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薄賦富民·論語》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目錄
原文
[十二·九]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十三·九]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二十·一]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 民、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二十·二]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鑑賞
孔子認為人們希望富裕是十分合理的，他曾經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泰伯》)這大概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說的，他的意思是，在政治清明的社會中按照正當的手段獲得財富沒有什麼不光彩的。當然在政治黑暗的社會中為虎作倀，因此享受榮華富貴則是可恥的。他作為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對普通百姓的生活更是牽掛，因此非常關注民生問題，始終主張政府要實行利民、富民的政策，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這就是說凡是能夠讓百姓得到實利的事情，朝廷都應當加以支持、推廣。他明確地把民生問題列為治國安邦的第一件要務。弟子子貢曾經問孔子最重要的政事是什麼?孔子說是糧食充足，軍備充足，人民信任統治者。子貢設想，如果為情勢所迫，在前二項中不得不去掉一項，那應當去掉什麼，孔子毫不猶豫地指出，那只能放棄軍備，以保證人們有足夠的糧食。可見，在他看來，民生問題是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孔子在各種場合一有機會就申述他這一基本的政治、經濟思想。孔子周遊列國時在衛國路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熱鬧，不禁讚嘆這個國家人口眾多，為他趕車的弟子冉有問「一個國家人口多了以後該怎麼做?」孔子不假思索地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可見富民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在孔子看來，它是仁政、德政的根本基礎。
孔子經常用相傳是古代聖王堯的教導來強調民生的極端重要性，《論語》第二十篇第一章記錄了堯的這段話。堯說，如果天下的人都陷於貧困，上天賜給你的祿位就永遠完結了。可見天命決定於民生，統治者有沒有資格治理天下要看他是讓百姓過富裕的生活，還是陷於窮困。孔子告訴人們，實際上所有那些賢明的君主都關心人民的生活，他在同一篇文字中以周朝的歷史為例說： 周朝大發賞賜，大封諸侯，讓善人都富裕起來。
《論語》第二十篇第一章可以視為孔子概括的中國古代政治史總綱，他從這一總綱總結出來的最高的政治原理是：「所重： 民，食，喪，祭。」古代世界各地的統治者一般不是把敬神、就是把軍事置於國家大事的首位，與他們不同，孔子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高於一切政事之上。
對於歷史上和現實社會中的所有的統治者的表現，孔子評判的一個主要標準就是能否出色地處理民生問題。春秋時代後期鄭國傑出的政治家子產關心百姓的福利，施政力求讓人民得到實惠，孔子就讚揚他，稱他是「惠人」(《憲問》)，指出他的君子之道之一就是「其養民也惠」(《公冶長》)。相反，魯國執政季氏富可敵國，還讓孔子的弟子冉求為他搜刮百姓錢財，孔子以鮮明的態度對此加以反對，表明了他痛恨苛政、關心百姓利益的一貫立場。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苛政擾民、害民的現象，孔子要求統治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又主張實行薄賦政策，以減輕百姓的負擔。魯哀公以收成不好、國家財政困難為藉口，要求增加稅收，徵求孔子弟子有若的意見。有若反對他這種做法，主張堅持收十分之一的稅。魯哀公說收十分之二的稅都不夠，何況十分之一?有若根據孔子思想告訴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句話是很有說服力的，它表明儒家的薄賦的主張既是關注百姓利益、民生問題的表現，也是出於其基本的財政思想。儒家把發展經濟、增加人民的收入作為國家財政的基礎。在儒家看來，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民富才會國富，就像一棵大樹，只有根深，枝葉才會繁盛。民貧則國用不足，統治者如果因此殺雞取卵，毀了根本，政權也就不保了。所以歷代儒家根據孔子思想，都主張藏富於民，不與民爭利，反對苛捐雜稅，竭澤而漁。儒家是以長遠、戰略的眼光來處理民生與國家的財政關係問題，這既有利於百姓生活的改善，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能源源不斷地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現在已經有大量的歷史材料證明，近代以前中國的經濟的總量和發展水平長期處於世界的前列，這同儒家的重視民生問題、同他們的經濟思想和財政政策有很大關係，儘管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原因。
孔子的經濟思想即使在現代社會也有不少可以借鑑的地方，例如他提出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可以作為各地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政府部門決定興辦經濟事業、規劃某種生產項目的時候，不能違背群眾的意願、採取強迫命令的做法，否則政府自己在財力和精力上就會付出太多，往往會事倍功半，甚至勞民傷財。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則不干涉人民合法經營的自由，保障他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各項權利，因勢利導，鼓勵和支持人民去從事他們認為有利的事業，並為他們提供方便的條件。這樣就能充分激發所屬範圍內每個人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發揮地區環境、資源的優勢，實現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有效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創造社會財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然，薄賦富民的思想同現代的市場經濟的理念也有一致之處，對於經濟政策的制定、社會發展事業的規劃也有很大的啟示作用。[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