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久中丞被害
《鄧子久中丞被害》節選於晚清政論家薛福成《庸庵筆記》[1]的上卷。
薛福成(1838年4月12日~1894年7月21日)，字叔耘，號庸盫，江蘇無錫賓雁里人，出生於書香門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起者[2]。自幼即受時代影響，廣覽博學，致力經世實學，不做詩賦，不習小楷，對八股尤為輕視。
目錄
原文
江寧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為雲南道員，濟擢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年春，調陝西巡撫。
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回寇與營將勾通為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從而黨庇之，浸遂為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為之銘私人，既而黨羽日眾，勢焰縱橫，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遣其黨追之境上，盡劫其宦囊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為幸。有保等恃此為生涯者數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馱中途被劫，中丞聲稱俟到京參奏。
適調陝撫，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榮、戴玉堂夜率練眾，擁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攜衣物旅費，搜括無遺。於是遐邇紛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跡盡聞於朝也，故密諷何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致稱：「鄧爾恆由滇赴陝，經臣派撥兵練護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府唐簡等素知府署不甚嚴密，欲派兵練巡查，鄧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仆在內伺候。是夜竊賊李寶逾垣而入，鄧爾恆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
李寶素恨鄧爾恆，聞其在內，遂與其伙黨一擁而入，遽將鄧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拿獲各犯，即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文宗諭旨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簡等既欲派兵練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系屬人員，何以親身堵門？即謂該犯李寶系因懷恨，故將該撫殺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捉之人，即系該撫？且知李寶之殺該撫，實為挾仇起見？在場各犯既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邃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既留兩仆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輒行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徹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總督劉源灝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着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之見。欽此。」源灝竟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而歸。
台諫交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奉穆宗諭旨云：「鄧爾恆被戕之案，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着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戕之案徹底根究，按律懲辦。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剪除。又宜防其設計暗害。欽此。」
於是，復起江寧潘忠毅公（鐸）於家，馳往查辦。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裝，何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黨夜攻何有保，殺之。史榮、戴玉堂旋皆被潘公拿獲，研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潘公據實復奏，並稱訊據各犯供稱徐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何有保仍戮屍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蹤，威惠尚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黨蟠結，驟難參撒，既須與之共事，不得不為之湔祓，以安其心歟。然余謂何有保等本無甚伎倆，並非難除之賊，一聞潘公查辦，其黨即自相攻擊，而之銘安坐兩年，置之不理。
律以春秋誅心之法，雖之銘實不知情，謂之知情可也。
著作簡介
《庸庵筆記》是晚清政論家薛福成的一部見聞筆記。此書體例、分類及編目雖皆由作者親手所定，然生前未及刊行，後由其子薛慈明將遺稿交薛氏門人蕭山陳光淞校理，於光緒廿三年(1897)刊行問世。先後有光緒廿三年遺經樓刊本、宣統二年(1910)掃葉山房刊本、上海文明書局「清代筆記叢刊」本，1935年鮑賡生新式標點，編入上海新文化書社「筆記小說叢書」，1937年又有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又有《清代筆記叢刊》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標點本。今據《筆記小說大觀[3]》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