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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装（Chinese tunic suit）是孙中山先生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式学生服装（诘襟服）与中式服装的特点， 设计出的一种立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世人称为中山装。
1929年4月，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为法定制服。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山装成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的正式服装。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国家领导人在出席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2016年2月29日，民革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中山装起源发展
一种说法是孙中山在日本活动期间委托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返上海后于1916年命荣昌祥裁缝王才运依图生产。《申报》1927年4月20日第17版有一则软广告《中山装之盛销》：“南京路新世界对面荣昌祥，为制造中山装之首创家，手工既能讲究，式样又极准确，现应潮流之趋势，欲求普及起见……”。该说法的另一支流则说，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到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英国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纽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 。
另一种说法是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表示，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最终请裁缝黄隆生帮助一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孙氏广东人，广东人向来视南洋为第二故乡，南洋企领文装与广东便服十分近似，因此产生一种广东版的中山装比较靠谱。《北洋画报》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有一篇妙观的《中山装之起源》谈到：“曰：‘昔先总理在粤就大元帅职后，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正检阅行筐中，得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称之曰中山装，至今式样已略有变更，非复先总理初时所服者矣。’云云......其说当不虚也. ”
第三种说法是中山装源于学生装。初期的学生装多仿效日本学生装，而日本学生装用的是日本海军装，日本海军装是学的欧洲军装。孙中山在日本多年，喜欢穿日本学生装。故1926年11月，《良友》画报出《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时，刊登的孙中山照片的介绍就径说：“先生喜服学生装，今人咸称为中山装。”《申报》1926年5月5日第21版消息《三友实业社职员改装》：“其服制分甲乙二种，甲为中山装，即学生装，乙为世界装。”甚至在一些重大时政新闻中，也作如是观。《申报》1928年7月19日第8版《蒋昨续在北大讲演》：“今日九时半，蒋学生装到北大对各界讲演，听众千余，首讲打倒军阀……”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穿的当然是最正宗的中山装，可是报章也直书其为学生装.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地方便服。源出中国说再分广东便服说及宁波服便服说。两者均认为孙中山从中国地方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成。《中华文化习俗辞典》折衷南洋华侨说及中国说如下：“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於衞生，便於动作，易於经济，壮於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1]
中山装发展
1928年3月，国民党内政部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次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
1929年4月，国民政府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制服用中山装。”就此，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
1935年，南京特别市政府规定“办公时间内一律穿着制服”，严厉“取缔奇装异服”，穿中山装，且质料“必须国货”。随后，江西省政府颁布《江西省公务员制服办法》，中山装成为全体公务员的统一着装，而且规定“制服质料，以本省土布或国货布匹为限”，“春秋两季灰色冬季藏青色”。同年，河南省政府规定，学校“男教职员，应一律着中山装”。
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从此，中山装正式成为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规定：“学校教职员服中山装为原则，但颜色式样须一律”；同时，学生也必须穿中山装，学生服装式样：“衣裤中山装”。为进一步引导规范人们的服装，国民政府又规定集团结婚的礼服为中山装。随着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集团结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中山装作为婚礼礼服，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强。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的《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第五条规定：“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不少地方的集团结婚也有此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得建国前存在的大部分服装种类逐渐从中国社会消失。在这个贫穷而节俭的年代，中山装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治要求，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中山装成为他们的正式服装，从而被称为“中山装时代”，这是中山装全社会普及的最高潮 .
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装和其他时装逐渐开始流行。虽然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朝鲜的领导人在出席国内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胡锦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徐利明、盛小云建议：应明确中山装为中国人的“正装”以体现“文化自信”，同时建议将中山装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
2016年2月29日，民革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中山装制作工艺
中山装的样式大约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基本成型，其基本形制是：立翻领、四个有笔架形袋盖的贴袋、袋盖上有纽扣， 前门襟有七粒纽扣、袖口有三粒扣、背部有腰带和开衩。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山装虽然在款式上有个别的变动，但总体变动不大，主要的改动就是把七粒扣改为五粒扣：后背取消腰带、开衩；上口袋有褶裥式的贴袋改为平贴袋。这些改变在20世纪三十年代完成后，中山装的形制基木稳定下来。中山装款式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局部变化，整体不变，并且由繁到简，结构更加清晰，线条简练滑顺 。[2]
中山装做工
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
中山装面料
对于面料的选用也有些不同，作为礼服用的中山装面料宜选用纯毛华达呢、驼丝锦、麦尔登、海军呢等。这些面料的特点是质地厚实，手感丰满，呢面平滑，光泽柔和，与中山装的款式风格相得益彰，使服装更显得沉稳庄重 ，而作为便服用的面料，可选择相对较灵活，可用棉布、卡其、华达呢、化纤织物以及混纺毛织物。
中山装色彩
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 稍微收敛，衣服后片比前片加长一些，袖简稍稍提起，更显伟岸。这款衣服设计出来以后，毛泽东非常满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并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从那以后，只要在重大场合，毛泽东总是穿着这款中山装，国外就把这种改进的中山装称为“毛式中山装”。
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 。
中山装对于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文化与情感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促成了中国传统袍式服装向西方短式服装的转型，改变了中国人“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服饰习惯，也改变了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习惯与实用标准。中山装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服装而流行全国，而且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装而深受国人喜爱。中山装是爱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满足了近代中国人意欲表达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鸣，这是中山装能够流行的真正社会思想基础。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是既体现民族性、又体现现代性的服装。与此同时，它成为国民的认同方式以及体现群体意识的符号，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正因为如此，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相同步，而其内在民族主义特性与孙中山符号一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山装因此流行于民国时期。 中山装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中山装做为中国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它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