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緣緣堂
原文
二月九日天陰，居萍鄉暇鴨塘蕭祠已經二十多天了，這裡四面是田，田外是山，人跡少到，靜寂如太古。加之二十多天以來，天天陰雨，房間裡四壁空虛，行物蕭條，與兒相對枯坐，不啻囚徒。次女林先性最愛美，關心衣飾，閒坐時舉起破碎的棉衣袖來給我看，說道： 「爸爸，我的棉袍破得這麼樣了! 我想換一件駱駝絨袍子。可是它在東戰場的家裡——緣緣堂樓上的朝外櫥里——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去拿得來，我們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 可惡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悵，繼之以一番憤懣。她昨夜睡在我對面的床上，夢中笑了醒來。我問她有什麼歡喜。她說她夢中回緣緣堂，看見堂中一切如舊，小皮箱裡的明星照片一張也不少，歡喜之餘，不覺笑了醒來，今天晨間我代她作了一首感傷的小詩：
兒家住近古錢塘，也有朱欄映粉牆。
三五良宵團聚樂，春秋佳日嬉遊忙。
清平未識流離苦，生小偏遭破國殃。
昨夜客窗春夢好，不知身在水萍鄉。
平生不曾作過詩，而且近來心中只有憤懣而沒有感傷。這首詩是偶被環境逼出來的。我嫌惡此調，但來了也聽其自然。
鄰家的洪恩要我寫對。借了一枝破大筆來。拿着筆，我便想起我家裡的一抽斗湖筆，和寫對專用的桌子。寫好對，我本能伸手向後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豈知後面並無茶几，更無印子，但見蕭家祠堂前的許多木主①，蒙着灰塵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陣憤懣。
晚上章桂從萍鄉城裡拿郵信回來，遞給我一張明片，嚴肅地說：「新房子燒掉了!」我看那明片是二月四日上海裘夢痕寄發的。信片上有一段說「一月初上海新聞報載石門灣緣緣堂已全都焚毀，不知尊處已得悉否」; 下面又說： 「近來報紙上常有誤載，故此消息是否確鑿不得而知。」此信傳到，全家十人和三個同逃難來的親戚，齊集在一個房間裡聚訟起來，有的可惜櫥里的許多衣服，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一個女孩子說： 大風琴和打字機最捨不得。一個男孩子說： 鞦韆架和新買的金雞牌腳踏車最肉痛。我妻獨掛念她房中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磁器②。她說： 早知如此，悔不預先在鞦韆架旁的空地上掘一個地洞埋藏了，將來還可去發掘。正在惋惜，丙潮從旁勸慰道： 「信片上寫着 『是否確鑿不得而知』，那麼不見得一定燒掉的。」大約他看見我默默不語，猜度我正在傷心，所以這兩句照着我說。我聽了卻在心中苦笑。他的好意我是感謝的。但他的猜度卻完全錯誤了。我離家後一日在途中聞知石門灣失守，早把緣緣堂置之度外，隨後陸續聽到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像它已變成一片焦土，正懷念着許多親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無餘暇去憐惜自己的房屋了。況且，沿途看報某處陣亡數千人，某處被敵虐殺數百人，像我們全家逃出戰區，比較起他們來已是萬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 我雖老弱，但只要不轉乎溝壑，還可憑五寸不爛之筆來對抗暴敵，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決不為房屋被焚而傷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覺輕快，此猶破釜沉舟，斷絕後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進。丙潮以空言相慰，我感謝之餘，略覺嫌惡。
然而黃昏酒醒，燈孤人靜，我躺在床上時，也不免想起石門灣的緣緣堂來。此堂成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滿六歲。形式樸素，不事雕斫而高大軒敞。正南向三開間，中央鋪方大磚，供養弘一法師所書 《大智度論·十喻贊》，西室鋪地板為書房，陳列書籍數千卷。東室為飲食間，內通平屋三間為廚房，貯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樓正寢為我與兩兒女的臥室，亦有書數千卷，西間為佛堂，四壁皆經書，東間及後樓皆家人臥室。五年以來，我已同這房屋十分稔熟。現在只要一閉眼睛，便又歷歷地看見各個房間中的陳設，連某書架中第幾層第幾本是什麼書都看得見，連某抽斗 (兒女們曾統計過，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隻抽斗) 中藏着什麼東西都記得清楚。現在這所房屋已經付之一炬，從此與我永訣了!
我曾和我的父親永訣，曾和我的母親永訣，也曾和我的姐弟及親戚朋友們永訣，如今和房子永訣，實在值不得感傷悲哀。故當晚我躺在床里所想的不是和房子永訣的悲哀，卻是毀屋的火的來源。吾鄉於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吃敵人炸彈十二枚，當場死三十二人，毀房屋數間。我家幸未死人，我屋幸未被毀。後於11月23日失守，失而復得，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以至四進四出，那麼焚毀我屋的火的來源不定： 是暴敵侵略的炮火呢，還是我軍抗戰的炮火呢?現在我不得而知。但也不外乎這兩個來源。
於是我的思想達到了一個結論： 緣緣堂已被毀了。倘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我很甘心! 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毀時必然毫無恐怖之色和悽慘之聲，應是驀地參天，驀地成空，讓我神聖的抗戰軍安然通過，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時，一定發出喑嗚叱咤之聲： 「我這裡是聖跡所在，麟鳳所居。爾等狗彘豺狼膽敢肆行焚毀! 褻瀆之罪，不容於誅! 應着爾等趕速重建，還我舊觀，再來伏法!」
無論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或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在最後勝利之日，我定要日本還我緣緣堂來!東戰場，西戰場，北戰場，無數同胞因暴敵侵略所受的損失，大家先估計一下，將來我們一起同他算帳!
1938年
鑑賞
「緣緣堂」是作者於1926年在上海江灣永義里給自己所租房屋的命名。當時他同弘一法師 (李叔同) 一起，在小方紙上寫了許多喜歡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揉成小紙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兩次拈鬮都是「緣」 字，故稱「緣緣堂」。後來，他繼承母親遺願，於1933年春在故里嘉興石門灣建造了一座三楹高樓，亦名 「緣緣堂」，並請馬一浮先生題寫了堂額。緣緣堂建築在富有詩意而得天獨厚的環境中，作者對它的風格款式特別鍾愛： 「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適合我的胸懷，可以涵養孩子們的好真、樂善、愛美的天性」，「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拿來和我對調，我決不同意」。石季倫即石崇，西晉時富翁。作者在「緣緣堂」里安居五載，醉心於書畫藝術和撫育子女。1937年秋冬，日本強盜對上海、杭州、嘉興一帶實行滅絕人性的大轟炸。11月，作者滿懷悲憤，不得不攜全家老幼十一口告別故土，告別 「緣緣堂」 向西倉皇流亡。1938年春，他在流亡途中聞石門灣失守，「緣緣堂」遭日寇焚毀，他憤懣之極，提筆寫下《還我緣緣堂》，控訴了日寇的侵華罪行，表達他對家鄉對故土淪喪的切膚之痛。
文章以家常絮語起筆，勾畫了作者全家在流亡途中的悽苦以及聽到 「緣緣堂」被毀的消息時，他們為之悼惜的情景： 愛女林先於睡夢中回到緣緣堂而笑醒，她身着破衣爛衫，而思戀緣緣堂家中衣物的存放處; 有的孩子懷念大風琴和打字機，有的則思念鞦韆架和腳踏車; 其妻「獨掛念她房中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磁器」。作者此時卻「無餘暇去憐惜自己的房屋」，而是「念着許多親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想着中國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遭日寇殘殺，許多抗敵將士陣亡。他覺得逃出戰區實是萬幸。作者「不為房屋被焚而傷心」，而為國土破碎、民眾遭屠戮而悲嘆，體現了他已置個人家財、生死於度外，並將以「破釜沉舟，斷絕後路」的決心，用他那「五寸不爛之筆」去對抗暴敵，為拯救民族的生存而「一心向前，勇猛精進」。這是愛國者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怒吼! 接着，作者以沉痛的心情道出他對「緣緣堂」 的思戀。當「燈孤人靜」，躺在床上時，不免又想起「緣緣堂」建造的年代、風格、布局、室內陳設來，飽含着他對 「緣緣堂」的深厚情誼，體現了他為人為藝的率真、開朗的品格。他將「緣緣堂」 的被毀與「曾和我的父親永訣，曾和我的母親永訣，也曾和我的姐弟及親戚朋友們永訣」並論，心痛欲裂! 作者想得更多的是「緣緣堂」遭毀的炮火： 「倘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我很甘心!」它「必然毫無恐怖之色和悽慘之聲，應是驀地參天，驀地成空，讓我神聖的抗戰軍安然通過，向前反攻」; 「倘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那我很不甘心」，它「一定發出暗嗚叱咤之聲」。「緣緣堂」遭毀的不同英姿，充分坦露了作者愛憎鮮明的熾烈情感，對我軍英勇抗戰的熱情讚頌，對日寇侵略暴行的憤怒斥責! 最後，作者滿腔憤怒地指出： 「無論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或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在最後勝利之日，我定要日本還我緣緣堂來!」
全文筆調清朴自然，行文中雖無悲痛傷感之語，但字字句句都充溢着滾燙的淚。他的恨、憤、怒，緩緩地從腔內、從字裡行間蹦出，極深沉地透露出他對國家，對民族的愛戀之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