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如星
高如星（1929—1971年），山西兴县人。1929年出生在晋西北的兴县，兴县是革命老区，是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令人惊奇的是，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蕴含着丰富的民歌资源。高如星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不仅记得民歌的歌词，还记得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高如星在八一厂工作勤奋，几年中他写了《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多部电影音乐。《九九艳阳天》是他24岁写的《柳堡的故事》的插曲，此歌一出现到处传唱。
| 高如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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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物介绍
人物简介
高如星，本土作曲家，生于1929，1971年被迫害致死。1929年出生在晋西北的兴县，兴县是革命老区，是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令人惊奇的是，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蕴含着丰富的民歌资源。高如星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不仅记得民歌的歌词，还记得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高如星在八一厂工作勤奋，几年中他写了《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多部电影音乐。《九九艳阳天》是他24岁写的《柳堡的故事》的插曲，此歌一出现到处传唱。
代表作
人物代表作---《九九艳阳天》
“‘九九那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细听我小英莲，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只要你胸佩红花回家转……’谁家的姑娘在快乐地唱着歌，歌声中小船后舱板上并肩坐着李进和二妹子，那竹拖在后面起着舵的作用，小船顺水流着，流过倾斜的老柳树河湾里，鸭群在游着，小船越走越远，隐没在歌声里。”
《九九艳阳天》这首优美的抒情歌曲，产生于1956年，在中国已经风靡了近50年。许多人会唱这首歌，可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谁。这首歌的曲作者是年轻的作曲家高如星，他短暂的一生写下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正当他创作盛年，“文革”风暴来临，这位天才作曲家被迫害致死了。
人物履历
少年时期
1944年，抗日战争正在山西大地激烈进行，14岁的高如星参加了一二○师“战斗剧社”。刚到剧社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文化，学拉提琴，他的乐感节奏感都很强，随后正式参加了乐队演奏。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去慰问在大风雪中艰苦奋战在康藏的筑路大军。我和孟贵彬带领一个演出小队，随慰问团，一路走，一路慰问演出。高如星是主要演员，他一会儿拉提琴，一会儿敲大鼓，还会跳踢踏舞。过了二郎山、大渡河，来到西康省康定城，康定是座名城，《康定情歌》享誉世界。再往前走，大雪封山，我们只好在康定待命，他把我们同住一座小楼的人召集起来，说：“我和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军》，你们听听行不行。”唱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都说是首好歌。有的说“咱们有了《歌唱二郎山》，现在又有了《藏胞歌唱解放军》太棒了”。有的说“男女声二重唱这种形式很少，咱们是头一家。”《藏胞歌唱解放军》在筑路部队演出之后，很快在全国传开，接着在1951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这是高如星的处女作，这大大激发了21岁年轻作者的创作热情。
青年时期
1953年，总政歌舞团以解放军歌舞团名义出访苏联的东欧各国，全团170多人。为了在国外展显车容，我让高如星负责整理全团队伍。他热情细致，把大小车和各车人数，安排得井井有条。为了和苏联十几位司机搞好关系，他又开始学习俄语。莫斯科到处是高楼大厦，地铁站富丽堂皇，特别是听了许多歌唱家演唱的民歌和抒情歌曲，如《喀秋莎》、《山楂树》、《遥远……遥远》、《伏尔加船夫曲》等，又听了柴柯夫斯基、斯美塔那、德伏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之后，从山西民歌的小天地，一下子来到如此博大的音乐世界，他震惊了，痴迷其中。他羡慕和崇拜苏联当时的音乐、歌曲，把发的一些零用费，全部买了苏联唱片。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连穿衣服也学苏联人的样子，还经常和一些苏联留学生聚会。1961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提醒他不要和苏联学生多接近，他不听，说：“我们和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嘛。”后来有位朋友偷偷告诉他“你被怀疑了，”他说：“真是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全是音符，怀疑我什么。”在那个年代，他全装着音符的脑子就是没装“阶级斗争”这根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厄运，不久他被留党察看，调离北京，离开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武汉军区文工团搞创作。
婚恋时期
在北影厂的一次聚会上，高如星相识了电影演员王云霞。王云霞曾演过《洞箫横吹》、《粮食》、《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他了解到王云霞是党员，可是她却不能参加党的会议，问其原因，王云霞说：“我参演了一部描写陕北革命斗争的影片《红河激浪》，受北影领导的指派，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从此以后就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了。后来才知道，是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大案的牵连，习副总理被送进了监狱，我也失去了自由，变成‘内控’人员。”
燧石相撞时，会发出剧烈的声响和耀眼的火花。而心灵的相撞，却只有火花，没有声响。高如星出生在晋西北，是个放羊娃，14岁参加八路军。1951年，他写了处女作《藏胞歌唱解放军》，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1953年，他随总政歌舞团出访苏联。听了抒情歌曲《喀秋莎》、《山楂树》、《伏尔加船夫曲》等，又听了柴柯夫斯基、斯美塔那、德伏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之后，他震惊了.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苏联歌曲唱片。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提醒他，他不听。不久，他被留党察看，调离北京。高如星专注而深情地望着王云霞，轻声地对她耳语：“别怕，我也是被留党察看的‘内控’人员。”
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好人。高如星看到王云霞的母亲卧病在床，生活困难，就把《汾水长流》的全部稿酬送给王母。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的结婚被批准了。
那年春节，高如星已回武汉军区。王云霞要去武汉完婚，可是北影只批准她三天假。那时，从北京到武汉往返就需要三天。王云霞到达武汉和高如星相见，二人抱头痛哭。王云霞抑止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大声呼叫：“我送剧本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犯了什么罪？”
高如星安慰她说：“总会弄清我们是无辜的。”然后他说：“我刚写完一部歌剧叫《枪之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专为你写的，我唱给你听听：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 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连看三遍《枪之歌》。看第二、三遍时，他闭眼专听音乐。他对《枪之歌》剧组负责人说：“你们回武汉不要拍电影了，我出钱买胶片，让珠影拍舞台艺术片，把全部歌曲都保留下来。”《枪之歌》被调到北京演出，同样受到热烈欢迎。罗瑞卿总参谋长看了演出大声说：“好！歌好，又健康，又好听，是哪个作的曲？”告诉他是高如星。罗总长又问：“他来了没有？让我看看”。高如星赶紧从后排跑过来。罗总长握着高如星的手说：“你很年轻嘛，谢谢你写了这么好听的歌。”罗总长很喜欢这部歌剧，破例请剧组吃了一顿饭，以示祝贺。
不久，“文革”风暴骤起，罗总长和陶铸同志都被打倒，他们对《枪之歌》的称赞，又增加了高如星一条新罪状。造反派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要高如星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九九艳阳天》是超越一般电影的插曲，成为纯朴、真挚、缠绵爱情的象征。而且歌曲结构简单，通俗上口，电影放映过程犹如起了教唱作用，观众看完电影差不多就可以背唱下来。著名作家白桦说：“高如星小学文化，没进过音乐学院，也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器，他写的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有些作曲家一生一世也没写出什么动听的旋律，还有些作曲家只会生吞活剥地使用民间音乐，毫无发展和创新。高如星却不同，他的旋律随时都能从他的心中流淌出来。”
1972年，42岁的高如星在弥留之际，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
巅峰时期
后来再黄宗江编剧的回忆中提到过：“我（黄宗江编剧）觉得这里应该有一段音乐，而且一定要是民歌体的，于是我就把想法告诉作曲高如星，这便诞生了传唱半个世纪的经典———《九九艳阳天》。“高如星，小八路出身，真是一个天才。”我为高如星早逝感到惋惜。 ”后来他又为北京电影厂写的《汾水长流》插曲流传甚广。这首歌和《九九艳阳天》一样，成为那时最流行的歌曲。
人物评价
白桦对高如星的评价
说到音乐，在武汉和高如星同时受到批判的著名作家白桦说：“中国有些作曲家一生一世也没写出什么动听的旋律，高如星的旋律随时都能从他的铅笔中流淌出来。还有些作曲家只会生吞活剥地使用民间音乐，毫无发展和创新，高如星却不同。”人常说旋律是歌曲的灵魂，歌曲没有旋律就没有了灵魂，就不好听，就没人唱，好听的旋律是首要的，是无法用任何作曲技巧所替代的。
我很奇怪，高如星14岁参加八路军，小学文化，他没进过音乐学院，也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器，他写的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他还曾说：“我脑子里有取之不尽的优美的旋律。”他自学俄文，不久就能流利地对话。
访问高如星夫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如星，我最近访问了他的夫人王云霞。
王云霞同志是北京电影厂演员，曾演过《洞箫横吹》、《粮食》、《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1964年高如星借到北影写《汾水长流》的音乐，在一次聚会上二人相识，高如星了解到王云霞是党员，可是不能参加党的会议。高如星问其中的原因，王云霞说：“我参加了一部描写陕北革命斗争的影片《红河激浪》，受北影领导的指派，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从此以后就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大案的牵连，习副总理被送进了监狱，我也失去自由，变成‘内控’人员。”高如星说：“别怕，我也是被留党查看的‘内控’人员。”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好人，不是坏人，高如星看到王云霞的母亲卧病在床，生活困难，就把《汾水长流》的全部稿酬送给王母。两人相知越来越深，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的结婚被批准了。那年春节，高如星已回武汉，王云霞要去武汉完婚，可是只批准她三天假，从北京到武汉路上往返就需要三天，那时竟有这种毫无人性的荒唐事。王云霞到达武汉和高如星相见，二人抱头痛哭，王云霞抑止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她大声呼叫：“我们犯了什么罪。”高如星安慰她说：“总会弄清我们是无辜的。”然后他说：“我刚写完一部歌剧叫《枪之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专为你写的，我唱给你听听：
跟着我，跟着我！ 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
就像一对惊弓鸟， 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听不见枪， 听不见炮， 开块荒地也能过生活。”
春节刚过，高如星就被突击审讯。造反派疯狂逼高如星交待“苏修特务”罪行，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他们就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他忍住剧烈疼痛，愤怒反驳，说“这是诬陷”。不久，肺部感染化浓，创伤部位发生癌变，发现时已是肺癌晚期。这时允许高如星去医院看病，但是必须戴着手铐去。他忍受不了对他人格的屈辱，大声说：“我不去，我宁愿死。”在高如星临终前三天，他让王云霞搀扶着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高如星在弥留之际让妻子给他唱唱《跟着我吧》，那首歌，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刚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眼泪汪汪地看着叔叔，轻声说：“叔叔，我给你唱个歌吧。”她看见叔叔的头微微动了一下，他轻轻地唱起“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来到小河边……”
悼念高如星
42岁的高如星踏着他那优美的旋律，静静地……永远走了……
“文革”结束以后，高如星追悼会在北京召开。武汉军区代表郑重宣布高如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为他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我亲爱的小战友，这颗明亮的小星，很快就从天空消逝了，但是他优美动听的旋律，将长久要飘扬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飘扬在祖国的艳阳天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