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小傳

蘇軾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歲以後自號東坡。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按公曆當是1037年年初），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

目錄

簡介

蘇軾出生在一個富有文學修養的家庭。祖父蘇序雖為平民，但富有遠見卓識，非常注重子孫的教育。父親蘇洵二十七歲才發憤讀書，悉心研讀諸子之學，最終成為著名的古文家。蘇軾二十一歲時，與弟弟蘇轍一起跟隨父親前往京城開封參加進士考試。兄弟二人順利通過了同年八月的舉人考試。次年，蘇軾禮部考試合格者參加殿試，仁宗親臨崇政殿主持策問，蘇軾兄弟同科進士及第。這一年蘇軾二十二歲，蘇轍十九歲。才華出眾、氣宇軒昂的兩兄弟給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蘇氏父子一時名噪京城，文名遠播。任命為河南府澠池縣主簿，都是辦理文書事務的九品官。

嘉祐六年（1061）八月，蘇軾考取「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第三等，由於一、二等為虛設，所以第三等實際上是最高等級。考試完畢後，蘇軾被授大理評事，簽判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從此踏入仕途，時年二十六歲。

鳳翔三年，蘇軾為政勤勉，深入府屬各縣訪察，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繼位不久即召蘇軾回京，任職史館，授直史官。正在蘇軾仕途順利之時，家庭不幸又接踵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恩愛的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七歲。緊接着，第二年四月，父親蘇洵也病逝於京城。蘇軾、蘇轍兄弟護送靈柩回到眉山老家。這也是蘇軾最後一次回到故鄉。

蘇軾在家守喪期間，朝廷的政局也在發生變化。治平四年（1067），英宗逝世，二十歲的神宗即位。年輕的皇帝銳意改革，希望徹底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熙寧二年（1069），神宗啟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由於變法的程度過於激進，引起了保守勢力和主張穩健改革者的反對，影響蘇軾命運的長達數十年的黨爭，由此發端。

蘇軾一貫主張在政見上與王安石多有不合，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因此大為不滿。由於蘇軾再三批評新法，神宗皇帝也漸漸心生不滿，蘇軾為求自保，隨即請求外任，以離開京城這個政治鬥爭的旋渦。熙寧四年（1071），蘇軾被任命為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杭州的三年，蘇軾寫下了許多描繪西湖勝景的美麗詩篇，同時也記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們的哀樂。據今人研究，蘇軾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填詞，但詞風基本上是沿襲傳統的路徑。

杭州任滿後，熙寧七年（1074），蘇軾被改調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州。密州是蘇軾思想發展史的重要時期。在孤寂和苦悶的處境中，他開始尋求曠達超然的自我解脫方式。與此相應，詞的創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約的傳統，無論題材內容還是意境風格，都表現出「以詩為詞」的特徵；內容上不拘成法，「無意不可人」；境界則闊大明朗，飄逸豪放，為中國詞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熙寧九年（1076）年底，蘇軾又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不久，朝廷又改派他為徐州（今江蘇徐州）知州。儘管不容於朝廷，但賓客盈門，士林愛戴，蘇軾在徐州的生活還是比較順遂的。

元豐二年（1079），蘇軾移任湖州，並自號「東坡」。此時的蘇軾雖然沒有放棄儒家經世濟民思想，但由政治上的逆境而產生了對整個人生的困惑和懷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淨無為、超然世外逐漸占了上風，這也使得他能夠以更加超脫的態度看待人生的種種遭遇。但黃州依然是蘇軾創作上一個輝煌的豐產時期。他寄情山水，在對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難。體現在詩、詞、文賦的創作中，透露出一種尋求解脫的精神追求。

元豐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只有十歲，由宣仁高太后（英宗皇后）聽政，全面廢除王安石新法，史稱「元祐更化」。高太后十分器重蘇軾，先後起用他為禮部郎中、起居合人、中書合人、翰林學士知制誥。元祐二年（1087），蘇軾再次被提升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一年多的時間，蘇軾的官運可謂順暢至極。但蘇軾堅持自己的政見，既反對新黨的過激變法，同時又反對舊黨對待新法全盤否定的做法，主張「參用所長」。其後果是很快遭到新、舊兩黨的不滿和忌恨。這種無休止的政治鬥爭讓蘇軾感到十分厭倦，他多次上書請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蘇軾又一次出任杭州知州，此後的元祐六、七年間，他數次被召回京，但都深感朝廷不可久留，因此又多次自請外放。蘇軾在朝期間，主持過學士院考試和進士貢舉。他像恩師歐陽修一樣，積極拔擢後進，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才士雲集京都，一時文壇興盛，蘇軾成為文壇當之無愧的盟主。這為北宋後期文學的發展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十九歲的哲宗親政。紹聖元年（1094），哲宗在蘇軾政敵的鼓動下，又以「譏斥先朝」「謗訕先帝」等罪名，將年近六旬的蘇軾貶謫到千里之外的嶺南英州（今廣東英德），尚未到任，又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到惠州（治所在今廣東惠陽）安置。儘管屢受打擊，但蘇軾仍舊保持着樂觀的精神，寫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這樣曠達的句子。

紹聖四年（1097），朝廷仍不放鬆對他的打擊，又將他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儋縣）。那裡瘴癘肆虐，幾近蠻荒。此時的蘇軾早已看淡了世間的榮辱，但始終沒有放棄儒家的濟世精神。惠州、儋州時期，條件最為艱苦，但蘇軾的文學創作卻獲得了再次豐收。這時期的思想和創作是黃州時期的繼續和發展。佛老思想再次成為他思想的主導，他的詩詞中常常流露出隨遇而安、放達自適的人生態度。但是與黃州時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時蘇軾的思想已經完全成熟，隨緣自適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這樣一種精神的關照投諸平常生活，投諸一草一木，從瑣事中也能發現無窮的生機和樂趣。也正因為如此，恬淡自適的陶淵明最受晚年東坡的喜愛，他寫了大量的和陶詩與書札散文。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華妙，成為他一生創作的最後輝煌。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六十五歲的蘇軾獲赦北還，結束了七年的嶺南生涯。艱苦卓絕的環境並沒有磨滅蘇軾的精神意志，豁達的性格也絲毫沒有改變。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舊豪邁地說：「九死南荒吾不悔，茲游奇絕冠平生。」

建中靖國元年（1101）五月，蘇軾為自己的畫像題了一首詩：「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是蘇軾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是憤懣，是曠達，是自嘲，還是感慨？箇中滋味實在是一言難盡。這年七月二十八日，回京途中的蘇軾在常州與世長辭，終年六十六歲。

蘇軾畢生投入在文學藝術生活里，在他六十六年的生命中有四十多個春秋是在宦海沉浮中度過的。試分析他的政治生涯、人生際遇、文學創作，無不與其鮮明的個性有着密切的關係。

在多年的宦海風波、權力傾軋中，他始終秉持着清正、執着、恪守信念的品格。他從二十二歲中進士步入仕途開始，一生經歷了兩次「在朝一外任一貶謫」的過程，在花甲之年竟被流放到海南儋州。其間扮演過「烏台詩案」政治悲劇的主角，遭逮捕、受審訊、入獄、受刑，險遭極刑。本來，從青少年起，他就「奮厲有當世志」，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且為人清純坦蕩，正直無私，才識過人，敢於直言。王安石厲行新法時他因明確持反對態度而受排擠，後在自請外任期間，寫詩對新法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弊端進行諷諫，遭新黨中小人陷害，引發「烏台詩案」，隨後貶黃州四年；在司馬光廢除新政時，他似乎該時來運轉了，但他又據實予以撥正，認為王安石的新法有一些已證明是有效的，不可一概廢除，這又使他與舊黨人物處於尖銳矛盾對立狀態，再次遭誣陷，於是貶英州、惠州三年，後又貶儋州三年。依照封建官場的遊戲規則，他是有許多迴旋與選擇餘地的，但在政治功利與品性德操不可兼得時，他寧可堅守高潔清白的品格也不去違心地博取那個功名利祿。他在《思堂記》中自稱：「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他性格中有極清純、極認真、極執着的一面。真是播種性格，收穫命運，他的逆多順少的坎坷仕途正是他的性格使然。正如他自己所說，「受性剛褊，黑白太明」（《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札子》），「盡言無隱」（《杭州召還乞郡狀》），「不顧身害」（宋孝宗《御製文集序》），他的為人清正如此。作為一個富於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忠直、堅定、執着的品格。

他在困厄中積極、清曠、達觀的人生態度。在他遭受排擠而自請外任的杭州、徐州、潁州、定州知州任上，他依然是個積極用世、勤勉有為的地方官。他體恤民情，減免租賦，興修水利，治湖築堤，帶領百姓抗洪救災等，政績卓著，口碑很好，作品中卻較少出現那種悲涼悽愴、消沉頹廢的情調。當他年過花甲、以抱病衰老之軀從荒遠的海南島赦還北歸時，依舊是超然物外的瀟灑與曠達：「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即使是「烏台詩案」劫後餘生的黃州半監禁時期，也未曾放棄對生命價值的追求和民族文化性格的自我完善。正是這個時期，歷經惶恐、憤懣、困惑、無奈的熬煎，他在孤獨與寂寞中博採儒、道、佛三家之長，以儒家積極用世之精神，融匯佛、道清曠達觀之襟懷，入世亦超世，脫俗亦從俗，執着人生又善處人生，實現了人生信念的圓通與調適。於是，從「雨洗東坡月色清」的境界裡走來了清輝照人的「東坡居士」。從此，蘇東坡的詩、詞、文、賦如泉涌，如江流，如滄海洪波，如清風滿天地，著名的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詩文名篇即誕生於此時。蘇東坡的文學創作由此進入全盛期。東坡病逝前兩個月，在《自題金山畫像》中對自己的後半生作了個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儋州。」謫居黃州、惠州、儋州期間，正是他在人生低谷中建樹文學豐碑、成為中國文化巨人時期。東坡視之為平生事業，可見他對自己的文學創作的珍視與傾心。這就是蘇東坡，在人生的崎嶇坎坷中自有他「詩意的棲居」，在人生的風雨陰晦中：自有他人品與詩品的光芒！可以說，蘇東坡的人生是詩意的人生，他的人生詩篇分兩部分：一是有文字的，光照千秋而不朽；一是沒有文字的，是人性的、人文的、人格的詩篇，同樣是魅力四射、百世流芳的。

他揮灑的詩詞中蘊含着一種獨到的神韻。剛健含婀娜的清麗雄健，豪放加散淡的清曠雋逸。愛默生在其《莎士比亞·詩壇巨匠》一文中指出：「最精彩的詩歌其實就是詩人基本經驗的總結。他們在詩歌創作的時候，往往會運用高超的技巧，使人們通過他們的詩作很容易就可以讀出他們個性的歷史。」蘇東坡就是這樣。他很注重而且樂於抒寫自我情懷，表達人生感悟。他的主體意識的強化，表現自我的自覺性是很突出的，即使是他的社會政事詩、山水景物詩、題畫詩、哲理詩，以及他的題材廣闊而豐富的詞作中，我們總能清晰地讀出他「表里俱澄澈」的清純、近乎透明的個性，總能讀出他的志向、才情、睿智、堅忍、曠達、情趣與風采。他習慣於在自己的詩詞中映現他的個人遭遇、他的心路歷程、他的心靈史，於是，他的可愛、可敬、可親的形象與人格便一步步走進了你的心靈。加上他的詩詞內容的擴大與豐富，揮灑自如、隨意驅遣的筆觸，意境與風格的創新，清新、博洽、鮮活、靈動的語言，奇趣橫生、神乎其想的誇張和比喻，構成了他的清新、清健、清雄的藝術風格。他用他的人生腳步和文學創作踐履了他的人格追求與藝術理想，在中國文化史上永存了他的人格魅力與藝術魅力。「腹有詩書氣自華」，這是東坡有名的詩句，揭示了詩書閱歷對人的氣質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套用他的詩句，也可以說，世人讀蘇氣自清。滄浪之水可以濯纓，精神世界裡的清輝清流可以洗心，可以滌盪人的俗氣、濁氣，可以滋養人的真、善、美。讀蘇，不只是文學方面的閱歷，還能促進人格的升華，這就有了人文方面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