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雲 (臺灣)
范雲（1968年7月9日－），臺灣政治人物、知名社會學學者，新北市淡水人，祖籍中華民國江蘇南通，現任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現任社會民主黨 (台灣)|社民黨召集人，曾任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第二任會長、《大學生報》發行人、臺大社會系副教授、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野百合學運總指揮兼第一屆七人決策小組、婦女新知台董事長。曾參選2016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2016年立委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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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要角范云
范云，则是“学运世代”中极为少见的女性领袖，她在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担任决策小组成员及总指挥，也是当时台湾大学学生会会长。
学运世代后来跃入政坛者众，包括“立委”郭正亮、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台“新闻局长”郑文灿、前“客委会主委”罗文嘉等，“学运世代”也被视为民进党内一支闪耀的接班梯队。
范云也与民进党关系密切，她还曾在1998年帮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竞选党主席，但她至终并未选择从政，而是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取得博士，走上学术之路。尽管如此，她与民进党内的友好关系，仍使她常成为绿营政治人物请益的对象。
“野百合学运”领袖
[1] 1990年3月台湾“野百合学运”中，范云以台湾大学学生会长、学运总指挥的身份，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上与数千学生和上百名教授一起，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集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的诉求，抗议“万年国代”。一场石破天惊的学生运动在全台迅速蔓延，而一头齐肩长发、戴着遮阳帽的范云，也随着电视的直播，而为当时台湾家喻户晓的女人。
生平
范云1968年出生于一个外省家庭中，父亲从小就对她很放任，也因此养成了她敢想敢做的个性。考入台大社会系后，她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张扬。当时的大学校园充满了躁动、张扬和参与的气氛。年轻学生们以青涩的眼光，目睹80年代台湾政经结构的快速转型。他们主动参与或被动地加入流行的学术社团，出版地下刊物，以文字为武器“纸上造反”，争取校园自治学生会普选、修改“大学法”，要求国民党党部与教官退出校园，反对威权体制、学官两栖。范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脱颖而出，被海选为台大第二任学生会长（第一任会长是罗文嘉，马永成则是范云时期的副会长），并成为“野百合学运”的总指挥。
在“三月学运”中，范云是学运领袖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成员之一。她身负学生的期待，和官员进行沟通、折冲和协调，让学生的诉求获得重视，也让当时的执政者李登辉做下承诺。因此，她如同年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竖立的野百合雕塑一样，至今仍是台湾社会认可的学运世代标志性人物。
赴美深造
学运结束后，民进党想要找范云选“国代”，想吸收学运力量，但范云不愿走这条路。一是她在因为学运之后觉得很疲惫，有被掏空的感觉，不想在匆忙中投入选举；二是因为她仍然把知识看得比政治重要，自认平生志趣在于学界，想继续攻读学业，读研究生；三是她想坚持学运的自主性，不愿被民进党整编，成为其附庸。四是因为家人不支持。在“三月学运”时期，范在火车站前广场静坐，结果被抓、受伤。她父亲很不能接受，认为“这简直是家丑”，这让她感到相当不安与内疚。在平衡各方面的考虑后，她决定留在台大，进入社会学研究所深造。
但当学运世代的其他人物在1991年底开始投入“国代”选举时，范云也有点坐不住了，她希望扮演“台独”理念与外省族群“中国情结”的沟通对话角色。1992年底“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成立时，范云和钟佳滨、马永成等外省籍学运世代也都加入了。但由于她与“外独会”领导在“外独会”的定位、与外省族群的对话方式、互动策略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后来渐行渐远。但范云与民进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硕士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的民进党。
研究生毕业后，范云远赴美国，到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中攻城掠地，取得12席的县市长席次。远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范云闻讯返台，召集了部分新世代政治工作者，针对这次选战的实务以及未来发展举行座谈会，在她的号召下，当天从党工、实际辅选者、学界以及媒体工作者，就有四、五十位30岁左右的学运世代参与讨论，人气之旺可见一般。林义雄竞选民进党主席时，范云作为林的特别助理，留在岛内数月帮忙拉票。
2000年3月“大选”前，李远哲发表声明支持陈水扁，其效应也在美国留学生间扩散。范云发起、参与支援李远哲连署活动，并在声明中强调愿以行动支持完成政党轮替、终结黑金政治。5月，她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变动中的政治环境下的行动者：台湾80—90年代民主转型中的宏观基础分析》，得以顺利毕业。
供职学界 投身女性主义研究
2000年5月，范云学成回台。9月，她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范围涵盖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性别政治、认同政治、公民社会的变革等。看着女儿终于“走上正途”，范云的父亲与范云的关系才“和好如初”。
但事实上，范云认为，台湾的社会改革需要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力，一种是外发的、尖锐的、对抗的，其典型代表就是社会运动；另一种是内向的、日常的、论述的、共识的，其典型代表就是社会大学。社会改革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有人推动公共论述，对深层文化进行反思，形成新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要有人推动大型的人群聚集，对当局形成压力。从她最终选择进入“中研院”来看，她是想走提出公共论述、建构文化价值、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革之路。由此看来，范云父亲对女儿的期待还是落空了。
范云从小成长在一个对女儿教育自由放任的家庭里，因此把两性平等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心中对所谓的女性主义运动、性别歧视等并没有感性认知。虽然当时的大学校园中，女性主义和女性问题研究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但范云并未对此显示出多少研究的兴趣。后来，很多在学运中成长起来的女生因为感情困扰，最后选择离开学运，范云才认识到女性主义、性别歧视的严重性。美国读书期间，范云有了前所未有的触动。学院的性别理论，帮助她找到了新的语汇来重新梳理过去实战生活中的性别刻痕，近距离观察来自不同国度的女人，从中了解了男女性别紧张、性别歧视。从此她开始关注性别歧视问题。
回到台湾后，她加入妇女新知基金会，常于工作之余，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举办“女书经典讲读会”，介绍有关女性主义运动的名著，关心性骚扰、性别歧视、家庭暴力问题。2005年7月21日，陈水扁亲任召集人的“总统府性别主流化咨询顾问小组”成立，范云成为10位“监察委员”之一。
除此之外，范云还加入“外省台湾人协会”，并任监事。该协会与“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不同，主要关注族群问题，追求族群平等。2004年“大选”之后，台湾岛内蓝绿对立，群众运动接连不断，广场抗争出现肢体冲突，而媒体则各拥其主，相互对骂。范云与“外省台湾人协会”、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等一起召开记者会，共批汪笨湖、赵少康的节目充满族群偏见，发起“拒听、拒看、拒上运动”，希望能降低族群冲突。
婉拒当官
在“野百合学运”中，范云与学运世代的代表人物，如赖劲麟、李文忠、郑文灿、罗文嘉、郭正亮、郑丽文、段宜康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随着学运世代纷纷在民进党崭露头角，范云也与民进党有了更密切的联系。1998年林义雄当选民进党主席时，即竭力想将范云拉进中央党部任职，但范以学业未完为由予以婉拒。2001年，民进党当局主导的“台湾智库”成立，范云被网罗为智库成员。
2002年，陈水扁兼任民进党主席，又有人欲拱范云去中央党部任职，再次被范所拒。2004年，陈水扁改组“内阁”，在党内人士推荐下，“行政院”高层有意邀请范云出任“青辅会主委”。但范云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还是最终拒绝了这一邀请。
然而，一个人的政治基因，是永远改不掉的。虽然因为家人不支持而婉拒出任当局高官，范云还是未能脱离政治。她毫不掩饰她对民进党的支持，甚至公开对其父亲称，“我可以容忍你支持连战、宋楚瑜，但你也要容许我支持陈水扁”。此后每遇选举，她都要出面想方设法为民进党候选人造势。
与民进党走得近、没了距离，也就看不清楚真相。“野百合学运”14年后，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又聚集起一群学生，范云这个名字也因为“新学运”不断被提起。一场由当年“学运领袖”在“立法院”旁召开要求民进党改革的记者会上，范云端坐在其中，但没有发言。紫藤庐的一场学运座谈会正在召开，范云只是静静坐在入口处，会谈未结束就匆匆离去。记者追问她对于这次学运的看法，她低调不愿表达意见。看来，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站在权力对立面的学运领袖了。
两岸理想
范云认为，“野百合学运”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做到“立法院”全面改选和废除“临时条款”，但当年未完成的改革，除了女性参政之外，就是两岸定位。她认为，两岸关系对台湾的任何领导人来说，都是不好处理的。但台湾人对大陆的未来不宜太悲观，也不宜太乐观，毕竟“她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她建议台湾多和大陆做文化的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卸下政治包袱，回归人的本性及两个社会的和解、关心。在台湾的对外关系突破方面，台湾应参加非政府组织，作为对外关系的补充，为台湾的未来寻找出路。
从其两岸理想来看，范云还是处于一种“统一不甘心、台独不放心”的矛盾之中。她何时才能走出迷惘，我们拭目以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