四屆國際土壤學會論文集》，前蘇聯和匈牙利等國也相繼轉載。五十年代，侯光炯接受國家任務，帶領師生赴雲南邊陲，完成西雙版納橡膠宜林的考察規劃，創造橡膠種植史上的奇蹟，實現橡膠北移的世界性突破作出了重要貢獻。五、六十年代，侯光炯常帶領師生和中國科學院重慶土壤研究室的科技人員，深入農業生產第一線，開展土壤肥力和農業土壤研究，從農民「看天、看地、看莊稼，定管理措施」中，發現土壤水、熱、肥、氣隨太陽輻射熱周期性變化規律和在土、植並析中發現這種變化與植物生長間存在不同程度的協調關係，從而提出「土壤生理性」的觀點。同期還創立了「PH八聯」、「立體土壤圖」、「土壤肥力短期堅定法」等新的研究方法。七十年代，在農村蹲點進行高產示範試驗推廣，同時繼續土壤研究，將「土壤肥力生理性」發展為「土壤肥力生物熱力學理論」。並以此理論作指導，主編完成了我國第一本農業土壤學專著《中國農業土壤概論》。八、九十年代，繼續在農村蹲點，從事水土保持、防災減災和高產研究、示範、推廣工作，並側重「土壤肥力生物熱力學理論」的應用技術——「水田自然免耕技術」的研究。這種免耕與歐美免耕迥然不同，也破除了我國精耕細作傳統，實行連續壟作、連續免耕、連續植被、連續浸潤，以保持土壤水、熱、肥、氣與作物生長需要間的協調，從而獲得高產、穩產，進而發展為大面積「生態治洪、免耕治土」的一整套技術。該項目正在推廣中。侯光炯在土壤地理、土壤分析分區、土壤物理化學、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及生態農業等學科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技術上都有很多新的發現和創造，尤其在創建中國農業土壤學科和堅持土壤科學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方面，為三高農業持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嚴謹治學，教書育人

侯光炯自幼學習刻苦，勤思好問，平時謹言慎行，一心撲在學習上，在校學習期間一直品學皆優，外語功底紮實，受到嘉獎。侯光炯知識廣博，學術造詣精深，但他卻從不滿足，一天也沒有放棄對知識的學習和對國內外最新科技動態的了解。他的每一篇論文，每一部專著，在寫作過程中，都是字斟句酌，反覆推敲。例如：他在編寫《中國農業土壤論文集》一書的《中國農業土壤分類系》時，竟反覆修改達14次之多。儘管侯光炯英語很好，但他的英文論著常常都要請專業英語教師審查，唯恐有疏漏。在教學上，無論是擔任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還是農業領導幹部，農業技術員及農民技術培訓班的教學，他都堅持因材施教和啟發式教學，着重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在野外考察時，要求學生做到邊行、邊觀察、邊記錄、邊思考。當某一成土因素髮生變化時，都要進行土壤剖面觀察、討論。每天野外工作結束後，還要組織學生對當天的學習心得進行交流評講，並做好日記。在科學研究上，他始終堅持土壤科學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方向，發揚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堅定不移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正確道路。他不僅注意將最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傳授給學生，還十分重視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經常教育學生愛黨、愛人民、學農愛農、處處為農民、為農業生產着想，言傳身教、教書育人。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必須聯繫實際選題和開展試驗研究，還要求研究生們經常向他匯報試驗情況，並及時給予指導。為了培養研究生的觀察能力和深入實踐的作風，他常常親自帶領學生深入田間，聯繫實際，分析和解決生產問題。他要求學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有一次，為了按時趕回學校給研究生授課，81歲高齡的他徹夜趕路，終於準時站在了講台上，學生們深受教育。不僅如此，他愛生如子。學生家庭鬧矛盾，他親自做工作；學生生病，他自己拿錢抓藥買飯送到學生寢室。在學生眼裡，侯老既是一位嚴師，又是一位慈母。

評價編輯報國之志，效國之行年少時期，家父的義舉、國家的落後、人民的貧窮、列強的橫行，在侯光炯幼小的心田裡就播下了報國的種子，就讀南通甲種農校的選擇又使他走上了從農報國的征途。他一投身土壤科學，即徒步考察了大半個中國，填補了我國在一些地區土壤資源調查的空白；作為第一個登上國際土壤學術講壇的中國人，他令世人對中國刮目相看。而會後赴歐美考察，使他深深認識到：歐美土壤研究方法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抱着走中國自己的土壤科學研究之路的決心，他謝絕外國專家的挽留；為了表示他對西方社會種族歧視的強烈不滿和科技強國的赤誠之心，他脫西裝，剃成光頭，重新穿上中國人的藍步長袍，毅然回返，報效祖國。 1950年，在第一次全國土肥工作上，朱德總司令的講話，使他倍受鼓舞，深感把自己的土壤科學知識獻給祖國和人民的夙願可以實現了。從此，他以高昂的革命熱情戰鬥在農業教育和土壤研究戰線上，夜以繼日，忘我工作。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他率領師生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橡膠宜林地的考察；五、六十年代，在完成繁重教學任務的同時，他還為滿足國民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了大量地域性的土壤、區劃工作及高產經驗總結和土壤科學的理論研究。文化大革命後，為了更好地從我國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中汲取營養，發展土壤科學，用科學促進農業生產發展，長期紮根農村，一去就是20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侯老，以他的赤膽忠心和輝煌的業績譜寫了一曲以土壤科學強國富民的宏偉篇章。淡泊名利，無私奉獻侯光炯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上作出了卓越貢獻，黨和人民給予了他很多的榮譽，他卻把自己應得的榮譽視為「欠人民的債」。他說：「得到的越多，欠人民的債就越多，債是要還的，我這輩子，人民給我的太多了，只有拼上老命才還得清啊」。為了「向人民多還一點債」，他工作起來總是夜以繼日地拚命干，在他的時間表上，從來沒有節假日和星期天。候老不僅從不向組織伸手，即使政策規定範圍內的待遇，他也經常謝絕。五十年代他擔任中科院學部委員，按規定每月補助考察費100元，他一次也未領取。1956年，學校在工資定級時給他評為一等，他立即向領導寫信，要求降低等級。在困難時期，中央提出降低黨內高薪人員工資時，他立即響應。文革期間，他僅留下微薄的生活費，其餘都交了黨費。 1989年，侯光炯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按規定提了兩級工資，他每月除留下369元外，餘下的錢和所得稿費作設立「土壤青年科學獎勵基金」。1992年，獲四川省委、省政府科技重獎10萬元，他也是用於科研和獎勵基金。隨着國家經濟的發展，他的工資、津貼也不斷增加，但他仍然保持過去的生活標準，生活簡樸得難以令人置信。而對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困難，他總是慷慨解囊。幾十年來，受到過侯老救濟、幫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清。侯光炯同志的一生正像全國政協副主席楊汝岱同志1990年題贈給他的那樣：「侯光炯同志一生從事土壤科學研究，長年深入農村實際，猶如土壤一樣，年復一年為人民作出了無私的奉獻。」

長寧情緣編輯緣起

著名教授侯光炯院士早在1935年就斐聲國際土壤學界，是我國農業土壤學的先驅、奠基人，我國科學界、教育界的雙棲巨星，一代宗師，學界楷模。他的光輝一生、高尚品格、學術成就早已為眾多名家所寫，世人傳頌。本文謹記下他老人家在長寧17年的一些事跡，以表竹鄉人民對他永久的思念。結緣長寧17年侯老一生深愛土地、深愛農村、摯愛農民。老人家的一生，都在為農業、農村、農民操心、忙碌、奉獻。將大女兒一家送的糖果倒掉裝泥土回家的故事早已傳為佳話。 1980年秋天，侯老看上了長寧縣土壤具有多樣性的特點，便到相嶺區（今竹海鎮）設立科研點，重點從事自然免耕高產研究、示範和推廣，並取得了巨大成就。與長寧結緣17年，老人家把他生命的最後光輝和全部的愛奉獻給了這片美麗的土地和他深愛的人民。 [5] 這其實是他首創的土壤肥力生物熱力學理論的生產應用研究階段。如果說從30年代到60年代的基礎研究以及80年代以前的理論研究完成了我國土壤學理論的沉澱和積累的話，這17年則是侯老將他獨創的土壤學理論用於指導生產實踐，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噴發期，從某種意義上講，比創立一種理論體系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