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們院……(趙斌錄)
作品欣賞
那年，那月，我們院……
1
那年月，沒有商品房，沒有集資房，甚至連樓房都還沒有出現，鋼城所有的職工和家屬同志們都住在一個個青磚蓋起的平房家屬院裡。
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地方國營長治鋼鐵廠是太行山城名副其實的國營大企業。
工廠大了，家屬院也多。我們住的院子叫躍進院，應該是社會主義大躍進的時候蓋的。旁邊的院子叫紅衛院，還有文革院、紅專院，應該都是「文革」開始後蓋的，很有點文革范兒。牛奶房家屬院因為毗鄰全廠唯一的奶牛養殖場而得名，南嶺、西溝、小河南、後三排是以地名和方位命名的，而厂部院、工大院則是因為更早些時候曾經是工廠厂部和職工大學辦公的地方而延續叫下來的。其它的還有二工地、四工地、新工地、新排房等等。
我們躍進院就是這諸多家屬院中的一個。躍進院，有十排平房，每一排住着八到十戶人家。隔一兩排有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是大家取水用的。[[夏天]口渴了，我們也把嘴湊到水龍頭上喝冷水。照例，不管誰家大人看見了都要愛護地斥責幾句，因為小孩喝冷水容易喝壞肚子。
每家房子都不大，以一間半的居多。能夠住上兩間的，就是子女很多的大家庭了。如果誰家住了兩間半以上的大房子，那就很另類了。我們院有一家，子女眾多，竟然住了三間房，而且家裡孩子們還得分開上下鋪才能睡得下，讓我們驚奇了好幾年。房子是房產科無償分配的，不出錢。那時候，父母是國家的人，為國家工作，孩子是祖國的花骨朵兒，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祖國學習，而房子是國家的財產。國家的人住自己的房子，當然不用出錢。房子大小是綜合了是單職工還是雙職工、有幾個孩子、孩子多大了、有沒有老人同住、需求的緩急程度等等情況後定下的，還比較公平。
家屬院都是標標準準的平房。需要一間半的時候，左右兩家各用一間，把夾在中間的一間從正中間橫起一堵隔牆，一分為二，一家占前半間，一家用後半間，就隔成了兩個一間半。隔牆上面是房產科統一用蘆葦杆打的紙頂棚。頂棚是通着的，夜裡常有老鼠在上面追逐打鬧，從這家頂棚打到那家，又從那家追到這家。隔壁人家打呼嚕、磨牙的動靜都聽得挺清楚，害得我尿了炕挨媽媽訓斥的時候一聲也不敢吭，生怕被隔壁的小夥伴小玉聽了去。
家家門口有一個廢磚頭壘起來的煤池子，堆着廠里優惠供應的泥煤，泥煤上覆蓋着燒土。勤快些的人家還會在自家門前開出一小片菜地，栽點蔬菜。有的人家會壘一個雞窩，買幾隻雞來養着，改善改善伙食。
每家門口既是左右相通的路，又是露天餐廳。到了飯點，人們都端着碗，坐着各色小板凳，邊吃邊聊，間或提醒或訓斥一下穿梭嬉鬧的孩子，輕鬆自在，其樂融融。
這就是我們的大院，那個年代生活的一角。
2
我們排房小青的媽媽是個河南媳婦，親起來狗兒長肉兒短的，恨不得把他捧起來親死，生起氣來滿院子追着打，又恨不得一棒子把他打死。
小青排行老二，聰明伶俐，虎頭虎腦，很是可愛。他那十來歲的姐姐卻是個天生的痴呆兒。每天上班前父母把她搬到門口那塊固定的墊子上，她就會不知疲倦地搖着頭，一直搖到父母下班再把她搬回家去。這個痴呆女兒一直是父母的心病。後來一個夏天，傻女兒得了痢疾，不治而亡，倒也讓她父母解脫了。
排房東邊的醫生家兩口子都在廠醫院工作，言語不多，精幹利索。他們家一排溜好幾個女孩兒，沒有男孩兒。有一段日子，家裡神神秘秘地住來了一個挺着大肚子的年輕女人，從大人們同樣神神秘秘的交談中，知道是住在他們家來生孩子的。醫生家沒有男孩兒，小青家特別想要一個女孩兒，而那女人呢，恰恰不方便要。於是就商量好，生了男孩兒歸醫生家，生了女孩兒歸小青家，誰家要了孩子誰家給那年輕女人一些坐月子的補償。後來，孩子生下來了，是個女孩兒。小青的父母歡天喜地地抱了，沒過多久就全家調回河南老家，從此再沒有夥伴小青的音信。
3 隨着文化 大革命不斷深入，家屬院也成為了無產階級必須占領的陣地。各個大院迅速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大院的高潮。院裡成立了家屬委員會，建立了圖書室，衛生、保衛、宣傳各有人負責，我們開會、學習、打掃衛生、辦黑板報，忙得不亦樂乎。
正月里，廠里各生產單位文藝匯演之後，社會主義大院們也得出一些節目。排房最東頭的大學生叔叔編了一個對口詞，叫《我們大院的委員》，讓我和小玉去表演。我既緊張又興奮，一遍又一遍地背，背得滾瓜爛熟。演出前一天還專門到俱樂部的大舞台上實地排練了一次，一切順利。到正式演出的時候，小玉在前，我在後，倆人有板有眼地排着隊出場。站到台上，耀眼的舞檯燈一打過來，看着台下烏泱泱的人，我心裡一慌，把該說的詞兒全忘了。小玉朗朗地說：「我們大院的委員，」接下來該我了，我腦子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來了，只覺得燈光咋這麼亮，人咋這麼多呢？他頓了頓，又朗朗道「我們大院的委員，」我還是啥也想不起來。沒法，我倆只好認真地排着隊返回後台。稍歇，我想起詞來了。我們又列隊出場。站在空曠的大戲台上，追光燈唰地打下來，他又朗朗道「我們大院的委員，」而我一着急又給忘了。窘迫。流汗。無奈。再返。在大人們的諒解和寬慰中，在小朋友們的友善和理解中，我結束了今生的第一次正式演出。
4
家屬院往北不遠就是鋼城大街了，從東到西一字排着汽車站、糧站、旅店、菜鋪、裁縫鋪、照相館、肉鋪、郵電局、鐘錶修理鋪、百貨商店、新華書店。生意雖冷冷清清，倒也應有盡有。而這在那個年代已經足以叫許多許多的人們羨慕了。尤其最西頭的新華書店，雖然新書只有寥寥的幾本，卻也無數次吸引了我們貪婪的目光。
書店馬路對過那高高的大門，是工商所的所在。印象里，工商所只有一個姓唐的所長，五十多歲，戴一副大圈套着小圈的近視眼鏡，牽着一條吐長着舌頭的大狼狗。半上午，或者半下午，唐所長就牽着狗出來巡查了。遇到沒來得及逃走的小商小販，他就一邊厲聲喝問，一邊兇巴巴地衝上去把桿秤搶走，或者當場把秤桿撅斷。那時的工商管理好像沒有服務、鼓勵、扶持、監管這些說法，唯一的工作業務就是打擊，對各式各樣資本主義小尾巴的堅決打擊。
其實，街上的攤販已經少得可憐。偶爾才有一半個賣瓜子的老婆老漢，東張西望地一毛五一兩賣着自家捨不得吃的一小袋葵花籽。人們的生活用品幾乎都來自於憑票供應。買肉有肉票，買布有布票，買糖有糖票。年初，每家會領到一個副食供應本，上面印着號碼，每個號碼上蓋着紅戳子，從1號排到100號。
接着就會隔三差五有類似這樣的通知用粉筆寫在街上菜鋪的小黑板上，於是，那蓋着市商業局紅戳子的第××號小紙條便被從供應本上認認真真地剪下來，加上很少的錢，買成豬肉、豆腐……那時節錢很值錢，一斤豬肉八毛錢，豆腐八分錢，大白菜才兩分錢。即使這樣，也有單身職工省下來捨不得買，把副食供應號送給帶家屬的工友。
雖然便宜，但供應卻總也滿足不了，儘管菜鋪、商店的白牆上都高高地掛着「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毛主席語錄。尤其是豆腐，在冬天更出奇地供不應求。爸爸媽媽工作忙，買豆腐的光榮任務自然就落在放了寒假的我和哥哥身上。早晨，我倆拿着搪瓷小盆早早地出門，到了菜鋪窗口下，規規矩矩排在來得更早的人們後面。等啊等啊，等到九點多鐘，菜鋪的工作人員（那時任何鋪都是國家的，菜鋪的人們也都是國家工作人員）打着哈欠卸下了門板，開了門。排隊的人群往前涌動了一下，停下了，工作人員說豆腐正在從市里往過送，還沒來呢。排隊買豆腐的人嘈嘈雜雜，越來越多。又是漫長、漫長、漫長的等待，大概十點多吧，人們熱切的目光終於把豆盼等來了。人群後面的幾個後生用力一擠，隊形亂了，再一擠，已經很努力的我和哥哥被輕鬆地擠出了隊伍，徹底靠邊站了。再想擠近櫃檯，已力不從心。走開，又心有不甘。一直等到豆腐賣完了，才拎着小盆和一大群沒買着豆腐的人們沮喪地散開了去。
第二天，依然。第三天、第四天……。然後是星期天，市里休息，不送豆腐。
爸爸愛憐地看着我，說：「買不上算了，別去排隊了。石圪節煤礦豆腐多，好買。等爸休息了，咱去石圪節買。」
爸爸休息的日子是個陽光滿滿的冬日。我們爺兒仨拿着小盆步行去石圪節。果然，石圪節的菜鋪根本沒人排隊，大半板豆腐孤孤單單地被冷落在櫃檯上。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買下了豆腐。心裡雖然滿足，可十五里路的步行對剛剛十歲的我來說卻也真是吃力，去了一趟就再不願意去了。
5 有一條資本主義的小尾巴怎麼割都割不淨，連嚴肅敬業又兇巴巴的唐所長也無可奈何，那就是挨個串家屬院賣江米蛋兒的。江米蛋兒的原料是江米爆米花兒，用糖沾了，團成圓圓的球兒，小的乒乓球般大，大的比乒乓球大一圈。這是我們最喜歡的零食了。賣江米蛋兒的好像都是河南人，推了一輛舊舊的加重28自行車，馱了一大袋子江米蛋兒，從家屬院一排一排走過，再拉長河南腔挺有韻味地喊：「江米蛋兒--，江米蛋兒--，一分一個江米蛋兒--！」煞是誘人。江米蛋兒不貴，小的一分錢，大的也才二分，我們卻依然買不起。那時大人們工資都不高，零花錢只有條件很好的人家才給孩子們一點。後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江米蛋兒可以用牙膏皮換了，鋁製牙膏皮能換一個小的，錫制的就能換一個大的。我們用撿來的牙膏皮換下一兩個江米蛋兒，幾個小夥伴湊在一起一人分一小塊，吃得舔嘴抹舌，宛然就是天下最美的美味兒。
每到星期天，賣江米蛋兒悠揚的吆喝聲響起的時候，我們都情不自禁地停下手頭的遊戲，集體把目光轉向那撩人的大袋子。家屬委員會負責人小青媽看見了，生怕我們這些共產主義的小小接班人們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壞了，趕緊去驅趕。那小販兒倒也聽話，一邊點頭一邊在小青媽嚴肅的注視下走開了。過一會兒，「江米蛋兒嘍--！」的聲音又從院子另一頭喊了起來。小青媽象一個盡職的消防隊員，圍追堵截，左右出擊。賣江米蛋兒的卻像那游擊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彼伏此起。小青媽出於崇高的無產階級責任感看在眼裡，急在心頭，專門責成大學生叔叔編了一首抵制江米蛋兒的童謠讓我們唱。於是，賣江米蛋兒的再來的時候，我們就跟在他後面，和着他吆喝的節奏喊：「江米蛋兒--，哄小孩兒--，一分一個江米蛋兒--！」喊是喊，但我們從心裡不願意抵制這點罕有的零食的誘惑。於是，我們一邊認真地唱着抵制的童謠，一邊快樂地用撿來的牙膏皮換江米蛋兒吃。
6
廣播里正在連播的長篇小說是《戰地紅纓》，電影經常放映的是《地道戰》《地雷戰》，戲台上演出的毫無例外是《紅燈記》《白毛女》等八大樣板戲，我們耳熟能詳，只要有人起個頭，小夥伴們隨時隨地都能接上幾段台詞或幾句唱腔。
那一次，鄰省的一個豫劇團來俱樂部演出，媽媽破天荒地為我們全家買了戲票。那天演的是現代豫劇革命樣板戲《杜鵑山》，整個劇場只有十來個觀眾，在樓上樓下能容納一千五六百人的劇場內，顯得空曠又寂寥。戲一場接一場演下去，觀眾雖然少，演得還挺認真。尤其那個一號壞蛋「毒蛇膽」，更是神氣活現，壞得透腔。演出結束，二三十名演職人員在台上排成兩排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節拍拍手謝幕，我們十幾個觀眾也趕忙全體站起來，鼓掌致謝。我生怕太對不起劇團的勞動，使勁拍手，手都拍疼了。一回頭，看見後排也在使勁拍手的那個女孩是我們院的鄰居，一下子象遇到了知音似的，倍感親切。
《杜鵑山》中的另一個著名壞蛋是叛徒溫其久，是從杜鵑山革命隊伍中叛變了革命投靠了毒蛇膽的。我們班同學小霞的爸爸就在厂部文工團演溫其久。她的媽媽在農村老家，她是跟隨爸爸來長鋼上學的。那時候，冬天的教室里生着大煤火爐子，同學們常常從家裡帶點吃的烤在爐子蓋上，下了課當零食吃，紅面窩頭、玉麵疙瘩、白面花卷、雜麵饅頭，啥都有。一天上午，上着上着課，小霞抽泣着哭了。在老師的再三追問下，知道是她爸爸昨天夜裡喝醉了酒，早晨沒起來給孩子做飯吃，她餓得哭了。老師一邊嘟囔着埋怨她的爸爸，一邊說，哪位同學把帶來的零食給小霞勻些吃。同學們嘩的一下把零食都遞給了小霞。我們家沒有給孩子帶零食的習慣，什麼也給不了小霞，但看着她噙着眼淚吃着同學們的關心，心裡也十分滿足，只是從此恨透了她那個叛徒爸爸溫其久。
7
院裡家家都不富裕，大家平凡、友善而快樂地生活着。
夏天，誰穿了一雙新塑料涼鞋就拽拽的。一雙涼鞋至少要穿兩年。穿壞了，用燒紅了的鐵片燙燙，粘住再穿，直到壞得沒辦法再粘。
拖鞋很少見，偶爾哪個小朋友穿出來一雙拖鞋，就很感奇葩了。我們管拖鞋不叫拖鞋，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趿拉板兒」。
家家都沒有沙發。那個年代，沙發幾乎就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情調的象徵。只有俱樂部宣傳牆漫畫上的貪污腐化分子才有沙發。畫裡，那腐化分子歪斜在沙發上，一隻手舉着一杯紅酒，另一隻手攬着一個塗着紅嘴唇兒的妖艷女人。那個年代，這似乎就是壞分子的標配。
排房裡每家門口有一小片空地，很多人家見縫插針開發成了小菜園。到了夏季，黃瓜、西紅柿、茄子的煞是誘人。可鄰家叔叔星期天去公廁挑了毛糞澆灌他的小菜園的時候，那味道真叫人受不了，一連好幾天都讓人沒有了端着碗出去吃飯的興致。
家屬院的公共廁所是天然的肥料工廠，容不得一點浪費。周邊村的生產隊會派人來占下，再派人在廁所旁邊搭一個簡易小屋看着，別讓其它生產隊的人偷了糞。來看廁所的一般都是村里無兒無女的老頭，年紀大了，給生產隊看看廁所，掙些工分。有一次，我們在垃圾堆撿了一隻死雞，老人見了，一毛錢從我們手裡買了去，退退毛燉巴燉巴吃了。雖然聞着挺香，我們在一旁看得卻心驚肉跳，生怕老人中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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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是一個勞動真的很光榮的年代，是一個穿一身勞動呢工作服就讓人羨慕三分的年代。
俱樂部水泥砌成的大光榮榜上，顯赫地張貼着勞動模範們胸佩大紅花的彩色照片。我們一排排找過去，尋找我們認識的人。其中有兩個叔叔是我們躍進院的，一個煉鐵車間的，一個機修車間的，看了，感到親切，也感到自豪。
星期天，再看到勞模叔叔端出印着紅字的白色搪瓷大茶缸在排房打撲克，心裡就多了些好奇，湊到跟前想看清楚那作為獎品的大茶缸上寫的是什麼字。叔叔牌運不佳，一直輸，每輸一把就把臉上貼着的紙條再續一截。紙條不斷往長里長，都快耷拉到胸前了，很是滑稽。看看眼前屢敗屢戰滿臉不服氣的叔叔，想想光榮榜上戴着大紅花神采飛揚的叔叔，心裡想笑又沒敢笑出來。
家屬院的孩子從小愛勞動。父母親工作都忙，衣服早就是我們自己洗了，好多家務活我和哥哥也都包了，擦桌子、掃地、洗鍋、和煤，一人一天，有時候還幫廚做飯。
寒假裡，我們男孩子最經常性的勞動是到廠區里拾「爛炭」。用一個筐，拴上兩根背帶，往後肩一背，拿一把用粗鐵絲窩成的簡易鉗子，就可以出發了。到了廠區，在各色灰渣堆上扒拉着，尋找沒有燒透的炭塊，這就是我們說的「爛炭」，也叫「乏炭」「煤圪亮」，是冬天家裡生爐子取暖的主要燃料。父親為了給我和哥哥的拾爛炭勞動增加些樂趣，讓我們哥倆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約好每撿回一筐獎勵一分錢，春節前兌現。我很興奮，算了算，離過年還有小二十天，每天上午下午各撿一筐，差不多能獎勵四毛錢。過年，放鞭炮是我們的長長的期待，一掛一百響的小紅鞭九分錢，我的勞動能買四掛小紅鞭！到了年底，我早出晚歸的勞動完成了三十八筐，超過哥哥近一倍。我心中竊喜。
父親帶我們哥倆去買年貨，完了剩下九毛錢，一劈兩半分了給我們，說，就算是撿爛炭的獎勵吧。四毛五分錢的獎勵比我心裡的期望值還要多出七分錢，我卻高興不起來，總感到自己的勞動沒有能得到尊重似的。小小的我第一次有了對平均主義的切身體驗。家庭一如單位，平均主義貌似公平，其實是最大的不公平。平均分配的背後，隱含着對勞動貢獻的漠視和對勞動積極性的挫傷。 那個時候，學校里最經常被唱起的歌曲是《學習雷鋒好榜樣》，社會上，大人孩子都在學雷鋒辦好事。互助友愛、幫助他人、熱愛勞動的風氣像陽光一樣灑滿我們的大院。
廠里的大卡車給誰家拉來了泥煤，要用小平車從大院外往家門口的煤池子裡倒。不用吭聲，院裡的大人孩子誰見了都就會扛着鐵鍬趕過來。誰家大人有事，說一句話把孩子給鄰居放下走就是了，一點不用擔心。冬天下了雪，早晨醒來飯也顧不得吃，我們匆匆去掃雪，掃完了自家門前的，再掃別人家門前的、路上的，一直掃到東邊的垃圾隊、西邊的公共廁所，恨不得把房頂上的也爬上去掃掃。數九寒天，濺起的水花在公共自來水管周邊一會兒就凍成厚厚的一層冰，很滑。我們拿了鐵鍬、火箸，一點一點把它鏘乾淨。又凍，又鏘。再凍，再鏘……
9
能夠看上電視這個稀罕東西得感謝東院的馬叔叔。
我們躍進院東邊緊鄰的是紅衛家屬院。紅衛院姓馬的一個叔叔變賣了家裡所有的家具，買回了一台電視機。這在那個工資月月等着花的年代算是石破天驚的大事了，非常非常地驚世駭俗。毫無懸念，馬叔遭到了家裡最強烈的反對和廣大職工家屬同志們最廣泛的議論。在大家嘴裡，那簡直就是單日不着調、雙日不靠譜的現實版典型。反對歸反對，議論歸議論，馬叔鐵了心，置若罔聞，從廠里找來高高的一根鋼管，把電視天線實實在在地立起來了。這應該是全廠的第一台電視機吧，黑白的，很小。每到晚上，家屬院的人們以馬家的窗戶為圓心，或坐或站圍成一個大大的扇形，興致勃勃地看馬叔的電視。台很少，節目也很單一，還時不時地出現大片大片的雪花點，得馬叔連拍帶打又登高爬低地轉轉天線才能讓它就範，可這已足以讓我們稀罕得合不攏嘴了。
10
一批一批的知識青年高聲朗誦着「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上山下鄉去了。鄰居英姐也下了鄉。但她似乎並不願意紮根農村干一輩子革命，時常跑回家來坐在窗前繡花。她的閨蜜在另一個村插隊，也常來找她吐槽，說他們知青點如何如何艱苦，說當司務長的知青如何如何剋扣下大家的口糧去巴結大隊支書。每當這時，英姐都善意地笑笑，繼續用心繡她的花。
院裡還有一個大姐姐也插隊去了。她家住在西排房，不是太熟悉，只是以前去廁所路過她家門口時偶爾會遇見她，大眼睛忽閃忽閃的，挺漂亮。隱約聽大人們議論，說她下鄉以後吃不了鄉下的苦，學壞了，很少回家。一次，在大街上看到幾輛大卡車押着十幾個各色壞人遊街示眾，其中，那位大姐姐在第二輛車上押着。她跟幾個壞人在馬槽上站成一排，低着頭，胸前掛着一個大大的木牌子，上面應該寫的是詐騙分子或盜竊犯什麼的，沒看清楚。寒風吹散着她凌亂了的頭髮。她飛快地抬頭掃了一眼，又匆匆垂下頭去。看來，她真的學壞了。想起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難過了好幾天。
她的哥哥寶哥二十多歲，平時常跟一幫年輕夥伴聚在一起嬉鬧、打架。那時他剛剛結婚，還在蜜月里。抓革命促生產的年月，婚假很短，休息三五天就上班了。那一天寶哥媳婦正在車間裡忙碌，突然有人騎着自行車匆匆趕去，說寶哥受了工傷，已經抬回家裡了。新媳婦着急忙慌趕回家，卻見寶哥赤身裸體被綁在自家的門框上，幾個夥伴躲在不遠處一臉壞笑。所謂的受工傷只是夥伴們的惡作劇。寶嫂又好氣又好笑，羞得滿臉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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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家家把自來水接進了廚房，我們再不用拎着水桶去公用水管抬水吃了。
再後來，家家門口壘起了院牆，大家屬院成了一個個各自獨立的小院子的集合，人們的來往漸漸少了。
後來的後來，家屬區改造，家屬院都拆了，原地起了高樓，大家都上了樓，都買了電視，都裝了電話，家屬院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生活水平提高了，聯絡手段進步了，人們之間的聯繫卻越來越少。人們忙碌在高樓大廈間，越走越遠，再沒有了當初那種鄰里和諧、其樂融融的大家屬院的韻味。
時光遠去，歲月如歌。往事象一個頑皮的孩子，常常在我不防備的時候突然跳出來，輕輕地撩撥我的心靈，讓我想起那年、那月、我們院，想起那些簡單、快樂、不富足但很知足的日子……[1]
作者簡介
趙斌錄，男，古城上黨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