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地的日(杜华赋)
作品欣赏
种地的日
我的老家地处浅丘陵地区，人多地广，田地肥沃，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农业大县。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县中学高中毕业，因为没有恢复高考，我只能回乡务农，和土地打交道。
一
我喜欢爬格子,梦想将来当作家。在回乡那些日子里，因为我是农民，必须下地干活，真真实实在田地里“爬”。但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小说、散文、诗歌，哪有心思“扛月亮锄头修地球”呢？所以，生产队长常批评我是“出工不出力”。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天挣1毛钱，谁愿出力呢？不出力，就得挨批评。大队主任也三天两头找我“谈话”，说我写稿投稿是“图名图利”“忘了贫下中农的本色”。对这样的“批评”，我当然是口服心不服。
更不服的是我穿衣服的事。回乡第二个月，在外地矿山工作的父亲，特地给我带回了一件花格子的确良衬衣。我满怀喜悦穿着新衣服下田劳动，谁知，被前来检查生产的村主任发现了，他一脸不高兴。主任在旧社会苦大仇深，他向来以“苦”和“穷”为荣。主任当即把我叫田边，照例对我进行一番忆苦思甜教育后，又是那样十分严厉地批评我：“你穿这么洋气做什么？我看是你脑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你丢掉了贫下中农的本色啊！”这样的事、这样的批评，我能服吗？
那时，正值“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期，全队300余名社员每天早出晚归，苦干实干，祈望过上好日子。春夏之际，一边抢种一边抢收；秋冬时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几乎年年如此。尽管这样，每年的收成还是要看天老爷的“脸色”。如果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家家户户都能多分一些粮食，大人小人一天三顿饭可以饭吃得饱一些；要是遇上天干地旱，那日子就难过了，尤其是二三月份，地里青黄不接，大多数人基本上就把晚饭省去了，早早就吹灯熄火，蜷在床上睡觉了。
生产队中心地段山头的歪脖子树上，挂着一口钟，虽然锈迹斑斑，声音却依然洪亮。敲钟人是位老太婆，他儿子是队长，她每天早中晚出工、收工各敲一次，记8分工分——相当于一个青年妇女劳动一天的报酬，这当然因为他儿子是队长，其他人是不可能干这轻松活儿的。每天，男女老少出工、收工，都以钟声为号。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壮观”的场面：劳动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劳动号子此起彼伏；收工时，男女老少，五颜六色，“一”字形顺路而行，宛如长蛇阵一般。
二
秋收后，田地大多空着。这阵子儿，队上会安排社员挖地翻土，为下一季生产作准备。男女社员们听见钟声，都陆续来到地里，然后，五六十人一字排开，有说有笑，边挖边向前移动。但下午劳动时，大多都打不起精神了。下午2点半进场，要干到七八点才收工。下午四五点时，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只好用锄头把支撑着休息。我也感到筋疲力尽，时不时用锄头把支撑着休息一下。这时，又红又圆的夕阳，缓缓西沉，我多么希望夕阳像一只车轮，把我载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不要把锄把撑断啰！”每每这时，队长就大声吼起来，第一二次不点名道姓，后面就直呼其名，有时还要扣工分呢！
其实，田间劳动场面看起来“壮观”，但劳动报酬却相当低。那时，农村有两种劳动力：青壮年男子为主要劳动；妇女、青少年和老年人为附带劳动。主要劳动一天挣10分工分，附带劳动一天只能挣8分工分，而10分工分的价值只有一毛钱。年底结算时，大多数家庭都是超支户，不仅不能分红，还要扣除一部分口粮，其生活的窘况可想而知。尽管这样，全队的男女老少，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都盼望天老爷下大雨或下大雪，越大越好——这样的天气可以不下田劳动。每每遇到下大雨或下大雪，队里就召开群众大会。每次开会，队上的男女老少都要到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记8分工分。开会时，队长安排我组织群众学文件、读报纸、讲时事政治。这活儿我自然很乐意，可以在群众面前挣一些“表现分”，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会上，尽管我讲得口干舌燥，可社员们大都听不进去，更气人的是那些妇女们只顾埋头忙手上的针线活儿，简直不把我读的讲的东西当回事！下雨或下雪天，队上如果不开会，人们就抓紧时间各干各的事。女人们就把一家人的衣服和鞋子搜出来，摆在光线亮的地方，忙着缝缝补补。几个喜欢吃叶子烟的老汉们，便带上自己制作的叶子烟，到我家的院坝来与爷爷一起切磋烟艺。爷爷是个老烟客，喜欢吃叶子烟，也喜欢制作叶子烟。加之，爷爷是队上贫下中农协会组长，在群众中有威信，这些老汉们都喜欢和爷爷打交道。我趁此机会，约上几个一起长大的伙伴，躲在一个大人找不到的山脚下打扑克——这是唯一的娱乐方式......
三
那年月，农民只有春节期间五六天不劳动，一年到头，从来没有什么星期天或节假日，天天都在田地里劳作，那真叫“任劳任怨”。
日子虽然过得十分清苦，但人们的精神却很乐观。劳动中，男人女人混合在一起，时而摆一些荤段子，时而相互打情骂俏，一天的艰苦劳动，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真是“苦中有乐”。
一天上午，队里安排男女社员在一起挖花生。那年月，缺吃少穿，花生算“掰开货”，谁不想充充饥？中午时分，一个男人把一小袋花生偷偷装在裤裆里。这事被妇女队长发现了，她叫这个男人把花生交出来，但男人死活不承认。不得已，妇女队长一把将男人掀翻在地，三下五除二地把男人的裤子脱掉，大伙儿看见这场面笑得前仰后合。从那以后，男人女人再也不敢贪占集体的便宜了。
在田间劳动中，我也感到甜蜜快乐——这是因为惠。惠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上高中时，她在家务农。惠高挑、美丽，干起活来手脚麻利，非常勤快，是典型电农妇。她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还在关键时刻“帮我一把”。农忙季节，队上组织男女社员突击扯红薯草，一人一沟，看谁扯得又快又好。我手脚慢，常掉在后面。她主动挨在我旁边，帮我突击，不让我掉队。一次，挑粪水到山坡地浇玉米苗。山坡很陡，我挑不上去。惠主动与我“结队”，平路我挑，山坡她挑。我知道，没有惠的帮助，这天的劳动我是无法完成的。平时，我背不起、扛不动的活儿，都是她帮我做的。家里的牛草、猪草多半是她弄的，母亲很喜欢她。可我一心想“作家”，不想过早“成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惠的爱。为了那个梦想，我只能忍痛割爱！对我和惠儿的事，村里有人指责我是“负心郎”，家里人也时常流露出一些对我不满的情绪。对于这些，我默默地承受着。多年后，我多方打听惠的消息。惠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你离开家乡后，惠和姐姐都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一家人都搬走了。前几年，听说惠又离婚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很愧疚……
六七年后，我因为爬格子“爬”出了一点名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特招”到千里之外的一家大型矿山企业，担任《矿工报》副刊编辑……
如今，离开故乡几十年了，但说不清、道不明是什么原因，我常常怀念在家乡种地的那些日子……[1]
作者简介
杜华赋，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