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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民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的银行管理机构。

历史沿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32年2月1日于江西省瑞金市叶坪成立。1935年10月,银行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同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将银行名称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简称西北分行),时任中央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行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7月,随中共中央迁至保安;1937年1月,再迁至延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名义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拨出专款,按原貌异地修复国家银行沙洲坝新屋家旧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史陈列馆。[1]

简介

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行址就设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

第一任行长为毛泽民。其业务包括分行、支行、兑换处等。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另外还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还有一项代理国家金库的特殊使命。每逢部队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要派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

成立与运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余种。如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刻不容缓。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但临时中央政府既不提供场地,也不配备设施,只给了他五个编制。毛泽民知难而进,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账和勤务等职员,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

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 1932年3月下旬,红一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漳州距离厦门仅50多公里,红军占领漳州期间,银行从厦门采购回了一批货币印刷材料,苏维埃货币发行得以顺利展开。 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二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矿生产,促进对外贸易。公债的发行,充裕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直接支援了反“围剿”的革命战争,而且增加了生产贷款额,支持了根据地进出口贸易。


根据苏维埃国家银行先后制定和颁布的《定期放款暂行规定》《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银行的贷款发放对象涵盖农业、工业、粮食调剂、合作社、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不仅发展了苏区经济,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苏区经济,改善了农工生活。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5种纸币共65.61万元。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所发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

国家银行和各分行所发行的纸币都属于兑现纸币,这些纸币可以与银元、银角自由兑换,例如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上面,就印有“凭票即付银元一元”等字样。 随着业务扩大和职能逐步齐全,国家银行总行机构于1932年冬天达到最大规模,行长之下设总务、业务两处,总务处下设文书科、券务科和管理科,业务处下设会计科、营业科和出纳科。在这期间,国家银行分别在福建、江西设立分行,在福建白砂、南阳、江西瑞金等地设立兑换处4个,在各县苏维埃政府、各红军经理机关设立了数十个代兑处。 [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