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瑣記(韓佩瑄)
作品欣賞
童年生活瑣記
1954年10月，我出生在河北區西窯窪地區七馬路的一個大雜院裡。我上面，有同父異母的兩個姐姐：大姐當時已結婚，在山東省德州市生活；二姐後來遠嫁到陝西省西安市，並在那裡工作。1957、1958年，母親又先後生下了我的妹妹和弟弟。
七馬路很短，全長只有368米。它西南起自天緯路，面向子牙河，東北接元緯路，北面毗鄰新開河，中段與地緯中路交叉，其南端即是有名的鴻順里。1958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同志專程來到鴻順里，參觀居民興辦的集體生產和社會服務事業，並給予了高度評價。當年9月份，那裡就成立了天津市第一個城市人民公社——鴻順里人民公社。
母親曾對我說過，當時她抱着我，見到了劉少奇主席。不過，那時我才不滿4歲，並未留下什麼印象。
我們家住的大雜院，位於七馬路的中部，大門坐南朝北，對面是恆源毛紡廠的圍牆。大雜院俗稱「張家大院」，進了大門，分前後4個小院，布局呈「干」字型，裡面住着三十來戶人家。我們家是前東院一間不到9平米的平房，一家5口人，只能在屋裡搭一個「小閣樓」，晚上爬上梯子，到閣樓上去睡覺。後來，我上了初中、高中，因負責校報編輯工作，經學校同意一直住校，才擺脫了住在家裡不便的窘境。
查看天津解放前的市區老地圖，1919年，隨袁世凱開發河北新區工程而建成的七馬路，其中段南側、即老宅張家大院處，原是一片水坑，稱蘆水坑。這水坑直至解放初期才填平蓋房，七馬路也一直是土路，上世紀80年代才改為瀝青路面。七馬路一帶交通不便，出門要乘公交或有軌電車到「下邊」，即南開、和平、河西區等商業中心去，就得向東穿過元緯路、五馬路，到黃緯路那裡上車；向南，則要走到子牙河邊，順着沿河馬路即李公祠大街，走2里多路，到金鋼橋車站；向西，要想去河北大街，得過子牙河上耳閘附近的北開渡口；向北，去小王莊，也得步行十多分鐘，走八馬路、過京津橋。那會兒，電車、汽車的票價，最多也超不過一角錢，但囊中羞澀，去什麼地方一般都是步行，全靠「11路」兩條腿。
七馬路的西南端，設有一座西窯窪排水泵站。儘管如此，由於這條路地勢低洼、雨水管道又不配套，加上張家大院又是典型的「三級跳坑」，每到雨季，一下大雨，馬路、院裡、屋子裡全是積水。各屋門口儘管壘了防水擋牆，仍無濟於事，還得拿臉盆一盆一盆向院子裡淘水。走到馬路上，有時積水過膝，讓人苦不堪言。平時最不方便的，是院裡每家都沒有接入自來水管道，要打水都得去大院門口的自來水池子處，用水桶去接，有時人多還得排隊。為了用水方便，家裡備了一口水缸，每天接滿水備用。要去廁所方便，也得走出大院幾十米，到馬路上的公共廁所去解決。我的父母於上世紀90年代末先後去世，我和妹妹、弟弟也先後結婚成家搬出老宅，所以到了新世紀初，我家平房遂變成了空房。隨後，西窯窪一帶實施大片拆遷，老院老宅不復存在，老宅原址連同已搬遷的恆源紡織廠舊址處，建成了一片高層商品住宅，名之為「仁恆濱河花園」。如今，只剩下老宅門前的七馬路，依舊保留着。近些年，每次和住在老宅附近的老同學相聚，看看童年時生活過的地方，已然全無舊時蹤影，不禁感慨萬分。
饑饉的平日飲食
「民以食為天」，這是孔夫子留下的一句名言。上世紀80年代之前，平民百姓每天三頓飯，全靠整日點着的煤球爐子。煤球、劈柴限量供應，得節省着用。看過師大校友、原天津日報總編張建星先生寫的《書祭》一書，其中有一篇《拾煤記》，文中所描寫的情景，竟和我小時候的經歷一模一樣。七馬路毗鄰老宅大院一側，有一家小廠——「電器二廠」，主要生產電烙鐵。每天清晨，這家廠子就往廠外馬路邊傾倒幾小車垃圾，裡面有爐灰，有髒土，還有電線及電烙鐵的廢料。天剛蒙蒙亮，我和老宅大院的孩子們就聚集在廠門口，等廠門一開，小車一倒，我們就蜂擁而上，迅速把一車垃圾扒堆瓜分。然後，就蹲在扒好的垃圾堆前，一點點地搜尋「財寶」：將大小煤渣扒拉出來，放在一旁，留着點爐子用；找出來的銅絲、鋁線等物，則賣給收廢品的。
我們這些「50後」，都經歷了上世紀60年代初的自然災害帶來的饑饉生活。那時，每月25日，糧食就吃得差不多了，得趕緊去糧店「借糧」，即購買下一個月的糧食。當時糧油緊張，家家如此。
我母親無正式工作，一家生計全靠父親每月的60多元工資。糧食憑糧本，吃油憑條供應，定量有限。平常日子，主食不敢放開了吃，炒菜又捨不得放油，常常得忍受着飢腸轆轆。有一次，老家一個親戚來時，帶來一小袋高粱面和米，父母就做成窩頭和稀飯，吃起來甜絲絲的，口感還不錯。有時想，別看蘇聯人吃黑麵包，也比窩頭好吃啊。炒菜量少，就多放些鹽，遂養成了吃飯口重的習慣。偶爾早晨上學，帶個窩頭，父母給5分錢在路上買一碗老豆腐，就感覺挺知足的。
棒槌果子是不常吃的，平日改善生活，炸點咸鮁魚或咸鱠魚，偶爾燉點豬肉。麻蛤下來了，一毛錢一大鐵杴，蒸熟後剝開、取出肉，蘸姜醋或剁了包餃子吃。有時，母親還用干辣椒拌着大鹽粒，用油炸了，讓我們就着玉米面窩頭，吃得也津津有味。我喜好吃辣的習慣，也是那時候形成的。牛羊肉主要供應回民，漢民每次只能買個兩毛錢的羊肉餡，做丸子湯吃。每年秋天，大白菜下來後，我就趕緊到附近的菜店買幾十斤大白菜，推着自行車運回家，作為冬天的看家菜。
那時，每年的春節前夕，孩子們對過年早就盼望已久，春節副食供應券一領來，就刻不容緩地去排隊購買。這些年貨是平常買不到的，而且票證有時間限制，去晚了不一定能買到。各家的孩子們，早早地來到西窯窪的大合作社，拿着購貨本購買春節特供的帶魚、豬肉、海帶、白酒、瓜子、花生、粉條等年貨，期待着過年時一飽口福。
春節臨近，父親除了把買來的魚、肉一樣樣熬、燉好外，還用平時積攢的油，做炸排叉，讓我們解饞。
有一天，聽人說大紅橋附近有一家肉鋪賣兔子尾巴，才兩角多錢一斤。兔子尾巴油大，可以給肚子添點油水，於是我趕緊找父母要了錢去買。到了肉鋪才發現，當天的貨已賣完，店主說轉天早晨才能進貨。沒買到肉的人自然不甘心，就在店鋪門前繼續排起了隊，我也隨大流，整整排了一夜。轉天上午，終於買到了5斤，回到家燉了，美美地飽餐了一頓。到了蔬菜青黃不接的季節，我常常徒步到白廟、宜興埠等近郊的野地里，去摘些苦菜、黃須菜。苦菜蘸着面醬吃，黃須菜用水焯了做餡吃。野菜雖苦，但我們吃着還挺清香。
中山路南端附近，有一條與之平行的路，俗稱「菜道」。以前是老金鐘河道，上世紀50年代填平成路。路兩側是蔬菜批發市場，各家店鋪門前都放置了幾個籮筐，裡面堆滿了丟棄的，殘缺不全的南瓜、倭瓜等。傍晚，我就去那兒拾回來，用刀削一削，讓父母給我們做餡吃。
過了國慶節，山芋成了替代米麵的代用主食。糧店來了山芋，可用一斤粗糧數換購5斤，但換購限量，不能多買。為了多買一些山芋，到了周日父親歇班，我就騎上他的自行車，到幾十里外北郊區韓家墅附近的津霸公路邊，買點農民自己種的山芋，一元錢可買16斤，以解糧少之困。回來時，還要提防路上有檢查的。
童年時飢餓的問題，直到我下鄉插隊到靜海縣以後，才基本得到解決。農活雖累，伙食以粗糧為主，但畢竟是能吃飽飯了。
小時候，父母整日地為生計而忙碌操勞，對待我們並不像現在的父母那樣「望子成龍」，在學習上也沒有給予較大的壓力，完全是「放羊式」的教育。放學後，也不加以管束，任由孩子們在外面瘋玩，到時回家吃飯就行。當然，學習成績上不去，在外面總惹是非，家長自然也要管一管，教育一番。家長的這種教育方式，自然而然地讓我們養成了自主自立的性格，學會了獨立思考，在上山下鄉、返城工作、考大學等決定自己命運前途的時候，就自己獨立地進行選擇，從不讓父母為自己擔憂。[1]
作者簡介
韓佩瑄，男，筆名曉軒,1982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大學，現為天津散文微刊編輯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