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彼岸书 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 ——读赫尔岑手记之一 梁长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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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致彼岸书,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读赫尔岑手记之一
俄国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发生一件事：
皇帝治下的俄国警察和官员成了皇帝的鹰犬，他们争着充当尼古拉实行暴政的爪牙。一个叫做斯卡里雅特卡的退休军官为表对皇帝的忠心，悄悄混进大学生中间，假装同他们友好，给大学生诱进圈套，单纯的学生哪里想到混进他们中间的是一条沙皇的狗，就对他无话不谈。一次，朋友聚会，年轻人们酒喝得太多，胡闹起哄，跳舞唱歌，合唱了赫尔岑的同学索科洛夫斯基创作的歌曲。
俄国皇帝上了天/外科医生划开他的肚皮/……上帝感到怜悯/就另外派了尼古拉，——/还带着什么什么……下流人
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对皇帝，臣民是不可直呼其名的；皇帝是龙体，岂能说出“肚皮”二字；还竟然说皇帝带着一帮下流人，皇帝成什么人了！——弥天大罪呀！孩子们哪里顾及这些，只管借着酒力给自己壮胆，发泄自己心中对尼古拉[一世]专制的不满，殊不知身边有一条皇帝的狗正在窥视他们呢！
当时不像现在手机都能录音，没有证明怎么向皇上邀功领赏呢？这个奸细就十分热情邀请这些大学生到他家里做客。席间，主人假装喝醉，摇遥晃晃，建议大家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孩子们不知有诈，又兴奋地唱了起来。就在这时，门开了，警察们闯进来，把他们逮个正着。20多位年轻人被捕，其中还牵连没有参加饭局的赫尔岑及他的两位好友。 尼古拉大动干戈调来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负责此案。皇上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把此案当成大案要案，查出一个反对皇帝的集团来。
可是，斯塔阿尔是一个直爽和果敢的将军，他审查中发现这个案件是在诱导下导演出来的，尽管如此，也只能找出惟一的罪名就是一点非公开发表的意见，而这个意见也只是通过唱歌表露出来的。他认为，倘若仅仅“为了这个审讯他们，既困难又显得荒唐可笑”。
此语一出，在审问委员会引起激烈争论。皇庭第三审查厅头子皇帝的忠实鹰犬莫尔德维诺夫坚决反对。老军人动怒，用他的军刀打着地板，说：“您与其毁掉别人，不如上个呈文请求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这样会警告别的不幸的年轻人，——话又说回来，您要怎么干都由您，不过您得撇开我去干；我以后绝不再到委员会来。”
老人说完这段话就匆匆走出了大厅。
第二天早晨要塞司令带着报告去见皇上，他不知道第三厅那位奴才已经把小报告打到皇帝那儿了。皇帝虽然听了他说的原因，还是执意要他像先前那样去委员会上班。 听此，斯塔阿尔答道：“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吧，我活到这样的年纪从没有沾上一点污点……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委员会里做的事情是违反我的良心的。” 说罢，斯塔阿尔鞠躬退了出去，从此他就没有再出席过委员会。
这不由让我想起聂绀弩的冤案。据寓真、章诒和的文章揭露，聂先生1958年因诗因言获罪发配北大荒劳改，1960年返京。回京后，一张告密网就在他身边悄悄布下。与聂绀弩来往密切的有戴浩（电影家）、向思赓（曾参加左联）、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这些人都是促使聂先生进监狱的重要分子，因为他们都揭发了聂先生的所谓罪恶。也正因为他们是亲密朋友，理所当然成了当局坐实聂先生罪证的借口。后来这些文艺界的名流都说自己是被迫的，还有尼古拉皇帝让斯塔阿尔将军查办学生犯罪案强迫的压力更大吗？人家为什么不说自己是被迫的从而参与迫害他人呢？还是自己灵魂发了霉，良心让狗吃了。
还有黄苗子（漫画家、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家、书法家、作家）、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这两人是把聂先生送进监狱的直接推手。他们怀揣着害人、立功、保护自己甚至向上爬的心理，约定日子，亲自登门，以拜访关心的样子出现，假装发牢骚，哀叹时局，吐露心中凄苦，有时还虚伪地洒一掬同情之泪，引对方上钩，吐出肺腑之言。然后，再匆匆赶回家去，背着家人，在幽幽的灯光下，把对方的言论一笔一笔，连说话时的痛恨、愤怒、责问、跺脚、手势、敲桌子等声色动作表情一并记录下来。再然后，悄悄打电话同上线约好时间、地点，偷偷地见面，恭恭敬敬呈上猎获。受到上线肯定后，喜不自胜，深感荣幸，眉飞色舞地回家，再密算下一次如何从老友那里套取更多罪证。
那个叫王次青的人还自掏腰包请酒。聂先生心想，真是好友，我一个落难之人，他还如此看得起，于是失去戒备。待得三杯入腹，率性直爽的聂先生狂言又如滔滔江河，一泻而下。如此这般，聂先生的罪过越积越多——这种手段何等下作卑鄙？！
那个叫黄苗子的罪恶之手一点也不亚于王次青。他同聂先生经常套近乎，让先生拿自己写的诗词给他看，然后他就把这些诗词一首不漏地交给专政机关；这还不算，他还要加上自己的注解和评论，而这种注解和评论，他又专门往反面去理解，上纲上线——这又是何等无耻和歹毒？！
从1962年到1966年，来来往往，他们把聂绀弩的黑材料即所谓罪证罗列到上百页之多。到专政机关拿着手铐敲开家门时，聂先生才醒悟，原来对他身上捅刀，而且刀刀见血，刀刀入骨的，竟是请他吃饭同他吟诗的至友。他无限悲愤无限绝望地惊呼：“回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聂先生何罪之有？见一微而知著：“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如此等等，多好呀！心系天下，是怎样的热血和赤胆；尖锐洞察，又是何等的真知与高见。当局不容，作为同样有点脑子的至友应该心领神会，击节赞同才是呀！然而不然。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也罢，怎么也不该昧着良知和良心去密报！怎么也不该利用至友的信任去出卖至友！如果天有神灵，这种行为该遭天杀。再说，即使这些言论是反动的，也正如斯塔阿尔将军抗辩尼古拉皇帝时所说“就是一点非公开发表的意见”，既没有在公开场合传播，更没有在报刊发表。可是这些“至友”并没有像斯塔阿尔将军那样“顾惜自己满头的白发”和一生的荣誉，而是一齐黑了心去把他们共同的至友往坟墓里送。
对比一下，我更感到斯塔阿尔将军高大、可敬。敢对抗皇上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崇高无私的精神。违抗圣意，轻者削职，重者杀头灭族。再说，学生与将军何干？非亲非故，皇帝让办就办呗，正好可借此表现自己，从而得到晋升和更大的富贵。可是良心不允许他这样，他的满头白发和一生的荣誉不允许他这样。所以，他敢在审查委员会拍桌子，敢同皇帝当面争辩，敢不理睬皇帝拂袖而去。
如果是我们的名流们，不，不，何止是名流，他们会怎样？倘若得到皇帝钦点，他们将觉得是自己三世荣光。为了生存和发迹，天大的冤案，他们都会毫不在乎，会把良知良心人性抛到九霄云外，竭极全力落实皇帝的旨意，不要说是几个大学生，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也会绝情地往火坑里推。王次青、黄苗子等，就是活标本。不是皇帝钦点的，还是他们的至友，他们都能如此凶狠歹毒，如果是皇帝钦点，又不是他们的至友，他们会怎样？每念及此，我总是不寒而栗。[1]
作者简介
梁长峨，安徽怀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