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睢因王稽入秦
范睢因王稽入秦,范睢是本书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口才与谋略在战国纵横家中属于一流。“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是最可恨最可悲的,我们看看范睢是怎样推销自己,从而受到重视,登上历史舞台的。
目录
【原文】
范子因王稽入秦,献书昭王曰:“臣闻明主莅正,有功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当其职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则行而益利其道;若将弗行,则久留臣无为也。语曰:‘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乎?虽以臣为贱而轻辱臣,独不重任臣者,后无反复于王前耶?
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为其凋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阖于王心耶!抑其言臣者,将贱而不足听耶!非若是也,则臣之志,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足下而入之。”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
【译文】
范睢得王稽之助来到秦国,他献书昭王说:“臣听说明君主政,有战功的必然得到奖赏,有能力的一定授予官职;功劳大的俸禄多,战功多的爵位高,能治理民众的官位高。没有才能的不会让他任职,有能力的不会被埋没。假如大王认为臣说得在理,就请大王依计试行之,臣自信能有益于治道。如果明知其利而不行其道,那臣即使久留于秦也枉自无用。
谚语道:‘一般的君王行功论赏,总以好恶而施,而英明的君主却不是这样,总是赏有功而罚有罪。’现在,我的胸膛挡不住杀人用的垫板,我的腰板抵不住利斧,我怎敢拿毫无把握的计策上献给大王呢?臣虽鄙贱不足以闻,大王又难道会认为举荐臣的人(指王稽)胆敢欺诈大王吗?
臣听说周之砥卮、宋之结绿、魏之悬黎、楚之和璞,都是为璞所遮的美玉,最初玉工都不能辩别,历经波折最终成为天下名器。既然这样,那么圣王所遗弃的人难道就不能使国家富强吗?臣听说善于治家的,在国内招致人才;善于治国的,更到诸侯国中寻觅良臣。正因为天下有明君贤主,各诸侯国才不可能专有贤士。究其原因,在于昏庸的诸侯们空有眼珠,不能识才,而任人才流动。正如良医能预测生死一样,明主能够洞察事情的成败,有利则为,有害则不为,疑惑不定则尝试而为之。这是尧、禹、汤等圣主也无法改变的通则。 至关重要的言语,臣不敢写在这里;而一些肤浅的话语又不值一说。臣内心惴惴不安,也许是臣的愚味无知,使言语不符合大王心意?还是由于推荐臣的人出身鄙贱,大王认定他们的话不足相信?如果不是这些原因,那么我的意思是,希望大王能稍微腾出一点游览观赏的余暇,我将当面进言。”
这封自荐的奏书献上后,秦王十分高兴,向王稽表示了荐举贤才的谢意,再派车马去召请范睢。
【评析】
人一生其实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推销自己。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你要得到资源,就要与对方进行交易——销售自己的资源,换来自己想要的资源。凡是有大成就的人,都是人们对他有大需求的人,而人们之能认可他,在于他能销售自己,使自己价值连城、奇货可居。所以人生在世,学会推销自己是第一位的。
范睢向秦昭王写的自荐信,先谈论治国的一般道理,再谈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最后在说明自己是真心献计的同时,委婉地要求见面。其实人最怕见面,一见面就具有亲切感、就更容易说服人,一见面好多事就推脱不过。所以一定要争取和要人们见面。这封自荐信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达到能够与秦昭王面谈。范睢以他简略而委婉的说辞很容易就达到了这个目的。只要见到了秦王,那么更详细更富有智慧的谋划一定会使秦王折服,会使自己的抱负和愿望得到实现。[1]
作品出处
本文出自《战国策》。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著作。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bǎi hé)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这部书有文辞之胜,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2]
编者简介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中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三十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