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片的李二黑(郭憲偉)
作品欣賞
跑片的李二黑
我的故鄉在川東北的一座小縣城裡。 我在那裡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20世紀七十年代初，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離開了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出外謀生。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故鄉的印象並未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淡漠，反倒越來越清晰，故鄉人的具象也越來越鮮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有不記之則不快意之感。
於是，試着複製一些印象在我的文字中，以追憶那個年代的小城和小城中的市井人物。
20世紀六十年代初小城有兩個放電影的場所。
一個是在縣城西邊的禹王宮，一個是在城東的關帝廟。前者是利用禹王宮的正殿改造的，安了木條座椅，凡是有窗的地方都掛了厚厚的帘子。這裡不怕颳風下雨，白天晚上都可以放電影，票價每張一毛二分，相當於當時一斤半大米的價錢。
另一個則是關帝廟的露天電影院。本來關帝廟的規模不算小，有前殿後殿，左右廂房。然而在大練鋼鐵的年代，那些雕樑畫棟的房子都被拆了，上好的木頭被投進了煉鋼的火爐，連威風凜凜的關老爺也未倖免於難，變成了一堆泥土，被送進農村作了肥料。關帝廟只剩下四周院牆和一個山門。當年小城沒有現在這樣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看電影是全縣人民最大的精神享受。但一毛二的票價足以讓全縣城一大半人望而卻步，只有機關單位和比較殷實的人家才可能到禹王宮看電影。為了讓更多的人看上電影，縣上文化部門又在關帝廟開闢了露天電影，仍然要賣票，每票五分錢，相比之下算便宜的了，小城的中產階級以下大都可以看到電影了。
那時，看電影是我最盛大的節日，渴望看電影並不亞於渴望過年。然而我家並不富裕，即便是五分錢的票價，父母親也很難滿足我的願望。 當時我雖年少，智商並不低。我能找到看電影的許多辦法。先是到大門口去混，趁着人擁擠，鑽在大人的胛肢窩下混進去。這種方法有時能奏效，有時便有被守門員發現而被逮住的危險。後來便去翻牆，待電影開始放時，和小朋友們你拉我扛，翻牆進去。但這是極危險的，被逮住事小，頂多挨一頓臭罵（那時不興罰款，即使罰款也大子沒一個，電影院的人只好看着我們乾瞪眼），寫一篇檢討而已。摔傷了就事大了。有一次翻牆我被崴了腳，腫了半個月，還撒謊說是在學校上體育課時不小心摔的，好歹矇騙了父親才得以躲過皮肉之苦。 我當時極想找到一個既不丟人，也不危險的辦法。
後來這辦法真還找到了。
關帝廟雖然價格便宜，但需自己帶凳子。為了占好位子，人們便爭先恐後地率先占位子，最有效的方法是將凳子事先擺進去。那時小城民風淳厚，只要是你先占的位子，後來者不會把你的凳子搬開，而是依次排下去，絕不會亂的。我當時的「工作」就是幫左鄰右舍占位子。幫人家占一個位子，會有一分半分錢的酬勞。於是乎，我便盡最大的可能，提前幫別人把凳子放進關帝廟。露天電影是天黑了才能放，我往往是中午上學前便飛也似的跑去擺好凳子，又飛也似的跑去上學。下午放學回家便告知別人凳子已擺放好，在什麼位置。這時候，往往便能收穫到幾個寶貴的硬幣，整個傍晚我便處於非常亢奮之中，能堂而皇之地買票進場，這是多麼值得驕傲和多麼幸福的事呵！
人們吃罷晚飯，三三兩兩地步出家門，散步的慢慢悠悠，看電影的便呼朋喚友，慌七忙八地各自向東西方向走去。那時放電影，白天是不賣票的，只在開映前一個小時才開始賣票，人們擁擠在售票處，你幫我買，我幫你買，眨眼功夫便賣完了，與現在電影慘澹經營的售票完全是兩個世界。
因為小城有兩個電影院，而地區電影公司送來的電影拷貝又只有一個，放電影時便需跑片。一個電影拷貝根據長短分成10本左右，1本又叫一卷，放完一本取下來，又放另一本，這叫換片。在西邊電影院第一本放完時，便迅速送到東邊的露天電影院放，兩個影院之間相差10分鐘左右。連接兩個影院之間的這個工作便叫「跑片」。這雖是一個極其簡單的勞動，但卻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也是需要極大的責任心的。這個工作是由電影院一個叫李二黑的小伙子來承擔的。
李二黑十六七歲，人長得不高，腿腳倒很長，跑得特快。那時小城少有自行車，傳片只能靠人來跑。也可能是這個特點，電影院的領導認為他很適合做這項工作。那時候放電影遠沒現在這樣有正規的放映機房和高級的放映機，一般都是在觀眾席里架一台16mm的機子，一本放完了得停下來換片，中間有幾分鐘的空閒。如果遇到西邊發電機出問題了，或是放映機卡片了，這時候，東邊的露天電影院就熱鬧了，人們在等待中很有些焦急，個個都在問，跑片的來了沒有。問呀，等呀，等呀，問呀，待到李二黑滿頭大汗地捧着拷貝進來時，全場便響起一陣歡呼：「來了來了，跑片的來了。」人們自動地讓出一條路，像夾道歡迎凱旋歸來的將軍一樣，讓他把片子送到放映機前。銀幕上立馬就有了觀眾盼望的畫面。
久而久之，人們便將李二黑喊成了「李跑片」。
李跑片是小城電影的活廣告。
只要小城要放電影，李跑片是最先準確知道的。因為地區公司發行過來的影片必須由他去車站取回，縣電影院才能安排售票和放映。那時候無論李跑片也罷，電影院也罷，雖然沒有商業機密的概念，但無一例外地封鎖消息。人們越是想知道，就越不讓知道，這樣的信息才有價值，掌握這種信息的人才最牛氣，這叫吊胃口。於是乎，越是封鎖消息越是有人打聽，變着法兒，想着方兒地想最先得到消息，捷足先登地買到好票。以至於當時電影放映是最體面的工作，比縣委書記還要受到人們的尊敬，辦事比縣長還要「關火」（注）。
每當把片子取回來後，李跑片總是要背着經理到街上走一趟。認識他的人都要尊敬且卑下地問：「嘿嘿，二黑兄弟，今晚有電影麼？叫啥名字？」李跑片很神氣地擺擺手：「不曉得，不曉得。」兩眼朝天地斷續往前走，走着走着，便選擇一個比較要好的朋友，把人家拉到一邊，神神秘秘地耳語幾句又向前走。幾分鐘後，全城人都知道了今晚要放啥電影了，而且說：「是李跑片說的，哄你是龜兒子。快點占位置去喲。」氣得被買票人纏得莫奈何的經理大罵李跑片是內奸，威脅總有一天要把他開銷了。李跑片根本不怕，我行我素，照例在街上享受小城人對他的尊敬。經理是他堂姐夫，他才不怕呢。
電影放得多了，漸漸覺得我的辦法有些問題了。主要是幫人家占座位，越來越早了，很多時候需一大早去才能占到好位置，有時還要和人家爭搶地盤。有幾次，因為這事而遲到，被老師罰站，還被告訴家長。我父親知道後雖未揍我，但也堅決不准再去幹這事。但他又不給我錢，沒錢就看不上電影，看不上電影對我來說委實是件很難受的事情。
我必須另想辦法。
在仔細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我盯上了李跑片。但要想讓他把我帶進電影院，基本上是做夢，不說李跑片沒這個膽量，就是有，那守門的姚大個子和伍大疤喇就像是兩個門神，沒票，天王老子也進不去。但是李二黑是跑片的，他最有效的通行證是手裡抱着的拷貝，沒有拷貝，全場人只好鼓起「二筒」看着一片雪白的銀幕罵娘。姚大個子和李大疤子再橫，也不也敢拿跑片的怎麼樣。於是，我便想方設法地和李跑片套近乎。二黑哥長，二黑哥短地叫得他滿臉燦爛，一時間還真把我當小兄弟看了。然而，當我囉囉嗦嗦結結巴巴地表達出要他帶我進電影院看電影的意思時，他卻一口回絕了：「你娃莫想。單位有規定，帶一個人扣一天的工資。莫看經理是我姐夫，整起人來一樣屁眼黑喲。」我一下子心涼了半截，沒了主意。
然而，電影的誘惑力畢竟是巨大的。我必須鍥而不捨地為目的努力。
經過一段時間的仔細觀察，我發現了李跑片的一個秘密。這就是他極喜歡看小人書。
別看他已參加工作，畢竟才十六七歲，基本還是娃娃，我們小孩子的愛好在他身上大都有充分表現。我決定用連環畫來拉他下水。第一次「垂釣」就多有收穫。一本我收藏的《大鬧天宮》讓他喜出望外，竟坐在街沿邊一口氣看完，臨走時，意猶未盡地拍拍我的屁股說：「小子，有小人書多給哥子找來看啊！」當我第三次給他送去連環畫時，他竟破天荒地答應晚上想辦法帶我混進電影院去看電影。目的達到了，且並不費太大的功夫，我那時心裡高興得，一整天都不知道老師在課堂上講了些什麼。
別看李跑片年紀不大，心眼可不少。西邊電影院開始放映時，我在影院門口已經等得心如貓抓，但始終不見李跑片出來。我正在琢磨他小子是不是捉弄我時，十多分鐘後，他抱着一本拷貝出來了，讓我跟他走，快到東邊露天電影場時，他把拷貝遞給我說：「走攏你就喊，送片子的來了，送片子的來了。守門的就會讓你進去。」我說「行不行呵，伍大疤喇凶得很喲。」他連連說：「莫得問題，莫得問題。記倒，明天再給哥子找點小人書來喲，至少兩本哈！」我抱着拷貝戰戰兢兢向門口走去，沒想到還沒等我喊出口，那伍大疤喇一見到拷貝，立即招呼姚大個子把圍在門口的人趕開，給我讓出一條路來，於是我來不及多想，抱着拷貝就跑進了門，高興得差點打個跟斗。
那天晚上，我竟然坐在放映機旁邊，舒舒服服地看了一場名字叫《青年魯班》的電影。從此以後，看電影於我來說，就不是一件什麼難事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把同學們收藏的小人書幾乎借完借盡了。然而不用擔心，我與李跑片的關係，到後來根本就勿需小人書來維繫了。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好日子終是有盡頭的。
當我小學快要畢業時，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最使我痛心的不是那些在「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被砸爛的文物古董，被打倒的「走資派」，而是幾乎所有的影片都成為封、資、修的大毒草，受到批判，被封存起來。小城幾年之中，除了《地道戰》幾乎沒有放過任何電影。李跑片也失業為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全然沒了以往的神氣。後來聽說他拉起了一支造反隊伍，接管了縣電影院，常常半夜三更邀約幾個兄弟伙，躲在小放映室里放電影。有一次還悄悄地邀請我去看過一部名字叫《畫中人》的電影。後來，不知被什麼人告密了，被另一夥造反派抓住了，李跑片被剃了陰陽頭，掛着黑牌遊街，說他是文藝黑線的保皇狗。那天，我遠遠地看見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李跑片，心裡說不出個滋味。
再後來，聽人說他在武鬥中被另一派打死了，也有人說他被人打殘了，送進了精神病院。
總之，從那以後很多年我都未見過李跑片了。
二十年多後的一天，我在一個極其偏遠的鄉鎮檢查農村文化工作，鄉長說要給我介紹了一位優秀的農村電影放映員，說他二十餘年紮根山區，為農民放了近萬場電影。當我走進鄉電影院時，意外地發現這位放映員就是當年的李跑片。我激動地握着他的手說，還認識我嗎？還記得當年那個送你小人書看，纏着要看電影的小學生嗎？誰知李跑片茫然地看着我，嘴裡喃喃地說：「領，領導，我不該偷放電影，我有罪的，我有罪。」鄉長見我大惑不解，說，這確實就是縣電影院的那個李跑片，當年他被造反派打壞了腦子，進了精神病院，治了一段時間，出來後被送回這裡的老家。奇怪的是，他對過去的一切都不記得了，人也變得傻里傻樣，但一看見放映機，就變成了正常人了，技術好得不得了，放電影從來不出錯，這些年，方圓幾十里的農村電影全靠他撐起。 我努力地想讓李跑片恢復對過去的回憶，但是很可惜，木訥的李跑片始終只有兩句話：「我不該偷放電影，我有罪，我有罪。」我默然無語，知道自己回天乏術，無法喚起李跑片對過去的回憶。我想，就這樣也許好些，倘若他的記憶被喚起，說不定他的精神又要崩潰乃至於瘋狂。 當晚，我留在鄉上，專門看了一場由李跑片放的電影。
鄉長說的是真的，只有在放映時，李跑片才真正是一個正常人。而他的放映技術確實無懈可擊，就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放映技師都無法與之相比。[1]
作者簡介
郭憲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