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國子產不毀鄉校
鄭國子產不毀鄉校子產成為鄭國執政，在外交上交好各大強國，為鄭國的發展贏得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開始了對內政的治理。[1]
子產認為：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墨守成規者將被困境所困，順應世界變化的才能更好地生存。
因此，子產順應時局，制定的方針政策和舊有的有很大不同，甚至許多都是前無古人的首創。
為了增加國庫收入，加強國防，子產「作丘賦」，讓人依據丘陵、水溝的走向將大塊的田地劃分為「丘」，規定每「丘」每年上繳固定的軍賦，餘下的歸百姓自己支配。
這樣百姓要想減輕軍賦，只有在「丘」里多開墾新田來分攤軍賦。此舉自然鼓勵了耕種，但客觀上也加重了鄭國百姓的稅負。
改革觸動了許多鄭國人的利益，鄭國人民普遍不高興，因此子產的政策在國內遇到激烈反對，一些大族甚至要發動政變推翻他，而許多老百姓也開始了激烈的抵制。
但子產不改初心，他認為沒有國哪有家，沒有整體哪有部分，他執行的一系列政策正是為了讓國家更好、更有尊嚴地生存下來，這是保障全體族人長遠利益的根本。
因此子產毫不猶豫地堅決推行，即使被罵被殺也不退縮。
執政一年，他就被老百姓作歌咒罵說：「子產取走了我的衣冠啊，子產取走了我的田地啊，他的父親（被殺）死在了路上啊，誰要殺子產可別忘了叫上我啊！」
大夫子寬將這些議論告訴子產，子產無奈地說：「晉、楚兩國像強盜一樣索取無度，我們給他們貢賦的同時，必須得加強我們的防務。現在雖然難過一點，但是如果不這樣做，鄭國就要滅亡了。可惜大多數鄭國人並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恨我、咒罵我，我早就預料到了。苟利國家，生死以之。」
只要有利於國家，即使面對死亡，我也要去做。
子產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在國家和人民利益衝突時，他認為，只要有利於國家，那麼人民就不應該計較個人得失，他自己都把生死拋之度外了。
這時候，許多大夫包括子皮都建議限制鄉校，不許百姓非議國家的政策和法令。
所謂鄉校是春秋時期人們遊玩聚會的場所，也是國人議論國家政事的場所。
雖然遭受國人的非議，子產卻大力反對禁錮言論，他為鄉校辯護說：「人們勞累了一天，到鄉校去遊玩，順便議論政事的好壞，不是挺好的事兒嗎，這可是真實的民意啊。人們認為好的，我們就推行它，人們認為不好的，我們及時補救，這樣我們才能得民心啊，為什麼要毀棄呢？如果依靠權力壓制言論，讓百姓積累的怨氣無處發泄，對國家的傷害會更大。」
鄭國大夫們聽了都由衷地佩服子產，說：「您是可以成就大事的人啊，您的做法，不是只對個別人有利，而是有利於國家啊。」
因此，即使非議滿天，子產始終保留着鄉校，不加干涉。
魯國的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感慨地說：「有人說子產是不仁不義的人，從他不毀鄉校這事兒來看，我不信。」
子產的舉措得到了時間的驗證，外交內政碩果纍纍。
國外沒有了大國的禍亂，國內也治安穩定，百姓富足，鄭國人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這時候，人們又「千里農桑歌子產」，作歌稱頌子產說：「我家的子弟全靠子產諄諄教誨啊，我家的衣食全靠子產鼓勵種植啊，假如子產不幸死了啊，還有誰能來替代他呢？」
當局者迷，有些東西只有交給時間，交給實踐，交給人民來檢驗才能證明真偽。
此時，需要時間驗證的還有另外一項重大的舉措，那應該是子產一生中最被人銘記的一件事，也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意義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子產「鑄刑書」一事。
公元前536年3月的一天，鄭國都城發生了一件異常轟動的大事。人們一大早發現宗廟的廣場上放着一口碩大的金鼎，金光閃閃餘音裊裊，上面竟然刻着鄭國的法律條文和懲治罪犯的刑罰。
人們圍着金鼎細細觀看，震驚不已。
因為直到看見這個，老百姓才豁然開朗，終於明白對與錯、是與非的界限，才知道犯了什麼錯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
而原本這一切，都沒有明確的規定，完全被隨意濫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是非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上層貴族認為刑律不能公之於眾，這樣人們不知深淺，這樣才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保證貴族的權威和神秘，保證尊卑貴賤的社會秩序。
將法律條文公之於眾，讓一切行為有法可依，這在現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當時，這樣的做法確是對傳統「禮」的一種挑戰和否定，因此一經頒布，馬上在全世界引起轟動，不止鄭國，也引起了當世所有國家、所有貴族的激烈反對。
其中有個激烈的反對聲，來自於「古之遺直」的叔向。
叔向是晉國的權臣，是晉君的老師，也是子產的好朋友，他在信中對子產說：「從前先王以衡量事情的輕重來斷定罪行，不制定刑法，就是害怕百姓有爭奪之心。百姓知道了刑罰的依據，將會丟棄禮儀而爭用刑書，刑書的一字一句，都要爭個明白。你現在把它公之於眾，禮會隨着消亡，貴賤等級也會隨着消亡。這還怎麼治理國家呢，我看，用不了多久，鄭國就要滅亡了！」
子產無法爭辯，只是在回信中說：「我沒有才能，不能考慮到子孫後代，我是用它來挽救當世的。雖然對你我不利，但這卻是必須要做的。如若不然，將再也無法維持鄭國的秩序了。」信的結尾仍然是那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子產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覺得這件事對國家有利，自己的生死他都可以不顧。子產開啟了中國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結果如何呢？我們照樣把它交給時間來檢驗吧。
先來看鄭國鑄刑書後的效果吧。
由於法制的透明，貴族不能隨意處置百姓，特權也受到了限制。人們敬畏法律而不敢犯罪，使得當時的鄭國做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23年後，晉國正卿趙鞅（趙武之孫，也稱趙簡子）仿效子產鑄刑書，將晉國的法度鑄在鼎上，公布於眾，晉國大振，再次稱霸諸侯。
110年後，李悝在魏國頒布《法經》，讓初出茅廬、寂寂無聞的魏國，一躍成為天下霸主。
180年後，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從此秦人不再寂寂無聞，開始了富國強兵、合併天下的序幕。
300年後，韓非子將刑法理論系統化，讓這一思想成為後世王朝統治的基礎。
再一次，子產得到了時間的驗證。
因此，子產也被後世認為「法家思想之始」，開創依法治國的先例，是創立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有人說他是春秋第一人。
後世的評價很高，事實上也正是他，讓飽受戰火和內亂摧殘的鄭國，在那亂世中取得喘息之機，活得有了尊嚴。而自他後，鄭國衰退之勢不可阻擋，最終走向覆亡。
公元前522年，子產病逝，死訊傳開，鄭國人民嚎啕大哭，老人也都哭得像孩子一般。
千里之外，孔子也忍不住落淚說：「子產，古之遺愛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