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匠父亲(周伯文)
作品欣赏
石匠父亲
1
农历一九七五年的腊月，整个小河口村传递着一句话：石匠活不长了。
石匠是我父亲，名叫周尚结，可这个大名很少有人知道，人们习惯喊他的手艺——石匠，或石匠师傅，因为整个村庄，甚至方圆二、三十里就父亲一个石匠。
2
那年腊月，医生再也无法妙手回春，极其无奈地摇摇头对守护的母亲说把病人拉回家吧，已经看不到一丝肺叶了，花再多的钱也白搭。于是，母亲一边默默垂着泪，一边恍惚惚地找来本村俩大壮劳力，去三里路远的公社医院把父亲抬回家了。
我无法忘记父亲被抬回家的情景，那天正好是星期日，念初一的我拄着双拐从学校赶回了家。半上午时，国友哥和根发哥一前一后地扛着一根拳头粗的木杠，杠上前后等距离地系两根粗麻绳，绳的下端吊张倒过来的竹凉床，倒过来的竹床里垫了些稻草，稻草上铺床已变得黑不溜秋的被褥，一张皱巴巴黄乎乎的脸就从这床被褥里似遮非遮地露了出来，一双不大而又混浊的眼睛深深地凹陷着……这是我父亲吗？我的心一下子堵得慌，很想哭，觉得头顶上的天空正往下塌，脚底下的土地正在下陷。父亲看到我时，眼皮子动了动，嘴里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儿——啊”，然后就没说了，但他嘴唇依然微微翕动着，我知道他想说而无力说，他已经气若游丝了。母亲流着泪打开侧面的厢房，又接着把厢房里的老式褐色木床铺好，招呼他们把父亲放到床上——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躺在床上了。
3
那年的冬天不一般，那年的腊月更不一般，天气总是阴霾而郁闷，风也冷得出奇，涩涩的，锐锐的，刮在脸上，象带齿的锯子一样，锯得皮肤生疼生疼的。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父亲病危才使那年的腊月不一样，还是那年不一样的腊月才使父亲病危。更不可思议的是，令人生厌的乌鸦也频频盘旋于我家屋顶，不时落在门前高大的香椿树上，“哇哇哇”地鸣叫一阵，声音低沉、阴森而凄厉，如同哀嚎，喜鹊报喜乌鸦报丧，年长的老人们说，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可想而知，那年腊月，哀伤和悲痛弥漫在我们家的里里外外，散发在每一个角落。
父亲患的是肺结核，古人云痨病，已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在这十来年里，父亲活着实在太苦了，不是咳嗽就是吐血，不低于七八次差点死去，幸亏医生抢救及时，一口气才又被接上了。这次终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暗暗祈求，把父亲身上的一切苦痛移到我身上，让我承受，让父亲好好活着。因为父亲的病是为我而起的。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在我1岁半时，双腿突然瘫痪，为了挣钱给我治腿，父亲日夜不停地翻山涉水四处奔波，凿石磨，刻石碑，挖石槽，拼命地揽活干活，要知道，这些可都是重活累活苦活啊，不久就出现咯血，积劳成疾了。
母亲没有说假话，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咳咳咯咯的，咳咯声时轻时重，时缓时急。早中晚，父亲都要拿出几瓶药摆在饭桌上，就着一杯温开水一一吞服，时间长了，我也知道了这些药名：链霉素，利福平、异烟肼和鱼甘油等，都是治疗肺病的。这些药，父亲走到那就带到那。是的，只要病情不是很重，父亲都坚持出门干石匠活，与其说很坚强，倒不如是无奈更确切。因为家里还有母亲、姐姐和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父亲的肩上。
4
父亲每次出门干活，没有十天半月是不会回来的，甚至有时长达个把两个月才回来一趟。而回来的原因也不外三个：一是身体扛不住，要回家休养一下；二是凿刃断了或钝了，凿不了了，需要回家铸炼修复；三呢，别人给的东西太多了，必须送回家来。什么东西呢，无非是些黄烟呀、黄蜡呀、麻绳呀、甚至还有黄豆或山芋之类的，父亲说，这都是客户抵工资的，比如说，凿一盘石磨五毛钱，客户没有现金支付，就给相当于五毛钱的山芋，所以，大多数客户都是给农产品相抵。这些农产品都被父亲统统塞在一个大布袋里装着，鼓鼓囊囊的，倒出来无疑乱七八糟的一团，母亲和姐姐，有时还有我，起码花一个晚上才把这些东西一一清理完毕。
父亲回家的日子，每天早晨，母亲都要冲碗生蛋花给父亲喝，说生蛋有营养，另外还要宰只鸡，或者上两里远的洋湖街剁斤把猪肉，有时是猪心肺或猪蹄子；总之，餐餐给父亲配荤，我们也自然跟在后面沾光了。母亲给父亲留下足够的一份后，把剩下的就用面条放在锅里一起煮给我们吃，肉汤或鸡汤下的面条异常的鲜美，这也是我整个孩提时代最难忘的美味了。在后来很长的日子里，那诱人的又鲜又香的味道依然牢牢地驻足在我的唇齿间。我不止一次傻乎乎地想，父亲如果经常回家或回家不走多好啊，那家里天天都有美味入口了。
5
父亲回家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炼凿。
炼凿是一门技术活儿，除了风箱、火炉、铁砧、铁锤和铁钳等这些硬件设施外，还要准备炭和水。炭是放在蛇皮袋里的，水是装在一只瓷脸盆里。一切准备就绪后，俨然成了一个小型铁匠铺。父亲坐在一只小木椅上，与风箱铁砧形成三角形。父亲先往火炉里添炭，再往炭上浇点煤油，接着用火柴点燃，然后呼啦呼啦地拉起了风箱，先是缓缓的，轻轻的，随着炭火燃烧的程度，再渐渐加快、加大。炭火烧旺后，父亲开始把那些断刃的凿子用铁钳一根根夹着插入炉膛中。等烧得通红通红之后，又用铁钳夹出来，放在铁砧上用力锤、敲，如果凿刃是扁形的就捶打成扁刃，如果是圆尖状，就敲打成圆尖刃。敲成型后又塞进火炉里炼，炼红后又取出敲打，确认修复锋利了，成功了，又放入炉膛炼下，炼好后夹出来放入盆里，把凿刃那一头插入水中，浸着。我最喜欢父亲把凿刃插入水中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爆发出嗤的一声响，随即冒出一股青烟，袅袅升起，极像天上腾起一团云。
“爸爸，为什么要把这些炼好的凿子放水里？”我不解地问。“儿子，这是淬火。”父亲知道我还不懂什么叫淬火，于是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高温下炼好的凿子要回一下火，所以用水浸下，这样可以大幅提高凿子的硬度、刚性和耐磨性等。我还是似懂非懂地望着父亲，不过，这个时候，我有点崇拜我的父亲了，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硬生生地、变魔术般地把一根根坚硬万分的钢胚，锻造成锋利无比削石如泥的武器。停顿了一会，父亲特地抬头望了望我，郑重其事地说，儿子，其实人也是这样，要想成才，要想有出息，也必须要进行各种锻炼，要经历“淬火”。父亲的这番话，在我后来坎坷而苦难的日子里，一直在启示着我，鼓舞着我，激励着我，成为支撑我生命的支柱。
有时，父亲也叫我替他拉下风箱。拉风箱可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只见长长的拉杆在我手里一拉一推，炉膛里的火焰随着呼哧呼哧的风吐着长长的红舌摇曳多姿，有如旗帜一样猎猎地飘荡着。我好奇，问，风箱怎么会生产风呢？傻儿子，这是空气在风箱里的作用，你拉时风箱是在吸气，你推时风箱就得出气，出气就是吐风。你没看见风箱的出气孔直接通到熔炉的炉膛里吗？
说实话，目睹父亲炼凿的整个过程，真的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也让我后来悟出了不少道理。
6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亲，最感激的就是他对我的启蒙教育。父亲不但没有因为我瘫痪（我腿没有治好）而忽视我，反而更加注重对我知识的灌输。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四五岁时，父亲就开始讲三国和水浒里面的故事给我听，“空城计”“草船借箭”“武松打虎”是我童年一道道精神上的美餐。特别是父亲讲的“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这些典故，更是深深植入我幼小的心底，成为我后来发奋学习的动力。我六岁那年，父亲买了一把算盘，一回家就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这些珠算口诀，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就能倒背如流了。父亲说，学会打算盘，学会算账，以后给生产队当个会计，也能糊个口养活自己。是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为我将来如何谋生着想。父亲还说，如果想不到当会计，或当不了会计，就去街头摆个补鞋铺，当个补鞋匠也可以。
父亲知道，当会计需要有文化，所以我8岁时，父亲也把我送到学校读书了。开学那天早上，父亲特地亲自背着我去两里远的洋湖小学。一路上，父亲都叮嘱我，你好好读书啊，一个瘫子，只有好好读书，争取长大后能依靠学问弄个饭碗。欣喜的是，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全力以赴地努力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出类拔萃。每次考试，不论哪门科都是第一名。一到期末发成绩单时，父亲盯着我考出的高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从内心爬到了眉梢，然后抑制不住地把我成绩单，拿给生产队长看，拿给大队支书看，“我这个瘫儿子还不笨呢。”父亲对他们喜滋滋地说。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这是让别人不能瞧不起你。母亲还向我透露，自从我腿瘫痪之后，很少看见父亲这样乐过呢，真难得。
7
有一个期末，对，就是我读五年级下学期，发期末成绩单的那个傍晚，父亲破天荒地说，这次你又考第一，我背你去看场电影吧。说真的，我还没有看过电影，我心里一直很想很想看一场电影，看看电影是什么样儿。每次听说洋湖街要放电影，村里家家户户都像过年过节一样，早早把晚饭煮好。吃好饭后，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地纷纷朝洋湖街赶去，那些姑娘们纷纷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漂亮衣服，和我差不多大的那些小男孩一边蹦呀跳呀，一边大声欢呼着：“看电影去啰——看电影去啰——！”唯独我这个不能走的瘫子，孤单单地坐在冰凉的石门槛上，眼巴巴地看他们屁颠屁颠的身影，别提心里有多羡慕了。当这次父亲也背我去看电影时，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那晚，电影不在洋湖街放，而是在相邻的泥黄村。大约也有两三里路。路中间还有一条河，河面上搭条又窄又长的独木桥。父亲背着我过小木桥时，像蜗牛一样一步步慢慢挪动着，异常的谨慎小心。那时乡下都是放露天电影，赶到放影场时，父亲已经气喘吁吁了。场子上摩肩接踵地挤满了人，父亲把我放在一个熟人的凳子上坐，他自己在我旁边站着看。可我坐凳上看不到荧幕，前面密匝匝站着的人把我遮得严严实实。没办法，父亲只好又把我举到他头顶上，骑马一样骑坐在他的肩膀上看。那晚是放《白毛女》电影，前后将近两个小时，而父亲自始至终都像木桩一样一动不动地杵在那里，双手紧紧护着我，对一个有病的人来说，这需要付出多大的定力、内力和耐力啊，同时也绝对是一种煎熬。果不其然，电影结束父亲刚把我背回家，就咯出了几口血，然后上床躺下了。
这次咯血之后，父亲的身体明显又进一步衰弱了，开始以休养为主了，可还是时常有客户找上门来，求父亲去干活。有的说石磨碾不碎黄豆或玉米了，磨槽子齿不行了；有的说，家里老人走了，要刻个墓碑。有一天早晨，父亲正靠在躺椅上喝蛋花，突然，急匆匆跑来一个中年男人，眼噙泪花，哽咽着说：石匠师傅，我老头子半夜走了，想找您去刻个墓碑。父亲望着他，半响没吱声；那人不知道父亲也已经被病折磨得体力不济，确实不想干了，还以为父亲没有听见，又央求了一遍，并且说多给点工资都可以。父亲看着他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不得不强撑着身子慢腾腾地站起来，叫那人背起他装着凿子和铁锤的沉甸甸的工具袋（此时父亲几乎背不动工具袋了）。确实，这次刻墓碑，是父亲做的最后一笔生意，是父亲整个石匠生涯的一个句号，不，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重重的感叹号。
8
后来不止一个人告诉我，那次父亲去刻墓碑，吐了一大滩血。开始，他一手扶着钢凿，一手挥舞着铁锤，叮叮当当地一笔一划地凿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刻着，他本来就浑身乏力，还不时地咳嗽，所以每一次挥铁锤都咬紧牙，差不多是在使出吃奶的力气。但是，手还是有点不听使唤地颤抖着，哆嗦着，中间有两下铁锤差点锤到手了。幸亏那人家熬了骨头汤，父亲咳得凶时，就盛碗骨头汤端给父亲喝，顺便让父亲歇一下，缓缓气。看着父亲带病刻字，那人家心里也确实惭愧，就说，石匠师傅，就随便刻刻吧，字只要能认得就可以了，可父亲还是极其认真地刻，父亲也意识到他来日不多了，这次做了还能不能做下次都难说，所以他把这单生意当他的绝笔，不能敷衍了事。当刻最后一行某年某月某日时，父亲猛地喷出了好几口血，当时把围观的人都吓倒了，连说，石匠师傅，没事吧，还能不能做？父亲摇摇头，说，没事，老毛病了，歇一下就好。父亲又喝了半碗骨头汤，坐了刻把钟后，终于断断续续把所有字刻上去了。围观的人中有懂书法的，看了父亲刻的字，不禁啧啧称赞，说，颇有几分王羲之行书的风骨呢。其实，别人不管怎么夸，父亲都听不进去了，他一下子两眼发黑，瘫倒在地，别人赶紧把他搀扶回来了。
父亲又住进了医院，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住院。尽管母亲不得已把一头百把斤的黑猪和七八只鸡，还有两只鸭等所有的家禽家畜都变卖了，所得的钱全给父亲治病，但治了两个多月后还是日益恶化无济于事，所以医生不得不对母亲说了上面的话——抬回家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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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抬回家的第六天，也就是农历一九七五年腊月二十七，依然是阴郁的日子，依然刮着锯齿一样的寒风，门前依然响着哇哇哇的乌鸦吼叫。下午三点多钟，父亲突然用一种洪亮的声音，把母亲和我喊到床前，然后哆哆嗦嗦地从被窝里抽出两只手——那是怎样的手啊，皮如黄纸，瘦如枯柴——父亲先用左手颤巍巍地拽着母亲的手，望着她，一字一顿地、幽幽地说：孩他妈，我不行了……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这个瘫儿子，你一定要……要把他带大啊；接着，又吃力地缓缓转过脸，用右手颤巍巍地拉起我的手，说，儿啊，你要听妈的话……你虽不是她肚皮兜的（母亲是继母，我刚出生时生母就病殁了）……但也是喝她的奶汁……长大的……父亲在断断续续嗫嗫嚅嚅说这些话时，喉管一凸一凹地翻转着，滚动着，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颇似那种竹竿破裂的声音，清脆又刺耳，我不知道是不是弥留之际的父亲在作最后的求生挣扎，但我知道他确实是放不下我，他一双混浊无神的眼睛始终定定地朝我盯着，我不停地点着头，我泪如泉涌。
父亲还是走了，就在他喉部咔嚓咔嚓响了七八分钟之后，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大的山响，接着，就渐渐悄无声息了。后来才知道，那一声巨响就是断气，声音突然洪亮是回光返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大活人死去，而且是自己的父亲。这一刻，我稚嫩的心不得不被活生生的残酷咬得鲜血淋漓，我不得不过早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尽管对沉疴已久的父亲，我们一家人早有最坏的心理准备，但在他逝世来临的那一刻，我们还是难以接受，悲痛万分。出柩的那天上午，我头戴白巾，臂配黑纱，撑着双拐伫立村口，痴痴地望着送殡队伍向三里路远的老虎山蜿蜒而去，我真的好想自己瘫痪的双腿此时此刻变成一对翅膀，载着我飞随而去，也在父亲的坟上添一把土，插一束花，让父亲在九泉之下好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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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虽然没有当过一天会计，也没有做过一天补鞋匠，但我一直在自谋职业中捧到了饭碗，在艰辛而又充满理想色彩的探索和挑战中谋求到生存之道，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同蹿在岩缝中的小草，尽管困难重重，但也生长得郁郁葱葱。是的，在一连串的不幸和挫折中，我学会了顽强，学会了坚韧不拔，学会了迎难而上。
作者简介
周伯文，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