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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的业余爱好竟是逛青楼'''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不少。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ref>[https://www.gugong.net/yeshi/15456.html 古代文人的 业余爱好竟是逛青楼 故宫历史网i] </ref>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
==金陵腿上逞欧书==
唐代还有一篇着名的小说叫《游仙窟》。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时，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
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
《[[游仙窟]]》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挑逗，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才华横溢，艳而不俗，色而不淫。
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也极力诗化之，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发出“人生聚散，知复如何”的慨叹。其实青楼之欢，不就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吗？
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游？”
到了宋朝，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其实，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
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傻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故这里不作抄录。一般说来，“诗庄词媚”，词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热恋就是失恋。
==青楼“文化”==
所以，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于此，理想的色彩减少了，仙境的感觉冲淡了，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
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潇洒适意。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地一往情深。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多么地温香醉人。
较之唐诗，许多人更爱宋词，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见犹怜，能不叫人爱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
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需要斗智斗勇。当然，结局总是大团圆的。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楼仍然是美的。
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左一张港币，右一张美钞，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这么一来，无论怎么诗化，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
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
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蛮可爱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
==《金瓶梅》中的青楼描写==
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此外，青楼里又多了许多“棒尖”的帮闲无赖王八蛋，欺内瞒外，乌烟瘴气。
如此一折腾，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诗化吧，不能让青楼总那么“月朦胧，鸟朦胧”下去，是骡子是马，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这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
在这样的文字中，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悲剧、喜剧都变成了闹剧。直到20世纪初，《九尾龟》、《海上繁花梦》等书刊行后，青楼已然诗味寡然。
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
随着青楼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直截了当地说着“嫖娼”或“逛窑子”或“打野鸡”。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辗碎了青楼之梦、红楼之梦。会作诗填词、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便好“与狼共舞”。
古代妓女床上风月床下风雅何以如此风流
导读：文学大家林语堂曾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
文学大家林语堂曾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对于中国文学的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确实，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对于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翻开尘封的历史，恐怕不风流的古代作家寥寥无几。妓女对于作家心灵的宽慰自然是作家们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创作题材。南齐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喜爱结交名流的风尘女子。她们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众多有不凡见识的文人墨客却对她们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着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九十首，李冶的也有十四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其中秘密何在？原来，在男全社会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就是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
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唐代诗人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着名诗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
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文人雅士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也打造了彼此双赢的青楼市场。
再说了，在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是谁能当此重任呢？那就是春秋时的着名的文人雅士、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关于“女闾三百”一事，《战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由于管仲是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对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荐枕于人，必与艾僸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时，拥有婢女。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妾。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毕竟无伤大雅，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当然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就行。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也就是那些文人雅士则去那些够得上名声显赫的青楼，找那些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的高级名妓。也正是文人雅士于高级名妓的结合，才使青楼文化流传千古，直到如今。<ref>[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8574252100372369&wfr=spider&for=pc 为什么古代文人都喜欢逛青楼，原因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百度] </re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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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的业余爱好竟是逛青楼'''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不少。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ref>[https://www.gugong.net/yeshi/15456.html 古代文人的 业余爱好竟是逛青楼 故宫历史网i] </ref>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
==金陵腿上逞欧书==
唐代还有一篇着名的小说叫《游仙窟》。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时，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
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
《[[游仙窟]]》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挑逗，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才华横溢，艳而不俗，色而不淫。
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也极力诗化之，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发出“人生聚散，知复如何”的慨叹。其实青楼之欢，不就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吗？
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游？”
到了宋朝，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其实，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
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傻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故这里不作抄录。一般说来，“诗庄词媚”，词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热恋就是失恋。
==青楼“文化”==
所以，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于此，理想的色彩减少了，仙境的感觉冲淡了，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
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潇洒适意。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地一往情深。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多么地温香醉人。
较之唐诗，许多人更爱宋词，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见犹怜，能不叫人爱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
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需要斗智斗勇。当然，结局总是大团圆的。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楼仍然是美的。
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左一张港币，右一张美钞，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这么一来，无论怎么诗化，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
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
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蛮可爱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
==《金瓶梅》中的青楼描写==
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此外，青楼里又多了许多“棒尖”的帮闲无赖王八蛋，欺内瞒外，乌烟瘴气。
如此一折腾，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诗化吧，不能让青楼总那么“月朦胧，鸟朦胧”下去，是骡子是马，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这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
在这样的文字中，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悲剧、喜剧都变成了闹剧。直到20世纪初，《九尾龟》、《海上繁花梦》等书刊行后，青楼已然诗味寡然。
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
随着青楼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直截了当地说着“嫖娼”或“逛窑子”或“打野鸡”。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辗碎了青楼之梦、红楼之梦。会作诗填词、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便好“与狼共舞”。
古代妓女床上风月床下风雅何以如此风流
导读：文学大家林语堂曾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
文学大家林语堂曾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对于中国文学的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确实，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对于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翻开尘封的历史，恐怕不风流的古代作家寥寥无几。妓女对于作家心灵的宽慰自然是作家们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创作题材。南齐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喜爱结交名流的风尘女子。她们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众多有不凡见识的文人墨客却对她们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着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九十首，李冶的也有十四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其中秘密何在？原来，在男全社会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就是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
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唐代诗人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着名诗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
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文人雅士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也打造了彼此双赢的青楼市场。
再说了，在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是谁能当此重任呢？那就是春秋时的着名的文人雅士、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关于“女闾三百”一事，《战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由于管仲是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对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荐枕于人，必与艾僸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时，拥有婢女。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妾。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毕竟无伤大雅，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当然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就行。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也就是那些文人雅士则去那些够得上名声显赫的青楼，找那些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的高级名妓。也正是文人雅士于高级名妓的结合，才使青楼文化流传千古，直到如今。<ref>[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8574252100372369&wfr=spider&for=pc 为什么古代文人都喜欢逛青楼，原因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百度] </re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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