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记或符号（89）程默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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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记或符号》是中国当代作家程默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胎记或符号
四堵白墙，一顶好看的琉璃瓦，构成了老家的新居。暖洋洋的阳光投射在上面，把艰难的日子涂抹成甜蜜的亮色，新日子每天都从上面开始。一扇朱红的大门打开了立体的平面，鲜明的远山近景在没有好心情或者视力不佳的主人看来却近似虚无，我的母亲显然属于后者。视线从打开的大门向远处穿越，高大的绿、星星点点的黄或红点缀其间，颇似巨幅的水彩画铺呈在面前，作者就是大自然——这些只是一个个能移动的场景，将生活中的那些琐碎的细节都隐去了。生活是运动的，倘若我们移动一步，景致就不是这样子了，就像树梢间的叶片吧，表面看上去都是相同的。我习惯了这种沉默，虽然有点寡淡，但骨子里却是安宁的。许多我们没有想到过的东西甚至顾及不到的东西，往往就在眼皮底下发生，使得它在日复一日地变化着。譬如一棵大树，砍伐了虽不可惜，但没有了它，意义是不一样的，稍微大的树都砍伐了，新栽的小树什么时候能成气候，这是谁也说不准的。意识一旦滑坡，偶然就成了必然。
为了方便母亲，我在厕所后面辟了一块畦地，一排一米见高的黄杨，被我用斑竹拦腰扎成了一堵篱笆。篱笆边上，一颗遗落的丝瓜籽，跟着时光行走，拽出了一截瘦长的藤蔓，拼着命地展叶，从而将自己与杂草们区别了开来。它攀上黄杨的顶端喝风饮露，无所事事时，便和风儿玩起裸舞的游戏。说实话，我没有看到它破土，所以没有留意它的存在，直到上次回家，才招来了我的在意。背手穿梭在畦地间，我是一名不称职的农夫，因为手边差了一把锄草的锄头。回家拿来一把，我小心地将丝瓜根部的杂草拔去了，然后给松了筛子大小的一块土面，权当给了这个野孩子一个合理的身份。看着它面黄肌瘦的样子，我索性扛来掏粪便用的长柄木舀子，给它浇了最紧要的农家肥。我虽无法触摸它的情感，也无法感知它是否有着人类一样的答谢之心，但我知道，这个野孩子肯定是幸福的，藤蔓再怎么跟着时日向前，却始终绕不过节令，丢几个甚或一路的丝瓜，是我希望于它的应有的交代。眼下，这株丝瓜的生长是它努力要完成的作业，走到生命的终点时才是另外的一篇，必有的答案，模糊了对与错的界线。对于畦地里种出的蔬菜而言，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微是等值且相互渗透的。大地是万物的子宫，应时萌发应时开花应时结实都是正常运行着的，除却大棚。大地把到来的一切毫不犹豫地送给我们，完成使命后，自然又统统收走——土的普遍生长了土的神奇，土的沉寂又遮蔽了结实的荣耀。一颗成熟了的种子，在应时的时节总会听到土的提醒：“是你萌发的时候了”，加上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能呼喊的生命自然齐刷刷地走在了春天的阵容里，地气启动，根儿赶路，春天便奔跑了起来。
村庄外围，两座简陋的石桥日夜缄默着，像母亲的背脊拱卧在小河上，度过了时间也架设着此地与彼地。小河则牛肠子一般迂回，流水缓缓地折去了，水草顺着流向倒伏，周边的水田伺机种出了禾稼。栽种的忙碌与辛苦，采收的劳累与喜悦，唱和着那首古风，拖沓着平仄一次次地从古老的石桥上走过。石桥不语，沉默，是它唯一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进出的村民，归栏的耕牛，响着鸣笛的车辆和摩托车一次次地热闹着，石桥将这一切刻在心里，并给予了极大的宽容。村里人外出，过了石桥才算是上了路，几声没有嗫嚅出口的叮咛、不断翕动的嘴唇以及暗涌在眼眶里的热泪，早让石桥窥破了心思，离别的氛围凝重了流水声，凝重了已知和未知的情感跨度，把一切的恩恩怨怨留待思念的日夜慢慢咀嚼，慢慢反刍。若是有红白喜事需要从石桥上经过，落入水中的悠然倒影，便是一帧帧底片，沉默的石桥记住了那些幸福甜蜜的一刻，也冲淡过生离死别的愁怀，徒留喇叭唢呐的呜咽声在小村里回荡。时间是一剂良药，失去亲人的锐痛在这里慢慢缓减。时空的绵长永恒与光阴的稍纵即逝，凝固如桥身，那些载不动的愁，容不下的恨，写不尽的悔，却落在水面上，它们在这里比试、荡涤，最终随着流水远走了他乡……
石桥依然是石桥，它完成的是老祖宗建造时赋予的意义——过渡。两岸的麦子水稻，包括那些荣枯的花草树木，都睡在摇篮里，葳蕤在哺育下。石桥提供给我们进出上的方便，没有多少人去感念，像那牢固的桥基，扎根在淤泥里，让人容易忽略，并且视之为正常。
就这方天地而言，一切的物象在静悄悄地延续、嬗递；但对一个人来说，家园是他寻求庇护时的一件胎衣。
2
念想
在老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搭建的土坯砖瓦屋，村庄中仅剩一家了，它像一位上了年岁的病人，已经奄奄一息。宿命如此，谁也无法改变。6年前，我在新建三间砖瓦房时，本想拆除它，但母亲说，那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大的一件念想。我理解母亲说的念想是什么意思，以及央求留下念想的原因——老屋是我们兄妹四人成长途中的一所驿站，镌刻了我们清贫而幸福的时光，包括那些渐行渐远的逸事。老屋我们是用不上了，但可以放坛坛罐罐、柴禾农具，或者堆放废旧物品什么的，我想。
母亲患有较为严重的眼疾，串不了邻居的门。每次回家，我都发现母亲在老屋里转悠，不时地说一些没头没尾的话。倾诉的对象大约是父亲，似乎父亲就住在老屋里，她进去只是作作伴，说说话。由此，我想起台湾诗人夏宇的那首《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设若母亲说的那些话是一种咀嚼和反刍，那么“腌”的具体成分，是打理眼下只身生活的艰难与困惑？是儿子儿媳包括孙辈们不在身边的孤寂与落寞？是那刻骨的单思？是时间也不能泯灭的爱恋？还是半路夫妻的憾恨？抑或那劳燕双飞时有人嘘寒问暖而今该享清福了却独自吞咽的失落与迷惘？……想到这些，我不由噙泪暗泣——在乡下，挑水养鱼是青年一辈的生计，留守的老人啊，你们的幸福与风光建立在煎熬与“心”苦之上！就诗再说诗吧，“影子”是之前所能记起的一切，那“盐”是不是“时间”与“岁月”？“腌”加深“影子”失去的内在矛盾，也便颠覆了“影子”，颠覆了“时间”，情感的经脉与韧性在“腌”中保存、绵长，回忆便如“下酒”，在“红泥小火炉，绿蚁新焙酒”的砸吧中，得到变形般的回味——这是母亲在老屋里转悠、自说自话，放弃对我们的要求而“呼吸”下去的动力？
生命如此之重，三间摇摇欲坠的老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托举了起来。
在乐器中，我曾钟爱口琴，但凡我会唱的歌曲，在口琴上试吹几次，便能像模像样地吹奏出来。外出打工前，我将它放在老家的书桌屉里，如今，它“跑”到了母亲的床头前——这是母亲留恋我吹奏时的时光（我曾居家代教12年），还是我丢给母亲的一件念想？我没有听到母亲吹奏口琴，但我肯定母亲吹奏过，但愿那些发出好听声音的两排心眼，没有堵死，但愿母亲能将岁月的辅音捡拾起来，找回一些快乐的旋律。因为音乐是舞者，是牵着时光向前的精灵。
“村庄是一个人的归宿”，艾略特这样说过。
“远处家乡的那扇门开了/ 在风中一开一合”，沈天鸿先生有着这样的[[[]领悟]]。
走进老家，我听到了母亲睡眠的酣畅，也听到了安眠者的呼吸——父亲就躺在西山的墓冢里，一年一度，我们都会去那里举行祭扫，收获心头的安逸、儿女应尽的孝道。土地几份潮润，几份熟稔，几份亲切，也有几份疏远——这是阴间与阳间的差别。父亲去世后，我不得不将活生生的人与一堆黄土联系起来，甚至认定这就是宿命。父亲从我幼年、少年的荒野掠过，1982年的某一天却住进了这里，成了“黄土镇”的永久居民。纯属机缘凑巧，他的老伴及一群儿女却居住在阳世一个叫“黄墩镇”的土地上讨活，冥冥中，那墓冢是我们一家人的念想。我躺下来，身下的枯草，可是父亲铺就的一张毛毯？我又能否在上面掂量生命的重与轻？ ——每一个来到世间的人，都是这样借着泥土的质朴与憨厚的品格生存下来，而最终，又将自己化成一抔泥土，回归大地。
完全衰老后，我也会躺进泥土里，且只是墓群中的某一冢。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自己走进墓冢的具体时间，但我将会微笑着将母亲安放在父亲的墓冢旁，让他们重新结成亲密的伙伴。
当我再次凝视亲手搭建的砖瓦房时，我却这样想道：它是我留给自己暮年的一件念想吗？我们会如母亲那般咀嚼、反刍且会用“盐”悉心“腌”制？……
3
打捞
很多东西消失了，我曾目睹了它们的消亡，这一过程显得那么顺其自然且欣欣然。乡下有点年头的老房子，现在是很难找出一两间了。我家的老房子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由父亲一手操持并搭建起来的，在我的记忆里，它显得古朴生动，轮廓有致，属于“茅檐低小，坡上青青草”的那种。可就是那四间不大的老宅子，烙给了我太多的记忆。“毛主席语录”、“破除四旧，大立四新”等一些时兴的标语，至今我仍能熟稔地记起书写在哪一面的土坯墙上，还有我和同伴们用柴火灰里扒出来的碳棒画的一些涂鸦作品，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几十年了，那些“作品”还刻在我的心里，现在想起它，我感觉自己正在努力做出一种打捞的姿势，打捞那些早已不存在的东西，包括被我们视为谈资和笑料的人和事，俨然不知道这个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的。
门前那口用来储存生活垃圾及生活废水的窨井，屋檐前挂在土坯墙上的一串串玉米棒和少许的红辣椒……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改变丝毫的生气。如今，我只能坐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环境中感受它们的存在。把记忆的阀门打开，一任怀旧的思绪飞翔，我便有了一种置身其中的幻觉：骑在父亲的肩头上手持一只透明的玻璃瓶，围着土坯房前的场院捕捉萤火虫，然后挂进蚊帐中，让那星星点点的萤光照亮童年的梦；入夜了，由父亲或母亲哄着躺在放置在塘坝上的竹榻上纳凉，母亲手中的那把用布条沿了边的蒲扇，让我怀疑它是否属于父亲所讲的“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蒲扇之列，要不，父母亲只是轻轻一摇，怎么就那般栩栩生风，格外凉爽呢？……这些都是现在的孩子所不曾亲历感受并能享受到的福了。在一前一后两个固定的时空里显得那样恍若隔世,并且有种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的味道，这种心境下，消亡和打捞的对峙状态便成了概念外延上互为反义的那种。
那是一种分布很广却大同小异的普遍的民居，我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在“建设新农村”的座标系中，那一间间简陋的土坯墙盖上瓦脊的栖身之所，在八九十年代开始了大扫荡般的拆除，它们在那个年代的存在却具有普遍的意义，使生活过的人儿容易挥去记忆却不能轻易磨灭它们：一窝窝麻雀在屋檐下早出晚归，掏下的鸟蛋煮熟了不时地被摆上餐桌；一窝窝老鼠们夜间翻箱倒柜地折腾、觅食，鬼鬼祟祟的样子令人厌恶透顶，“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穿老三”的衣服上，多少被母亲们用差不多颜色的布块纳住了几个被老鼠们咬开的窟窿；那掉了灰渣冻空了像筛子的土坯墙上，一到春暖花开，用小棒子掏，用小口的瓶体罩着，准能逮住一些土蜂——这样一个蜂鼠与人类同居的土坯房，又有谁敢轻言放弃？在那里，你能随时闻到蕴藏在窨井中的臭味尿臊味，（每到栽秧时节才将它们掘取出搬运到田中，那可是极好的农家肥。）以及食物的馊味、动物的体膻味，但就是这样的农舍，仍能激起远出家门的游子以怀念的遐想。
奶奶是农事播种上的活黄历，是庄子里的治家高手，也是贮存和腌制食品包括纺纱织布在内的能手。至今，她仍活在熟知她的村邻们的口中，活在她传下的经验里。就在那四间极其普通的农舍里，奶奶迈动着梭子小脚，守护我们的同时，也耗尽了她的心血。可当时，又有谁想过那么不起眼的作为历史产物的农舍，我们的父辈怎样在里面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生儿育女？就像村前的那株老枫树，由幼株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接受一年一度二十四个节气的不断抽打，为鸟儿们遮阳挡雨，为它们提供筑垒巢穴的安全地带；或者挂上一个马蜂窝，令孩童们不敢贸然攀爬。在这样的农舍里，我们姊妹四人上演过多少喜剧闹剧，没有人会记得清。事过多年，待我们有能力有条件重新盖上几间楼房为止，但那里是我们永远的家……
消亡遵循的是在前进中淘汰旧事物，而打捞则是把无形的精神和生活意蕴搬进内心。
我们是农舍里孵出的鸟，农舍是我们心灵的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