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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几度花

《蔷薇几度花》是中国当代作家杨绛写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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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它了。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眼尖的我发现了,欢喜地叫起来,呀,蔷薇开花了。我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便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

也顺带着打量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

看久了,有一些人,便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担的老人。老人着靛蓝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担子,也绝对像幅旧画:担子两头各置一匾子,担头上挂副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循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即浮上笑容来。呀!一声惊呼,原来是卖灶糖的啊。

可不是么!匾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久远了啊,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时候,挑糖担的货郎,走村串户,着孩子们,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进家门,拿了早早备下的破烂儿出来,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的,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

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担儿,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

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五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

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我追都追不上了。”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担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别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

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十四岁做起,一做就做了五十多年。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四根半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吃他做的灶糖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

“哦,那是甜了别处的人了。”我这样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两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敲得人的心,蔷薇花朵般地,开了。

一日,我带了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担儿,刚好晃晃悠悠地过来了,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儿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看我,说:“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照,还真没拍过照片呢。”他就那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儿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他看一眼,笑。复举起手上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恽的《咏蔷薇》来:“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罢。[1]

作者简介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