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回香港之后，郑启伍兄再度致函敦促，虽然杨锦麟并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但这次稿约看来是无法推托的。尤其是仔细拜读了厦门老三届知青合作编撰的《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之后，我对我的同龄人和伙伴们，如此执着追寻逝去的岁月的青春年华，以及如此眷恋那一段无法从人生记忆中抹去的记忆惊叹不已。可以说，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很少能够看到像厦门老三届知青这样的群体，是如此执着于坚持用笔和心，用各种可以借助的追忆手段，试图去告诉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父母辈曾经走过的路；但我也注意到一个不为外人察觉的现象，就是我们多数同辈人在告诉后代的同时，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他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或者是最不至于让后代晚辈们于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善意的回避，或者是一种刻意的遗忘，我感到困惑，而且这一段时间里，也一直苦苦思索，但迄今为止我仍然找不到自圆其说的答案。杨锦麟早在若干年前，学长郭天赐兄也曾希望我能够为老三届知青集体编撰的回忆录撰写一点东西，但我曾加以婉拒，另一位学长王军能据说多次拒绝对过往在武平农村的诸多往事试作任何的“蓦然回首”，或许是记忆中的伤痛太多太多，我能够充分理解王军能学长的心情；这次在无法回绝校友总会同学师长的盛情，勉为其难下笔之前，对应该如何感悟双十，实在是徘徊再三，费尽踌躇。

杨锦麟之所以不愿意回顾往事，是因为那一段花季少年的往事，并没有太多的鲜花和阳光，恐怕更多的是

辛酸和痛楚，欢笑或许是存在的，但在记忆的深层处早已淡忘和模糊。能够刻骨铭心的，并不是青春期的生机勃勃，也不是初恋幻想和羞涩，那是一个情绪紧绷，思想亢奋，无法分辨是非，更多时候是盲从和愚昧，任何时候都可以作出下意识的破坏性举措的年代，那是一个彼此仇视，怒目相视，亲者痛仇者快的年代；那还是一个师生伦理道德毁誉一旦，校园里曾经哀声不断，枪声不绝，曾经满目疮痍，教室里几乎找不到完整的黑板和课桌椅的时代，我们还有一些可敬的老师和同学，在极左路线的极力摧残下，在盲目追随“ 正确路线”下，葬送了宝贵的生命，那样的记忆又将如何感悟，如何回首，如何将真相如实告诉我们的后代。杨锦麟告诉我们的后代，应该告诉他们真实。告诉他我们记忆中任何一块碎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是眼泪还是笑声。杨锦麟的母校双十中学的校名，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以和辛亥革命齐名的双十而享誉于八闽大地，乃至声名远播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双十中学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困扰。六十年代以来，大陆政治气候骤然而紧，双十中学的校名从双十改为八中，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再拨乱反正恢复原有的双十校名，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唯物主义坎坷，就是那个精神错乱年代的缩影，也是双十八十五年历史最为耻辱的一页。作为双十中学老三届最年轻的一届（68届），

年纪最小的一个班（初一七班），我们的感悟和记忆显然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1965年夏天进入学校时，李永裕校长已“ 靠边站”，四清工作队是学校当时的“ 大哥大”。1965年暑期的八中气氛格外压抑，但是这种压抑我们当时并无法直接感受到，在和平楼楼下的教师里，看到朱植梅校长双鬓花白的华发，文静瘦弱的身躯，班主任兼英文老师潘明贵老师的朝气风发，语文老师彭一万的潇洒倜傥，数学老师萨珍的雍容睿智，都让所有刚刚踏入中学校门的我们，有一种初生牛犊莫名的兴奋，那是一种根本还没有长大但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的怡然自得。杨锦麟在八中或双十学习的日子，如果扣除寒暑假和法定的节假日之后，大概不足八个月的光阴；但我们经历了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见证了双十历史上最荒唐的岁月，我们的印象和记忆中，几乎没有花季少年应该有的一切无忧无虑，即使是那次难得的参与学校合唱团在人民公园草坪上的演唱会，因为台子太少，最后只能被安排站在舞台的一侧，即使踮起脚尖也无法看到台下的观众，也不知道自己尚未发育的尖细嗓子，究竟能否为学校的大合唱如何壮行色，添光彩，实在不得而知。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遗憾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