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厢土地(张兆仁)
作品欣赏
那一厢土地
古镇万元街的背后有一条长堤,长到贯穿整个古镇;窄窄的,窄到只有板车宽。可是退休后我总爱到这里走走,看看。无论是艳阳当头,还是夕阳西下,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到此一游。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散步,是一种心灵的回归,不是为了散心,是在回忆中重温当年的沉重与伤感。以前,我很少到这里来,自从分田到户后,我几乎每天要来。原先大型的农田被割裂成一长条一长条布片似的块块,你一块我一块的分给社员各自打理,东一个西一个,稀稀拉拉。打这以后,彼此之间再也不亲密无间,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场面,再也看不到冲天的干劲,再也看不到齐心合力的协作精神。争先恐后抢第一、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画面再也回不来了。
堤下的渠道里水淙淙地流着,水本来就不大,加上人们在各自的田头将渠拦成一节节,水流就更小了,有的地段只剩几缕水丝在颤动,似乎要奄奄一息。有只蛙费力地爬上堤,跳进菜地。一条细长的水蛇摇头摆尾地在渠中游,间或潜入水中,微露警惕的头打量着四周。堤边,长满了艾蒿和野芹,黄花苗在牛蹄下吐着芬芳,野草不惧践踏,把翠色漫延到路中央。
我径直的朝前走,走到一厢田头,久久地伫立着。这厢田两耙宽,一百多米长,是一九八三年分给我家的责任田,一九八九年我们全家都转成商品粮后,这块田就归还生产队分给别人了。当时,运气不错,刚分田到户,学校就从山上搬到山下,离责任田不足三百米。棉桃裂开了,一厢雪白的棉花在阳光下是那么的耀眼。中午,我便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里捡棉花,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我便领着三个孩子朝学校跑,这两头忙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年月,半边户的老师是最辛苦的,在校要忙教学,星期天寒暑假回家要忙责任田。常常妻子拖粪下田,她在前面拖,我在后面一手拿钉耙推,一手拿着书看。妻子先还停下车回头责备几句,后来司空见惯也就放任自流了。
这里的菜籽黄了,水田里要栽秧。妻子叫我去割菜籽她去栽秧。星期天,我从早到晚累了一整天,总算把菜籽割完了,铺在田里晒。过了两天,妻子问我:“菜籽割了?”“割了。”我说。“你自己去看割了没有。”“我是割了呀。”“你把别人的割了。”“啊!怎么会呢?把谁的割了?”“把兆加的割了。”兆加是我的族弟,他的责任田与我的毗邻。“他不仅不感谢你,还要我赔他的损失,说还想长几天,多打几斤。”妻吼我。从此,我便在田头的堤上挖了两步台阶,放上一块石头做记,再也没搞错。
曾经的梦想在这里实现了么?起早摸黑,风霜雨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累得要命,心操碎了,汗流尽了,并没有让钱包鼓起来。谁还记得争第一、夺红旗的擂台赛?整齐划一的蓝图变成了百衲衣,我不知道这片土地会不会百感交集。风从耳边吹过,似乎在诉说岁月的艰辛,周边的庄稼,青的青,黄的黄,依然苦涩酸楚。我怔怔地望着这片土地,劳作的都是老爸老妈,心里涌动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
麦子黄了,金灿灿的刈倒了。刈着刈着,突然我 看见前面的麦地里有只小动物在蠕动。小兔子?上前一看,原来是只小刺猬。小小的刺球,白绒绒的,依在麦蔸边。我割了把青草,将它包裹扎好,放在篓子里,收工后带回家。
我把小刺猬放在院子里,鸡们围上来看后尖叫着跑了,小黑狗拿嘴触了触,跑开了,只有孩子们高兴地蹲着惊喜地瞧着。
夜里 ,我怕小刺猬爬丢,用细麻绳拴住它的脚,并在火笼屋里给它做了个窝。一觉醒来,我听见火笼屋里有一种奇怪的叫声,声音不大,幼稚得很。我知道这是小刺猬在叫,它是在找它妈妈。
第二天,孩子们给菜小刺猬吃,它不吃。我挖来小蚯蚓,放在小刺猬的嘴边。小刺猬伸出尖尖的小嘴,忽闪着黑黑的小眼睛望了望我们,把小蚯蚓吃掉了。半夜三更,院子里传来一阵阵怪叫声,低低的,细细的,尖尖的,这时,火笼屋里小刺猬也发出叫声,这叫声似乎在回应院子里的叫声,但比前夜的叫声要急促,要兴奋。我打开窗子,拧亮院灯,竟然看见一只大刺猬用爪子在扒后门。我急忙披衣起床,打开后门,想把它抓进来,可是,大刺猬钻出了栅子门,我没追上。我躺在床上想:麦田离这里五百多米,沟渠呀,马路呀,街巷呀,它是怎么找来的?这一定是小刺猬的妈妈,母爱的力量!
第三天夜里,大刺猬又来了。大的在院子里叫,小的在火笼屋里叫。孩子们说:“爸爸,它们好可怜!”妻子说:“放了吧。叫得心酸。” 第四天夜里,我没睡,悄悄地等着。大刺猬果然来了,叫得更凄厉,声音开始嘶哑,小刺猬也拼命地叫。我解开小刺猬的绳索,轻脚轻手地将它打门缝里塞出去,拧亮院灯。大刺猬受到了惊吓,慌忙后退。小刺猬瞧见妈妈,高兴得直叫。这时,大刺猬奋不顾身地跑到小刺猬身边,吻呀舔呀。小刺猬钻进妈妈的怀里,再也不叫喊了。大刺猬含起小刺猬立起来朝着后门仿佛拜了拜,然后跑出了栅子门。 落日如一只放跑的红气球搁在天边的山上,那些老爸老妈们还在各自的田里忙碌。这时,我想起了那两只刺猬。一抬头,好像它们在火烧云里望我。[1]
作者简介
曾令琪,四川成都人,中国辞赋家联合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