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思短记(张良英)
作品欣赏
长思短记
打小我便远离故乡在大西北漂泊流浪，一晃年逾七十，黑发几近褪尽不说，连白发也不肯多留一点儿，头顶已成半秃，油光闪亮的。许是长期生活在孤苦漂泊的生涯之中，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似乎渐渐地淡薄了，夜深人静时，常常扪心自问，难道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天底下最自私，最没情感的人。然而，血，毕竟不同于水呵！浓到极时，它会结成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上，让人寝食不安，于是写下这些文字。
忆亡母
母亲，婆家名：张世清。生于1903年农历腊月17日戊时，四川资中高楼肖洞子，殁于1960年阳历7月5日，归德邱家湾。享年57岁。
一
母亲是最值得怀念的，一个人能够长大，一般来说主要靠母亲。父亲在张氏族中排行老幺，所以我们称母亲幺娘，她含辛茹苦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大姐、二姐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夭折）养大成人我们六姊妹的功劳，是父亲难以比拟的。
母亲娘家姓罗，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就连年长我十五岁的琳姐也不知道。只知道嫁到张家随夫姓张名世清，那是治保主任通知地主婆开会，张幺娘是不好叫的，便直呼其名而得知。后来大哥琳姐军干校毕业，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享受解放军少尉军官待遇，寄钱回家，汇款单上也是这样写的。直到逝世后的墓碑都没有恢复其罗氏名姓，可见女人在张氏族中地位之低微，族人及儿女的无知和自私非同一般。母亲不识字，嫁夫随夫，相夫教子是她的本分，自然不知道如何去争取自己最起码的权益。
小时候我基本上对父亲没什么印象，只知道他很凶，动不动就喜欢体罚孩子，我们都怕他。只要他在家，家里人不敢大声说话，走路都踮着脚尖。在我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被判刑劳改去了，怕中又增加了一个恨字。（后来才知道父亲完全是土改时，无限扩大化的牺牲品，判刑劳改的罪名，全是莫须有，强加于人的。否则不可能判刑15年，后甑别量刑过重，6年就被释放回家。）所以在我小时候唯一可依偎撒娇的只有母亲，虽然母亲不识字，但很支持儿女们上学读书，我们姊妹六人或多或少都上学读过书。刚解放那一年，琳姐高中毕业，大哥高中二年级，双双考上军政干校走了，父亲又被抓进了监狱，无任何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万般无奈这才让读初中，高小的四姐和二哥辍学打工养家，母亲做点小生意勉强维持生计，就这样还坚持供三哥和我读小学。
二
我的老家在四川资中沱江边的归德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集镇，丁字形，成渝铁路从那一竖中间穿过，分成上街和下街，还有条沿河的横街子。每逢农历一、四、七，是归德场逢场的日子，又是一个逢场天，母亲的陶瓷店早早作好开门做生意的准备。说是陶瓷店，其实有陶无瓷，农村人的生意大多是些盆盆罐罐之类，所以生意十分清淡。为了生计，不得不在街沿边搭了个粥棚，逢场天卖稀饭，以贴家用。这天粥棚的生意不错，四邻八乡赶早场的村民们围着母亲的粥棚喝稀饭。母亲和四姐有些忙不过来，幺娘让四女去把幺兄弟叫来。我是母亲的小儿子，那年不到12岁，小小年纪高小已经毕业了。 上午10点左右，我来到粥棚帮母亲、四姐卖稀饭。镇上已经人山人海，那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自拿着自已的东西，你挤我，我挤你，推来拥去。身子瘦小灵活，空着手的人沾了光，身体胖，块头大，再笨重一点儿的，那可就倒霉了。那些挑担背筐，牵猪赶羊的更是大声吆喝着，所有的人都那么快活。谁被踩了一下或撞了一下，既不会吵闹，也不会横眉瞪眼，连理会都不理会。没过多一会儿，中心校的李老师跑来高兴地告诉我，说是我考上了三初中，录取名单按中考成绩排榜，张良瑛排名第十七，红榜就贴在中心小学校门口。真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庆幸的事情，那年头能考上初中，犹如古时候中举人，现时今上大学。
因为这年正好是解放以来，贫苦农民子弟读翻生书，高小毕业的第一年，中考的考生特别多，而且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有17、8岁，小的也就11、2岁。考初中的升学率更是过独木桥，几乎是二十个人录取一个。所以得知幺儿考上了初中，母亲红光满面，甭提有多高兴了；尤其是那些喝稀饭的村民们听说老板娘的幺儿，小小年纪便考上初中，纷纷向母亲道喜，更让当娘的满面春风，吆喝卖稀饭的嗓门也比平常高。顺手从卖稀饭的钱箱里拿了一角钱，递给我说：“四娃子，到横街子去吃碗鸡汤烩面，让老板多给你浇点鸡肉。”
一角钱，那天母亲出手真的很大方，足足五碗稀饭的价钱！平常逢年过节，过生日也没有这么奢侈过，这是对幺儿多么大的奖赏呵！
三
年少不知愁滋味，上了初中，我的生活充满了欢乐，每天和别的孩子一样享有同一片蓝天，无忧无虑，梦幻般地生活着。虽然刚上初中不久，大姐夫从朝鲜回国奉令送南京读军校，琳姐转业到地方工厂，孩子多忙不过来，接母亲去南京给她看孩子。我仍留在老家学校继续读书，天真烂漫的童心丝毫不受影响。 没想到随着父亲从劳改队里提前释放回家，南京是没有资格去的，母亲不得不从南京回家乡和父亲团聚。打那以后霉运就像影子，紧紧地跟在你的身前身后，尤其是刚刚才得以团聚的家。二哥和四姐均因父亲和家庭出身，不能参军，招工。解放初期，稍有点文化的知青，几乎90%都参军、招工走了。唯独二哥和四姐，连名都不让报，更别说参加考试了。每天只能当搬运工，或砸鹅卵石，还都是临时的。于是四姐、二哥先后西出阳关，到兰州、新疆伊犁自谋出路。不久全家人又被勒令迁出归德镇，落户上窑湾当了农民。59年我初中毕业，好不容易考上重庆航务学校，又因为所谓的体检不合格，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入学资格。既不说明是什么病，连休学一年治病的机会都不给，只好回农村陪父母当农民。
说实在的，当时我还小，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在土地上劳动过，但知道在贫瘠山区当农民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从来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像父母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当农民种地。不必隐瞒，我拼命读书，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前程，不说是光宗耀祖吧，至少自己不必那么辛苦。谁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当时小小年纪的我，除了不停地擦拭脸上的泪水还能做什么呢？
那几天母亲真是愁坏了，成夜成夜地睡不成觉，白天佝偻着腰，颠着那双缠过又被放开的解放脚，忙里忙外，不时地撩起围腰擦眼睛，想法子变着花样给我做点儿好吃的。一天夜里母亲思来想去对父亲说：“不如让四娃了找他四姐去吧，西北总比农村好活人。”
父亲说：“四娃子太小，过几年长大一点再说吧。”在母亲的坚持下，说：“你要是放心不下，让三娃子和他一起去好了，兄弟俩一路也有个照应。” 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清晨，天刚蒙蒙亮，阴沉沉的还下着小雨，母亲送我和三哥出行。母亲帮我背着行李，一直送出竹林，还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几次我想要过行李自己背，母亲总是说：“莫着急，路远着呢，有得你背的。”
走过了一条田坎，又一条田坎，从上窑湾一直送到下窑湾，马上该上大路了，母亲这才停下来，把行李交给我说：“四娃子，往后幺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说完给我理了理衣服领子。我接过行李，感觉到母亲给我理衣领的手在发颤，心里一阵难过，眼睛又一次被泪水蒙住。待我拭去泪雾，只见母亲佝偻着腰转身离去，我发现母亲一夜之间竟苍老了许多，往日花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我抽泣着望着渐渐远去的母亲，抚摸着还留有母亲手温的行李，想起冬天的早晨，要是天特别冷，我会赖在床上不起床。照例母亲或四姐拿烘笼来给我烘暖衣服，我才肯起床。
每次母亲来到总是先唤一声“四娃子，起床了。”再隔着被窝拍上一巴掌，这才坐下来一边烘衣服，一边陪我说话。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打痛我的，她高高举起，轻轻拍下的那一巴掌，其实是对儿子亲热的一种表示，更是当母亲独有的一种爱的享受。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爱，有时天不太冷，我也赖在床上，嚷着：“冷死了，冷死了！”好让母亲给我烘衣服。主要是想让母亲坐在床前陪我说话，我特别喜欢闻她身上那股熟悉的、甜甜的乳香。
眼下我将告别生养我的故土，望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一种孤独和失落感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眼泪不由自主的顺着脸颊无声地流淌着，想止也止不住，越擦反而越多。别了，可爱的故乡；别了，那屋前的黄桷树；别了，屋后的竹林，别了呵别了！那脚下的板板桥和桥下的小鱼儿……
没想到就是那个凄凉而又惨淡的早晨，母亲与我竟成生离死别，不久变成了无娘之儿，从此世上慈怜、温柔的恩福，再也没有我们的份了！
四
收到母亲病逝的信已是她老人家过世一个多月，我在青海水电学校正准备期末考试。母亲的病我是知道的，四姐特意请假从兰州赶回四川老家。打小我对四姐有一种天生的，出乎寻常的依赖，心想四姐回去了，母亲的病便不会有什么问题。怎曾想四姐回去也无济于事，老天爷还是把母亲给招走了。而且成了无娘儿一个月才告诉我，显然是有意隐瞒，怕我孤身独自在外，得到这锥心刺骨的消息时，无人劝解承受不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再也隐瞒不下去，四姐这才来信告诉我，信中有一段话，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虽然母亲走了，把她的慈爱，恩情一并带走了。从此我们生命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四弟，不必过分悲伤，我会永远拥抱和爱护你……”
归心似箭，坚持考完最后一门期末考试，拿着三哥寄来的五十元钱上路了。当时三哥在冰沟修铁路，连饭都吃不饱，我并不知情，去信要路费回家。没办法三哥只好找几个老乡借贷，总共凑了五十元钱全部寄给我了。
途经兰州，一对无娘儿相拥着大哭，四姐痛哭失声地责备自己不孝，没有伺候好母亲，还没能给老人家送到终。（母亲临终时四姐在威远丈夫家）后来四姐哽咽着告诉我，母亲不是死于老病胃痛，而是因没有粮吃，严重的营养不良，浮肿引发的多发病去逝的。 在那一天等于二十的年月里，几乎人人都吃不饱，尤其是在农村，由于长期肚子里缺食，浮肿病非常普遍，一按一个坑。要是贫下中农浮肿利害了，送到公社卫生院住院，吃几天麦麸子煮黄豆，不说痊愈，不治也会好上几分。然而像母亲这样的地主婆，是无福享有这样的权利，加之年老、体弱、多病，自然一天比一天严重。不光浮肿肚子还胀的老大，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清醒时只是要吃，无论你喂她什么东西，她都能吃下去。看见四姐的到来，母亲的病似乎也好了些，微笑着款款的和四姐说话，声音轻得似天半飘来。谈得最多的不是她的病，而是她的四娃子，小小年纪孤身独自飘泊在外，好叫她放心不下。
以后的十几天，四姐始终伺伴在母亲床前，许是四姐带回来的粮票让母亲吃了几顿饱饭，母亲的病好了许多，虽然仍不能起床，精神明显好过从前。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心痛女儿，回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和威远钢铁厂的丈夫见面，威远离老家也就百十里地，大老远从兰州赶回来，怎么说也得让夫妻俩见上一面吧。母亲几次催四姐去威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临终前的一种回光反照，连学过中医的父亲都没有意识到。就在四姐去威远的第二天，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下午醒来还喝了半碗稀饭。傍晚时分，母亲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起来，伸着手指向门外。此时母亲已经有话说不出来，父亲明白母亲的意思，是问她的儿女为什么还不回来，父亲告诉她，电报发出去了，儿女们正在往家里赶。说着只见母亲鼻子两边的肌肉重重地抽缩了几下，指向门外的手突然垂了下来，父亲握着母亲的手已号不到脉了，只觉得鼻尖渐渐地冰凉。
从此我们是无母之人了，呜呼痛哉！1960年7月5日让人肝肠寸断的日子。
母亲安葬在邱家湾水库边，回到家里父亲引我去墓地祭拜的那天早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雨中我扒在坟头上嚎啕大哭，悲悲切切的哭声划过寂静、清冷的水面传出去好远，闻者无不为之凄惶。冷风中墓地边一丛翠竹低垂着头，簌簌着响。当我给母亲磕头离去时，太阳突然出来了，雨后初晴的阳光，竟是那样清新，照在人身上暖暖的，能消融一切愁苦，那是母亲在天之灵护佑我终生平安，鹏程万里的祝福。[1]
作者简介
张良英，又名张良瑛，笔名佳璎，克拉玛依市、新疆石油作协、新疆作家协会、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