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第一·共十六章》上
论语
《论语》以一个人物，即孔子为中心描绘各种人物形象，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个首创。这些人物来自十分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执政者、贵族、各种等级的官吏、军队首领、学者、隐士等。书中写得最多的是同孔子关系最密切的弟子。
目录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译】
孔子说：“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是很快乐吗?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吗?”
【注】
刘宝楠《论语正义》(下简称《正义》)邢疏云：自此至《尧曰》是《鲁论语》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案：古人以漆书竹简约当一篇，即为编列，以韦束之。
程树德《论语集释》(下简称《集释》)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下简称《朱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
【记】
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但由于首章突出的“悦”、“乐”二字，似可借此简略谈论《今读》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 [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及某些日本学者说]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
作为儒学根本，首章揭示的“悦”、“乐”，就是此世间的快乐：它不离人世、不离感性而又超出它们。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心中悦之，一种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会，旧注常说“朋”是同学(“同门曰朋”)，因此是来研讨学问，切磋修养;在古希腊，“朋友”也是关于哲学、智慧的讨论者。其实，何必拘泥于此?来相见面，来相饮酒，来相聊天，不也愉快?特别又从远方来，一定是很久没有见面了，在古代，这就更不容易，当然更加快乐。这“乐”完全是世间性的，却又是很精神性的，是“我与你”的快乐，而且此“乐”还在“悦”之上(并见6.11章)。“悦”仅关乎一己本人的实践，“乐”则是人世间也就是所谓“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那是真正友谊情感的快乐。这里愿抄引陶渊明思念朋友的诗：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陆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朋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情真意深，不必作各种穿凿解释。诗人通过写这首诗，读者通过读这首诗，岂不使自己情感更深沉?这就是说，人类的一些基本情感本是生物性的，动物也有友谊和友情，包括狗、马对主人的亲密依恋等等。但把情感保存、延续和提升到如此高级水平，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却正是文化的功绩。这首诗如同孔老夫子这句话一样，它们都在塑造人的情感心理。文化使情感人化。友谊、友情的快乐正是通过文化的积累又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直接塑造，而在人的心理中培育成长。这首陶诗便是一例。年轻时大概很难欣赏这首诗(以及整个陶诗)，但有了足够人生经历之后，便不同了。这就是我说的“积淀”。“积淀”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ing)，亦即所谓“自然的人化”，亦即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在。
当然，“情”有好些不同的层次。在《美学四讲》中，我曾分出审美的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层次。其中，“悦神”的层次，就接近或进入某种宗教境界或宗教体验。它以“天人交会”、“天人合一”为皈依或指归。“悦志”则充满了悲剧精神，特别是因为无人格神的设定信仰，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归依、信仰，去设定“天行健”，并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任何外在的拯救、希冀和依托，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精神负担便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格局的文化。中国实用理性之所以强调韧性精神、艰苦奋斗，其故在此。中国乐感文化之所以并不浮浅庸俗，其故在此。其中许多哲理近乎常识，却仍然深沉，其故在此;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为“本体”。因人的生存意义即在此“生”的世间关系中，此道德责任所在，亦人生归依所在。儒学以此区别于其他宗教和哲学。
关于“人不知，而不愠”，将在以后章节中讨论，这里暂不多论。
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却不失个体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乃“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作为《论语》首章，不亦宜乎。
原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
有子说：“做人孝敬父母，尊爱兄长，而喜欢冒犯上级官长的，少有。不喜欢冒犯上级而喜欢造反作乱的，从来没有。君子在根本上下工夫，根本建立好了，人道也就生发出来。孝敬父母、尊爱兄长，就是人的根本吧?!”
【注】
《集释》陈善《扪虱新语》：古人多假借用字。《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窃谓此“仁”字皆当作“人”。王恕《石渠意见》：“为仁之仁，当作人，盖承上文‘其为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为人之本。”
【记】
“仁”是孔学的根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由“礼”归“仁”，是孔子的创造性的理论贡献，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已经讲过了。孔子通由仁而开始塑造一个文化心理结构体，如说得耸人听闻一点，也就是在制造中国人的心灵。所以我才说，孔学(或儒学)半是宗教，半是哲学。因为它虽然没有人格神的上帝，但在塑造、形成、影响中国人的心灵上，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并不相上下。而儒学之所以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理论、学说、思想，其要点之一正在于它把思想直接诉诸情感，把某些基本理由、理论，建立在情感心理的根基上，总要求理知与情感交融，至今中国人仍然爱说“合乎情理”、“合情合理”，便是它的表现。本章即如此。今日来读，应该甩开那些什么“犯上作乱”等等过时的具体主张或要求，甩开那以为这样就能够使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幻想(详后章)，而注意它的特征在于：把“人”或“仁”的根“本”建立在日常生活即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之上。好些动物也乳幼抚小，但幼小长大，便离“家”独立，不再复归，因此也很难说什么儿女对父母的感情。孔学儒家教义的特征之一，从所谓“三年之丧”，到孟子和王船山所说“人禽之别”，首先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中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情的自觉培育，以此作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把“家庭价值”(family value)置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来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
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生存和延续，从孔老夫子到现代，一直是一大难题。当今自由主义(个人权利、公平竞争、优胜劣败：强凌弱)与民主主义(公众意志、人民民主、社会福利：众欺寡)的两难困境，尤尔根·哈贝马斯(Harbermas)想以“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学”来作调解。中国儒学重人轻法，现在倒转过来以法治为主后，是否仍可吸收中国传统强调建构人性以稳定社会的想法，重情感、修养、家庭价值、主体间性以作出某种转化性的创造呢?似有许多具体课题值得深思。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虚颜假色，这是很少有仁爱的。”
【注】
《正义》包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
【记】
上章从积极方面规定“仁”;这章从消极、否定的方面规定“仁”，即强调“仁”不是某种外在的华丽，指出外在的容色和语言都应该服从于内在心灵的塑造。过分的外在雕琢和装饰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这种塑造。在原始巫术礼仪中，巧言令色而无真诚情愫，乃大罪恶而不可容许者。
“仁”的特征是“爱”。朱熹把“仁”说成“爱之理，心之德”，建构天理人欲的宇宙伦理秩序以统治人们(详见2.8章)。近代谭嗣同、康有为则把“仁”拟之于“以太”、“电”，等同于宇宙的最后实在以贯通万事万物，来为其“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观念作哲学根本(见拙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今日如果重建以“仁”为“体”的哲学基础，那就是我所谓以心理—情感为本体。它将既非宇宙的“以太”，也非超越(不管是外在的超越或“内在的”超越)的“性”、“心”，当然更不是种种外在的华丽。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
曾子说：“我每天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考虑，尽了心没有?交朋友，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
【注】
《荀子·劝学》：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集释》宦懋庸《论语稽》：《说文》以阳之一，合阴之二，其数三。《史记·律书》：“数始作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盖数至于三，阴阳极参错之变，将观其成。故古人于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颜子三月不违，南容三复，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让，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
郭翼《雪履斋笔记》：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
【记】
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所以这不仅是交友处世的“君子”之道，而且也是稠密人际关系，并将这关系置放于很高地位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意识。这章特点是反省自己对这种“主体间性”的忠诚度，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即宗教性道德的追求色调：“主体间性”在这里即是上帝，对它的反省(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即是面对上帝的悔忏。曾子是儒学中宗教性道德的传人。但儒学(包括曾子)又毕竟不同基督教的悔罪，尽管兢兢业业，如临深渊，但中国仍然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罪孽深重的原罪观念，较少恐惧性的自我折磨和摧残。相反，以为宇宙的生存、自然的存在、人的生命都是好的，以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情感色调来解述和规范它们，作为最高准则的“主体间性”乃是此岸的人际、人群和人生，亦即不是因为上帝叫你“爱人”因而去爱人，而是“爱人”本身乃上帝，这里的“三省”亦如是。“三”作“多”而非次数，以此区别于天主教每饭谢恩、伊斯兰日必五拜，以多次外在仪式巩固信仰之不同，亦佳。
最后一句今天无妨释作：自己所讲授所写作的东西，认真思索过、研究过或实践过吗?很好的自警语，今日之“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言行不一，品学分离者，盖亦多矣。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
孔子说：“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慎重、敬畏地处理政事，恪守信任，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差使老百姓选择农闲的时候。”
【注】
杨伯峻《论语译注》(下简称《杨注》)：古代以农业为主，“使民以时”即是《孟子·梁惠王上》的“不违农时”。
【记】
《论语》一书讲政治极多，大同小异，将在以后篇章继续评论。这里应首先提出的是，《论语》和孔子本人都有很多关于政治方面的讲述，并且放置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曾参学派的记录传承，也仍可看出。所以儒学决不是专谈道德和心性。这也就是我所强调的“如何活”非常重要，它在“为什么活”(道德等等)之前的道理(参见拙作《哲学探寻录》)。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对此重视、分疏极为不够。“敬”字多见于《论语》，乃一重要范畴。它既是一种外在态度，更是一种内在情感，源起于巫术礼仪中对上帝鬼神的尊敬畏惧，理性化后转为生活态度和情感要求，成为人性塑造的一个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对鬼神的敬畏、敬重转化为对人事、伦常、政务的敬畏、敬重，再表现为对客观理则的敬重、敬畏。这一范畴(“敬”)可与康德(Kant)强调的“道德感情乃敬重”相比拟，即与喜悦、快乐无关，从而才能与一切功利主义彻底脱钩。但康德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无上崇高，高踞感性世界之上，与儒学以“仁”为本，不离感性，亦可同等崇高，又仍是两个世界(天国/人世)与一个人生之分。而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盖因巫术世界观之直接理性化(通过三礼、《周易》)，此乃中国古史及思想史之最大关键，亦梁漱溟所谓中国文化之“早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容后详论。[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今河南），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