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琵琶行》
白居易写《琵琶行》，文化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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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内容
唐代宗大历年间，唐朝已进入中晚期。在这一时期，最着名的诗人是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ｇｕ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做过县令这类的地方小官，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有一定的文化。在这样的家庭中，白居易很早就识字了，五六岁时就开始学写诗，八九岁已懂得声韵。后来，他的父亲调到徐州一带，全家也随着迁居符离（今安徽淮北）。这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兴兵叛乱。为避战乱，白居易被送到比较安定的浙江。但借居的亲友家比较穷困，他们过着借米下锅、讨衣御寒的贫困而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使他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困苦，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十五六岁时，白居易带着自己的诗稿，去京都长安，拜见诗界前辈顾况。顾况为人很高傲，但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大为赞赏。白居易的诗名便在长安传开了。白居易直到二十八岁才考中进士，两年后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唐宪宗即位后，因器重白居易的诗名，提拔他当翰林学士，后又任谏议大夫。在这时期，白居易写了不少讽谕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这些诗使他得罪了一批有权势的人。
公元８１５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裴度。当时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按朝廷规矩，这个职务只管给太子讲道德修养之类的道理，不得干预朝政。可白居易不管这些，愤而上书，要求捉拿凶手。这给那些心中怀恨的权贵们找到了口实，经过一番鼓动，唐宪宗下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还没到任，第二道诏令又来了，白居易被降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期间，他写下了着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
公元８２２年，白居易被授予杭州刺史一职，公元８２５年，又调任苏州刺史。公元８４２年，他担任了刑部尚书。他虽又被朝廷重新启用，但碰到的穆宗、敬宗、武宗都是年幼的君主。晚唐时期的皇帝大多平庸荒唐，朝政一团糟，白居易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仍无法实现，他的意志逐渐消沉。晚年，他笃信佛教，常常一连几个月不吃荤腥。他和香山寺的和尚如满等来往很密切，不仅结成香火社，还出钱整修了香山寺，他自己也自号为“香山居士”。
公元８４６年（唐武宗六年），白居易在一场重病后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二千八百多首诗，八百多篇散文。流传最广的是以《长恨歌》。那时在乡校、佛寺、行旅中，僧侣、妇女都有人歌咏他的诗作。《长恨歌》是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句、八百多字的叙事长诗，是他和友人游览了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作者运用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再现了当时的故事和人物，因而深受欢迎，广为传唱。
与《长恨歌》同样着名的，是他被贬江州时写的《琵琶行》。这是一首长达六百多字的长篇叙事诗，记叙了作者在浔阳江送客时，听到一位曾在长安红极一时的歌女弹奏的琵琶曲，以及她“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凄凉经历，从而感慨自己被贬江州的遭遇。诗中既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样极具表现力的诗句，描画乐曲声，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深沉委婉的句子，表达作者的感慨。这两首长诗，不仅有诗的意境美、语言美，而且还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因而深受历代的好评，成为白居易的代表作，而他也被誉为善写叙事诗的巨匠。
但白居易自己最为看重的，是他的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中的《轻肥》一首，题目取自《论语》中的“乘肥马，衣轻裘”，概指权贵们的奢侈生活。诗中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时的骄横和不可一世，而当时“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乐府是古代一种诗歌体裁，原本指乐府官署采集的民间乐歌，或乐府中的乐官们创作的乐歌。初唐时，诗人们大多按乐府的旧题进行创作，这类作品在李白、杜甫时得到了发展，如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而白居易则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发展了这种写作方法，并确定了“新乐府”的名称。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交错运用。白居易十分推崇陈子昂、李白、杜甫，尤其看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仍认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不过十有三四，所以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大多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矛盾，很有现实意义。其中较出名的有《杜陵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着名诗人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作者。文学史上将他们并称为“元白”，他们两人也有着很深的友谊。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写到了自己的身世抱负和文学观，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为时”“为事”都是为现实的意思。在这样明确的主张和这样优异的创作实践中，新乐府运动在古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而白居易也被公认为继杜甫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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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 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