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讀書論的精湛智慧(王澤應)
作品欣賞
船山讀書論的精湛智慧
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並成為世界「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古而又新」「革故鼎新」之文明的典範，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於中華文明形成並發展起了自己樂於學習善於學習並在學習中不斷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學習思想和為學之道。中華文明的學習思想和為學之道內涵着「以道觀書」、「學思並進」、「轉識成智」和「尊德性而道問學」的深刻智慧。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船山即是這一深刻智慧的卓越代表。船山在長達幾十年的讀書著書生涯中對為何讀書、讀什麼書、怎樣讀書以及如何正確處理讀書與經世致用的關係有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認識與體會，發表了許多幽深警策而又豁蒙辟昧的論斷和觀點，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讀書目的論、讀書價值論、讀書精神論或讀書思想。
對讀書目的論的深刻闡釋
船山繼承並發展了中華文明關於讀書目的論的思想，特別強調「學者之所學者道也」，並認為孔子所說的「志於道」即是使讀書「必求盡乎道」「必允合乎道」（《四書訓義》卷十一），學習和讀書的過程就是一個學道、悟道、思道並以道武裝自己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習有目的可循，有方向可依。
第一，船山提出了「志定而學乃益」的理論命題，對「志」與「學」的關係作出了既繼承前人又高於前人的辯證闡發。船山特別強調以志來引導、規範讀書學習，只有先立好人生的志向並以此來引導學習，使學習向着成人成才的方向發展，才能學有所成，此即是「志定而學乃益」（《讀通鑑論》卷十七）。船山「志定而學乃益」的讀書思想凸顯了「志定」對「學」的功能作用，要求讀書應當在「志定」的指導匡正下展開。如果不能樹立正確的讀書目的，就會落入「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的陷阱中不能自拔，「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讀通鑑論》卷十七），使讀書失去對世道人生的正面價值，這是需要每一個讀書人都必須引以為戒的。
第二，船山提出了「辨其大義」和「察其微言」的讀書目的論，強調「立修己治人之體」和「善精義入神之用」（《讀通鑑論》卷十七）的倫理價值。讀書的目的首先應以辨其大義為旨歸，通過讀書找到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則和義理，建構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同時還要深入地把握其中的精義，藉以更好地培育自己的思維能力，提升自己的認識水平，進而使自己成為知識的主人。
第三，船山對「窮理」和「知言」之間的關係也作出了自己的創造性闡釋，提出了「窮理則為知性者入德之門，知言乃知性後全體大用之發」（《讀四書大全說》卷八）等觀點。船山崇尚「循本以知末」而輕視「執末以求本」，認為只有「循本以知末」才能使讀書把握正確的方向，在大是大非和重大問題上不犯錯誤，否則如果「知末以求本」必然使讀書不得要領，進而陷入以偏概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泥潭。
第四，船山繼承並發展了君子之學本質上是「為己之學」的理論，強調君子讀書學習應當以知事明理、悟道求真為己任，所以對於天下之理不僅不敢忘，而且不敢忽，在內心深處自覺生髮起一種「研其幾，窮其理，盡其變」，「因象以見道，因小以通大，因顯以察微」（《四書訓義》卷三十二）的求真求道精神。君子在知識學問上的深造本質上是「以道造之」的過程，是提升自己和成就自己人生價值的過程，而不是那種以取悅別人或獲得他人認同的「為人之學」。
船山的為學之道集「志於道」「學以明道」和「以道造之」於一體，揭櫫出了以志道據德、明道貴德為價值追求的讀書目的論，而這種「道」又是同大是大非、大本大原、大仁大義、大智大勇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要求讀書人胸懷天下，心繫江山社稷，着眼文明的賡續創新，將愛學習與善學習有機地統一起來，在學以成人中學以致用，並在實際生活中正確處理讀書與工作、事業的關係，使讀書不僅有益於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自我發展，而且能夠有助於國家、民族和文明的發展進步。
對讀書價值論的理性揭示
船山繼承並發展了中華文明的讀書價值論，對如何讀書和怎樣讀書作出了理論的總結和深度研究，為中華文明讀書價值論的發展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讀什麼書，怎樣讀書，涉及學風和為學態度問題。船山主張志道據德、經世致用，故此特別推崇實學實功。為了矯治晚明以來儒家學者空談心性的學風，船山主張對傳統學術應有一種「入其壘，襲其淄，暴其恃而見其暇」的批判精神，反對沉溺於章句辭藻的「玩物喪志」。船山強調，會讀書一定要能入能出，能夠用正確的人生志向和價值觀即崇道貴德來指導讀書，汲取其中包含的優秀成果，拋棄其糟粕性的東西。對於那種讀書入而不能出的沉溺行為，或者被書本牽着鼻子走的書蟲，船山表示了極大的鄙視或反感，認為沉溺於書本之中而不能自拔的行為整體上看是無益於身心健康的，更談不上有很大的作為。
船山對歷史上一些沉溺於讀書而缺乏正確的批判反思進而導致「無益身心」甚或「不利家國」的人物和事件予以深刻總結，強調千萬不能對書籍不作任何選擇，僅僅將讀書當作一種個性的偏好沉溺其中而不知人間大義和天地正氣。他堅持認為，讀書的價值既要有利於自我的身心完善，更要有利於家國的發展和進步，有利於文明的傳承和弘揚。善讀書者是那些「有得於心而正之以書」的人，亦即有獨到的心得見解同時又能對書籍加以正確的選用和正確的評價的人。他主張將「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立乎其大」的同時「研其精」，「審其時」。「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讀通鑑論》卷十七），那就會使讀書偏離正確的方向，進而導致「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和「止以導迷」那樣惡劣的後果，這種意義上的讀書同「六博投瓊、耽溺酒色」的行為又有什麼區別呢？讀書如果沒有高明的氣量來拱立正大的本體，沒有斟酌的權衡來審視自己獨自的知識，那讀得越多就越會使自己誤入迷途，反倒不如那些讀得不多的人尚能保全自己自然純樸的本心。因此，讀書必須而且應該樹立起一種正確的價值觀，本着擇善固執的原則，以更好地成就自己並對家國共同體有所助益為基本的價值追求。
對讀書精神論的根魂之說
船山繼承並發展了中華文明的讀書精神論，特別強調在「坐集千古之智」的基礎上發揚中華文明的「正學」，並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為尚，使中華文明在守正的軌道上不斷創新、不斷發展。船山提出了「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統於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尚書引義》卷四），「分言之則辨其異，合體之則會其通」（《張子正蒙注》卷一）的思想命題，主張將「統於同」和「珍其獨」、「辨其異」和「會其通」結合起來，建構有根有魂的讀書精神論，既為往聖繼絕學，亦為萬世開太平。
在船山看來，師徒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以道相交」的人倫關係，因此應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義定而情自合」（《四書訓義》卷三十二），讀書為學當以正道為尊、在弘揚正學的過程中「新故相資而新其故」，使中華正學能夠不斷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在讀書過程中，船山既推崇聖人，主張精讀聖賢之書，但是又反對一味地拔高聖人，認為「學者之大忌，在推高聖人」（《讀四書大全說》卷九）。讀書應當結合時代、社會和文明發展的具體實際，從書中讀出自己的心得體會並加以很好的總結評價。即便是聖人之書，也不能盲目地推崇和不加思考地迷信。
船山在治學中既反對不認真鑽研經典的「鑿空之說」（《書經稗疏》卷四），又反對沉溺於訓詁的死摳字句，主張把考據訓詁與義理闡說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傳承中華正學與創新中華正學有機地結合起來，賦予中華正學以不斷發展的新的活力、新的生機和歷久彌新的精神品質。[1]
作者簡介
王澤應，系湖南師範大學中華倫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