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迷宮（史鐵生創作的散文隨筆）
原文
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電腦寫作了。人們誇獎「386」比「286」好、「486」比「386」更好，那情形很像是在誇獎這個人比那個人更聰明。就像智力比賽，所謂「更聰明」即是說：運算（理解）的速度更快，存儲（記憶）的信息更多，以及表達得更準確和聯想的範圍更寬廣。於是有一個可笑的問題提出：用「486」寫作，會比用「286」寫得更好嗎？這個可笑的問題甚至不用回答。但與這個問題同樣可笑的邏輯卻差不多通行，比如：要是我們寫得不及某人，我們首先會怪罪我們的大腦不及某人。
如果作品的美妙和作者的智商不成正比，如果我們的文學止步不前而世界上仍在不斷湧現出偉大的作家，我們主要應該怪罪什麼呢？如果「486」並沒有寫出比「286」更有新意更有魅力的作品，大家都明白，是坐在「486」前面敲打鍵盤的那個人不行。如果一個智商很高的大腦卻缺乏創造力，只能不斷地臨摹前人和複製生活，其原因何在呢？
我看過一位哲學家寫的一篇談「電腦與靈魂」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軀體和靈魂之間的模糊分別通常是理解為軀體與心靈，或者大腦與心靈之間的分別。研究這分別的一個途徑是問：大腦是否能夠做到心靈所能做的一切……
「當然，目前更受注目的一個問題是電子計算機（電腦）是否有人……一樣的能力……假如電子計算機能做到的跟人一樣，則我們也只不過是電子計算機而已；也就是說，我們的存在也並不獨特。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其實正在問『人是否存在』——一個與傳統問題『神是否存在』有同樣重要性的問題。」
顯然，大腦做不到心靈所能做到的一切。心靈比大腦廣闊得多，深遠得多，複雜得多。甚至所謂無限，我想其實也只是就心靈的浩渺無邊而言。我們生存的空間有限，我們經歷的時間有限，但我們心靈的維度是無限的。在電腦方興未艾突飛猛進的時代，我們更容易發現，人的獨特之處，究其根本不在於大腦，不在於運算得更快和記憶得更牢，而在於心靈的存在。浩渺無邊的心靈，是任何大腦和電腦所無能比擬的。再高超的電腦也是人的造物，再聰明的大腦如果沒有心靈隱於其後，也只近似傳聲筒或複印機。恰恰是心靈的浩渺無邊，使人的大腦獨具創造力，使文學成為必要，使創作能夠永恆，使作家常常陷入迷茫也使作家不斷走進驚喜。大腦不能窮盡心靈，因此我們永遠為心靈所累不得徹底解脫，也因此，我們的創作才有了永無窮盡的前途。
所以，如果「486」寫得不如「286」，我們應該懷疑的是：在「486」前面，「人是否存在」？鍵盤噼噼啪啪地敲響着，當然不能懷疑一個血肉之軀的存在，也不能懷疑一個正常大腦的存在，但我們有理由懷疑心靈是否存在？就是說，聰明的電腦或者聰明的大腦是否聯通了心靈，其運作是否聽命於心靈？心靈不在，即是人的不在，一台聰明的電腦或大腦便是人或上帝的一次盲目投資。當然，並不否定聰明的作用，但寫作如果僅僅是大腦對大腦的操作，則無論是什麼級別的大腦都難免走人文學的窮途。文學的無窮天地，我想可以描述為：大腦對心靈的巡察、搜捕和緝拿歸案。聰明對於寫作是一件好事，正如偵探的本事高超當然更利於破案，但偵探如果單單樂意走進市場而不屑於巡察心靈，我們就可能只有治安和新聞，而沒有文學了。
心靈是什麼呢？以及，心靈在哪兒？
我記得有一位哲學家（記不住他的名字）寫過一本書（也記不住它的題目），書中問道：「我在哪兒？」胳膊是我的，「我」在胳膊里麼？但沒有了胳膊，卻依然故「我」。腿呢？也一樣，「我」也不在腿里。那麼「我」在心臟或大腦里了？但是把心臟或大腦解剖開來找吧，還是找不到「我」。雖然找不到，但若給心臟或大腦上加一個彈孔，「我」便消失。
「我」，看來是一個結構，心靈是一個結構，死亡即是結構的消散或者改組。那麼這個結構都包含什麼呢？設想把一個人所有不致命的器官都摘除，怎樣呢？這個人很可能就像一棵樹或者一株草了。健全的生理就能夠產生心靈麼？那麼把一個生理健全的人與世隔絕起來，隔絕得完全徹底，他的心靈還能有什麼呢？心靈並不像一個容器，內容沒有了容器還可以存在，不，心靈是一個結構，是信息的組織，是與信息共生共滅的。所以，心靈的構成當然不等於生理的構成，心靈的構成正是「天人合一」，主觀與客觀的共同參與，心靈與這個世界同構。世界是什麼？如果世界不能被我們認識窮盡，我們一向所說的世界到底是什麼呢？我想，這世界，就重疊在我們的心靈上。雖然我們不能窮盡它，但是它就在那兒，以文學的名義無止無休地誘惑着我們。召喚着我們。
我在寫一篇小說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悖論：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我沒有用「記憶」，而是用了「印象」。因為往日並不都停留在我的記憶里，但往日的喧囂與騷動永遠都在我的印象中。因為記憶，只是階段性的僵死記錄，而印象是對全部生命變動不居的理解和感悟。記憶只是大腦被動的存儲，印象則是心靈仰望神秘時，對記憶的激活、重組和創造。記憶可以丟失，但印象卻可使丟失的生命重新顯現。一個簡單的例證是：我們會忘記一行詩句，但如果我們的心緒走進了那句詩的意境，我們就會絲毫不差地記起它；當然那得是真正的詩句。一個眾所周知的例證是；普魯斯特在吃瑪德萊小點心時，一瞬間看遍了自己的一生。如普魯斯特一樣的感受，幾乎我們每個人都有過。
但是，印象中的往事是否真實呢？這也許就先要問問：真實是什麼？當我們說「真實」的時候，這「真實」可能指的是什麼？
我想引用我正在寫着的一部小說中的一段話：
「當一個人像我這樣，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變幻不住的歷史中尋找真實，要在紛紛紜紜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實，真實便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真實便隨着你的追尋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組……如煙如塵，如幻如夢。
「我走在樹林裡，那兩個孩子已經回家。整整那個秋天，整整那個秋天的每個夜晚，我都在那片樹林裡踽踽獨行。一盞和一盞路燈相距很遠，一段段明亮與明亮之間是一段段黑暗與黑暗，我的影子時而在明亮中顯現，時而在黑暗中隱沒。憑空而來的風一浪一浪地掀動斑斕的落葉，如同掀動着生命的印象。我感覺自己就像是這空空的來風，只在脫落下和旋捲起斑斕的落葉之時，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葉一樣，在我生命的秋風裡，從黑暗中飄轉進明亮，從明亮中逃遁進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見他們，在黑暗裡的我只有想象他們，依靠那些飄轉進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進黑暗裡的。我無法看到黑暗裡他們的真實，只能看到想象中他們的樣子，隨着我的想象他們飄轉進另一種明亮。這另一種明亮，是不真實的麼？當黑暗隱藏了某些落葉，你仍然能夠想象它們，因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們，但想象照亮的它們並不就是黑暗隱藏起的它們，可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實。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着它們，它們的真實又是什麼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實吧，或者說僅僅是我真實的印象。往事，和敵人，也是這樣，無論他們飄轉進明亮還是逃遁進黑暗，他們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為真實。
「真實並不在我的心靈之外，在我的心靈之外並沒有一種叫作真實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呆在那兒。真實，有時候是一個傳說甚至一個謠言，有時候是一種猜測，有時候是一片夢想，它們在心靈里鬼斧神工地雕鑄我的印象。而且，它們在雕鑄我的印象時，順便雕鑄了我。否則我的真實又是什麼呢，又能是什麼呢？這些印象的累積和編織，那便是我了。」
所有的小說，也許都可以說是記憶的產物，因為沒有記憶便不可能有小說。但這樣類推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樂器使沒有音樂，沒有刀斧便沒有雕塑，沒有顏料便沒有圖畫，沒有地球便沒有人類。如此邏輯不失為真理，但如此真理也不失為廢話。有意義的問題是：記憶，在創作者那兒，發生了什麼？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相似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寫作？
記憶，在創作者那兒已經面目全非，已經走進另一種存在。我又要引一段我曾寫過的話：
「我生於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卻在1955年之後發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記得那天日曆上的字是綠色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始於這個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個周末之後它才傳來，漸漸有了意義，才存在。但1955年那個周末之後，卻不是1955年的一個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個凌晨——傳說我在那個凌晨出生，我想象那個凌晨，於是1951年的那個凌晨抹殺了1955年的一個星期天。那個凌晨，我來到人間，奶奶說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卻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從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後是1958年，這年我上了學，這一年我開始理解了一點兒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關係。而此前的1957年呢，則是1964年時才給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時我才知道一場反右運動大致的情況，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後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並設想着遠古的某些歷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對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設想遠古又幻想未來，遠古和未來在今天隨意交叉，因而遠古和未來都刮着現在的風。
「我理解，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是指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在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里，時間成為錯綜交叉的小徑。他強調的其實不是時間，而是作為主觀的人的心靈，這才是那迷宮的全部。」
這已經不能說是記憶了，這顯然也不是大腦獵奇的企圖所致。這樣的重組或者混淆，以及重組和混淆的更多可能性，乃是大腦去巡察心靈的路徑，去搜捕和緝拿心靈的作為。昆德拉說（大意）：「沒有發現，就不能算得好小說。」我想，寫作肯定不是為了重現記憶中的往事，而是為了發現生命根本的處境，發現生命的種種狀態，發現歷史所不曾顯現的奇異或者神秘的關聯，從而，去看一個亘古不變的題目：我們心靈的前途，和我們生命的價值，終歸是什麼？
這樣的發現，是對人獨特存在的發現，同時是對神的獨特存在的發現。
這樣的發現肯定是永無終結的，因為，比如說我們的大腦永遠巡察不盡我們的心靈，比如說我們的智力永遠不能窮盡存在的神秘，比如說存在是一個無窮的運動我們永遠都不能走到終點，比如說我們永遠都在朝聖的途中但永遠都不能走到神的位置。也就是說，我們對終極的發問，並不能贏得終極的解答和解決。就像存在是一個永恆的過程一樣，生命的意義是一個永恆的問題。比如藝術，誰能給它一個終極的解答麼？比如愛，誰能給它一個終極的解決，從而給我們一個真正自由和博愛的世界？自由和愛永遠是一個問題。自由和愛，以問題的方式而不是以答案形態，疊入我們的心靈。要點在於：這樣的問題，有，還是沒有？有和沒有，即是神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心靈的醒悟或者迷途。這差不多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寫作的理由了。
記憶給了我們這樣的方便。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1]
作者簡介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中國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於北京市。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維持生命。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自稱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時46分因突發腦溢血逝世，享年59歲。 2018年1月《史鐵生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全集共350萬字，按體裁分為各類小說、散文隨筆、劇本詩歌、書信、訪談等12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