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母亲(王思敏)
作品欣赏
难忘母亲
这些时日，我屡屡想起母亲。我知道，她的忌日快到了。
母亲生于东原柏底的王氏家族，祖上几辈从庶。到了外祖父这一代，战乱频仍，家道艰难。母亲姐弟五人，她排行老大。外祖母去世的早，她便成为家里的领头人。日本人来了，我大舅被鬼子踢死。二舅出“天花”病死。是她带着我小姨和三舅，艰难度日，维持生计。在田里，扶锄操镰；在家里，厨间灶下；家务农活，无不承担，针凿女红，样样皆通。母亲嫁到我们家时，日寇横行无忌，盗贼到处猖獗。由于天灾人祸，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家愈发难以维持。我父亲在我们家是长子，下有叔父和两个姑姑。母亲初为人妇，上有公婆，下有姑叔，她生性贤淑、善解人意。公婆感其孝敬之德，姑叔报其关怀之恩。一家人和睦有加，信任无限。虽家庭生活艰窘，但仍觉得幸福美满。
民国三十二年，我家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一年，旱魔肆虐，田里庄稼枯死；这一年，日寇连连“扫荡”，东原民不聊生。因为贫病交加，我祖父、叔父、哥哥三人相继去世。因为没钱埋人，父亲把地卖得所剩无几。婶婶也携子嫁人，九口之家只剩下四口。丧父失子的打击让我父亲感到了天塌地陷。但他没有倒下，挺起瘦弱的身体，每天早出晚归，地里出力流汗。母亲则没明没夜，操持了家务，还要替人缝缝洗洗。就这样，在饥寒交迫里艰难度日。
后来，母亲听人说，“宁往西走一千（里），不往东挪一砖（半尺）”。就和父亲商量，向西逃荒。这样，父亲一担两筐，一头是母亲的缝花车，一头是我幼年的大姐，于1944年的春天，一路向西，沿途乞讨。走到西原的西型马村时，被好心的高家人和刘家人留下。此后，父亲为这俩家人轮换扛活，母亲为邻里缝花织布。待稍微安定下来，他们把奶奶也接了过来，一家人便在西型马住下了。
我出生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作为贫雇农，我的父母也分享着“人民当家作主”的荣耀。虽然母亲是个小脚妇女，但她那倔强的性格使她处处不落人后。我三四岁时，母亲常拉住我、背着我参加地里的劳动和村里的会议。那匆匆脚步，那一脸的汗水，至今在我脑海里浮现。
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承受了难以承受的重负。她迈着畸形的小脚，不分白天黑夜的连轴转。她肩挑百十斤的重担，在乡村坎坷泥泞的小路上，从早到晚，一步一挪地往地里送粪，从不退半步。晚上回到家，三个幼小的孩子又向她要吃的。那时，家家入了大食堂，家里没有粮食，没啥做饭，哪来的吃食？她只有把我们抱在怀里，哄着拍着。我清楚地记着，她那两行眼泪，滴到我脸上时的感觉，是多么地冰凉。
1959年冬天，母亲响应号召，参加了修河西大渠的突击队。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小脚妇女在冰天雪地里是如何“突击”的。我当时不到九岁，体谅不到母亲的辛劳。但成人后听到和母亲同去的一个婶婶说，她们当时半夜里下工，天不亮上工，母亲上工时怕落在后边提前走，下工时累得不行跟在后边跑。干活时地冻脚滑，经常跌到了再爬起来，挥锨舞镐，汗流浃背。就在这年冬天，母亲病了。
第二年的夏天，母亲终于挺不住了。为了让母亲不受暑热折磨，父亲为她找了一眼地窨院里的窑洞。当时，国家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家更是举步维艰。没钱送母亲住院，父亲只能找乡医隔三差五地为母亲治病。如果到现在，母亲得的那种病是一定能治好的。母亲去世的那天中午，我正在小学里做作业，邻里的金英姑娘喘着气跑进教室对我说：“你妈老了（去世了）”。当时的我，像疯了一样，一路狂奔到那眼窑洞里，爬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
母亲去世了，家里却没钱买棺材。村里的一位高姓伯伯便把他自己留用，被五八年大水泡过的一副薄棺借给父亲。在乡邻的帮助下，母亲安葬在了村东的沟堎下。这是母亲生前的遗嘱，这里不怕平坟，安静，安然。
1979年，按照奶奶和父亲的意愿，我们全家返回了离别三十多年的东原老家。六年以后，父亲病重。去世前，他一直叮嘱我，趁早把你母亲接回来，我下世了和我埋在一起。这年清明，我和姨弟到型马起灵。型马村的邻居们听说后，纷纷跑来帮忙。把母亲的坟茔打开后，只见密密麻麻的树根把棺材缠了个结结实实，整个棺材上像绣了花一般。在场的叔叔伯伯们说：“这叫'根缠棺，辈辈安’，你娘前世积了德，神灵保佑哩！”扶灵东归中，我一遍一遍地想，母亲要是活着，看到如今有吃有穿，后辈健康成长，多好呀！因而，眼泪就一遍一遍往下流。这年夏初，父亲去世了。父母合葬后，我曾连续七个黄昏，在父母的坟前踟蹰着，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这些年，我虽然住在县城，但每年清明节，总要带着孩子们去给父母扫墓。先是伏在坟前，默默祈祷，后是供上肴馔，焚香烧纸，叩首泣拜。临走时，总是重复一句话，父亲母亲，安息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