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期经历
作品欣赏
红十字医院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康濯同志来天津看我,就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
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在天津的医院,胡乱看了几个月,中药西药吃得也不少,并不见效。那时王亢之同志管文教,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
为了静养,又从家里搬到睦南道招待所,住了几个月,也不见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进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这是一家新建的医院,设备很好,还有宽敞的庭院。经郭春原同志介绍,在该院任总务处长的董廷璧同志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董同志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他的很多同乡,包括郭春原同志,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我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的陈设很讲究,光线很充足,周围很安静。吃饭时,有护士端来,饭菜很好。护士坐在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不断地称赞铜蒸锅里的菜,做得如何好,叫我多吃些。
可惜我那时什么也吃不下。护士长还指着那些护士对我说:“喜欢谁,就叫谁陪你玩玩。”可惜我什么也不想玩。
每天晚上,叫我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带我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医院的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南方姑娘。都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敏捷,真像天使一般。每天晚上我睡下后,床头柜上有一盏蓝色灯光的小灯,灯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然而,我只能在吃过烈性的安眠药以后才得入睡。护士照顾我服药以后,还站在床边,给我做按摩,听着我呼吸匀称了,才轻轻地离去。其实,我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为我想尽了办法,又叫我去做体疗。每个病人拿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大家环成一个圈,走一阵就完事。我觉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我可能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
应该补叙,在这一时期,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为我帮忙。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李之琏同志,北京市委的张青季同志,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为我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会诊。丁玲同志那时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同志带信来看我,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我看病。后来,这位大夫终于到了我的病房。他主要是给我讲解,例如神经系统怎样容易得病呀,应该如何医治呀,第一信号、第二信号呀。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他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教授的儿子。
他给我讲了两三次,然后叫我吃一种药。据说是一种兴奋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的。我吃过以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后来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我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1984年5月7日
小汤山
我从北京红十字医院出来,就到北京附近的小汤山疗养院去。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来照顾我。
他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出了城,车在两旁都是高粱地的狭窄不平的公路上行驶。现在是七月份,天气干燥闷热,路上也很少行人车辆。不久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拉着一具棺材的马车,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使我一路心情不佳,我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完全好。
小汤山属昌平县,是京畿的名胜之一,有一处温泉,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周围还有小河石桥等等景致。在湖的西边有一块像一座小平房的黑色巨石,人们可以上到顶上眺望。
湖旁有一些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晚清民初什么阔人的别墅。解放以后,盖成一座规模很不小的疗养院。
我能来这里疗养,也是那位小时的同学李之琏同志给办的,他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和管事。疗养院是一排两层的楼房,头起有两处高级房间,带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我竟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这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幸遇,所以特别在这里记一笔。
在小汤山,我学会了钓鱼和划船。每天从早到晚,呼吸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掠过湖面,就变成一种潮湿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钓鱼的技术虽然不高,也偶然能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
划船的技术也不高,姿态更不好,但在这个湖里划船,不会有什么风浪的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
我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
这位老同志原来是赶大车的,我们傍晚坐在小山上,他给我讲过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我们还到疗养院附近的野地里去玩,那里有不少称之为公主坟的地方。
从公主坟地里游玩回来,我有时看看聊斋志异。这件事叫疗养院的医生知道了,对那位老同志说:
“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我的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
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天气渐渐冷了,湖里的水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翠绿。清晨黄昏,一层蒸汽样的浓雾,罩在湖面上,我们也很少上到小山顶上去闲谈了。在医院时,我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的广播喇叭,声音很大,走到湖边就可以听到,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我听到了丁玲同志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我决定从小汤山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了一晚,李之琏同志来看望了我。他虽然还是坐了一辆小车来,也没有和我谈论什么时事,但我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在所谓右派的案件中了。
1984年9月28日晨四时记
青岛
关于青岛,关于它的美丽,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关于海、海滨、贝壳,那写过的就更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可以从报刊见到。
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平原上,是一个常年干旱的地方,见到的是河水、井水、雨后积水,很少见到大面积的水,除非是滹沱河洪水爆发,但那是灾难,不是风景。后来到白洋淀地区教书,对这样浩渺的水泊,已经叹为观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到青岛这美名胜之地,去避暑观海。认为这种地方,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去得的,去了也无法生存。
从小汤山,到青岛,是报社派小何送我去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五八年一月。
青岛的疗养院,地处名胜,真是名不虚传。在这里,我遇到了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有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都是老干部,当然有男有女。
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
一个市的文化局长,我们原来见过一面,我到那个市去游览时,他为我介绍过宿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现在得了病,竟不认识我了。他精神沉郁,烦躁不安。他结婚不久的爱人,是个漂亮的东北姑娘,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着他,并肩坐在临海向阳的大岩石上。从背后望去,这位身穿高干服装的人,该是多么幸福,多么愉快。但他终日一句话也不说,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
“你说,我是右派吗?”
别人不好回答,只好应酬两句离去。只有医生,是离不开的,是回避不了的。这是一位质朴而诚实的大夫,有一天,他抱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对病人说:
“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当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并没有能把他的病治好。右派问题越来越提得严重,他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就再也见不到他和他那穿红毛衣的夫人了。
我邻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的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约来,一同欣赏。
但谁也不能去摸他那台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他撰写的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用了一个大惊叹号,他写文章,也是以多用惊叹号著称的。
我对西洋音乐,一窍不通,每天应约听贝多芬,简直是一种苦恼。不久,教授回北京去,才免除了这个负担。
在疗养院,遇到我的一个女学生。她已进入中年,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像外国的贵妇人一样。她好到公园去看猴子,有一次拉我去,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我说,她十七岁出来抗日,她的父亲,在土地改革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她想不通,她得了病。但这些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到了夏季,是疗养地的热闹时期,家属们来探望病人的也多了。我的老伴也带着小儿女来看我,见我确是比以前好多了,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我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学会了几招,但不敢到深处去。有一天,一位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我一起游。他慢慢把我引到深水,我却差一点没喝了水,赶紧退了回来。这位工程师,在病人中间,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总是先下场,个人独舞,招徕女伴大众围观,洋洋自得。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
疗养院的干部、医生、护理人员,都是山东人,很朴实,对病人热情,照顾得也很周到。我初来时,病情比较明显,老伴来了,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我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员都很高兴。冬天,我的老伴来看我,他们就搬来一张床,让我们夫妻同处,还叫老伴跟我一同吃饭。于是我的老伴,大开洋荤,并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我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护士和护理员,也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村姑娘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接触到的,吃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东西。
疗养人员,没有重病,都是能出出进进,走走跳跳,说说笑笑的。疗养生活,说起来虽然好听,实际上很单调,也很无聊。他们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女孩子打交道。
日子久了,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
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多。因为住的时间长了,在住房和其他生活方面,疗养院都给我一些方便。春夏两季,我差不多是自己住着一所小别墅。
小院里花草齐全,因为人烟稀少,有一只受伤的小鸟,落到院里。它每天在草丛里用一只腿跳着走,找食物,直到恢复了健康,才飞走了。
其实草丛里也不是太平的。秋天,一个病号搬来和我同住,他在小院散步时,发见一条花蛇正在吞食一只癞蛤蟆。他站在那里观赏两个小时,那条蛇才完全吞下了它的猎物。他对我说:有趣极了!并招呼我去看看,我没有去。
我正在怀疑,我那只小鸟,究竟是把伤养好,安全飞走了呢;还是遇到了蛇一类的东西,把它吞掉了?
我不会下棋、打扑克,也不像别人手巧,能把捡来的小贝壳,编织成什么工艺品,或是去照像。又不好和人闲谈,房间里也没有多少书。最初,就去海边捡些石头,后来石头也不愿捡了,只是在海边散步。晴天也去,雨天也去,甚至夜晚也去。夜晚,走在海岸上听海涛声,很雄壮也很恐怖。身与海浪咫尺之隔,稍一失足,就会掉下去。等到别人知道了,早已不知漂到何处。想到这里,夜晚也就很少出来了。
在这一年冬季,来了一位护理员,她有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长得也不俊,面孔却白皙,眼神和说话,都给人以妩媚,叫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又要去炼钢铁,还没有穿棉衣。慢慢熟识了,她送给我一副鞋垫。说是她母亲绣的,给她捎了几副来,叫她送给要好的“首长们”。
鞋垫用蓝色线绣成一株牡丹花,很精致,我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袄,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到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
这是云烟往事,是病期故事。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
我很寂寞。我有时去逛青岛的中山公园。公园很大,很幽静,几乎看不到什么游人。因为本地人,到处可以看到自然景物,用不着花钱来逛公园;外地人到青岛,主要是看海,不会来逛各地都有的公园的。但是,青岛的公园,对我来说,实在可爱。主要是人少,就像走入幽林静谷一样,不像别处的公园,像赶集上庙一样。公园里有很大的花房,桂花、茶花、枇杷果,在青岛都能长得很好,在天津就很难养活。公园还有一个鹿苑,我常常坐在长椅上看小鹿。
我有机会去逛了一次崂山。那时还没有通崂山的公共汽车,去一趟很不容易。夏天,刘仙洲教授来休养,想逛崂山,疗养院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也捎上。刘先生是我上过的保定育德中学的董事,当时他的大幅照片,悬挂在校长室的墙壁上,看起来非常庄严,学生们都肃然起敬。现在看来,并不显老,走路比我还快。
车在崂山顶上行驶时,真使人提心吊胆。从左边车窗可以看到,万丈峭壁,下临大海,空中弥漫着大雾,更使人不测其深危。我想,司机稍一失手,车就会翻下去。还有几处险道,车子慢慢移动,车上的人,就越发害怕。
好在司机是有经验的。平安无事。我们游了崂山。
我年轻时爬山爬得太多了,后来对爬山没有兴趣,崂山却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棵大白果树,真是壮观。看了蒲松龄描写过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这篇小说,原是我最爱读的,现在身临其境,他所写的环境,变化并不太大。
中午,我们在面对南海的那座有名的寺里,吃午饭。饭是疗养院带来的面包、茶鸡蛋、酱肝之类,喝的也是带来的开水。把食物放在大石头上,大家围着,一边吃,一边闲话。
刘仙洲先生和我谈了关于育德中学老校长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一九五九年,过了春节,我离开青岛转到太湖去。报社派张翔同志来给我办转院手续。他给我买来一包点心,说是在路上吃。我想路上还愁没饭吃,要点心干什么,我把点心送给了那位护理员。她正在感冒,自己住在一座空楼里。临别的那天晚上,她还陪我到海边去转了转,并上到冷冷清清的观海小亭上。她对我说:
“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来这里玩,我们却在冬天。”
亭子上风很大,我催她赶紧下来了。
我把带着不方便的东西,赠给疗养院的崔医生。其中有两只龙凤洞箫,一块石砚,据说是什么美人的画眉砚。
半夜,疗养院的同志们,把我送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1984年9月30日晨三时写讫
太湖
从青岛到无锡,要在济南换车,张翔同志送我。在济南下车后,我们到大众日报的招待所去休息。在街头,我看见凡是饭铺门前,都排着很长的队,人们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表情都是冷漠的,无可奈何的。我问张翔:
“那是买什么?”
“买菜团子。”张翔笑着,并抱怨说,“你既然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你。我事先给你买了一盒点心,你却拿去送了人。”
中午,张翔到报社,弄来一把挂面,给我煮了煮,他自己到街上,吃了点什么。
疗养院是世外桃源,有些事,因为我是病人,也没人对我细说,在青岛,我只是看到了一点点。比如说,打麻雀是听见看见了,落到大海里或是落到海滩上的,都是美丽嫩小的黄雀。这种鸟,在天津,要花一元钱才能买到一只,放在笼里养着,现在一片一片地摔死了。大炼钢铁,看到医生们把我住的楼顶上的大水箱,拆卸了下来,去交任务。可是,度荒年,疗养院也还能吃到猪杂碎。
半夜里,我们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我买的软卧。
当服务员把我带进车室的时候,对面一边的上下铺,已经有人睡下了,我在这一边的下铺,安排我的行李。
对面下铺,睡的是个外国男人,上面是个中国女人。
外国人有五十来岁,女人也有四十来岁了,脸上擦着粉,并戴着金耳环。
我向来动作很慢,很久,我才关灯睡下了。
对面的灯开了。女人要下来,她先把脚垂下,轻轻点着男人的肚子。我闭上了眼睛。
女人好像是去厕所,回来又是把男人作为阶梯,上去了。
我很奇怪,这个男人的肚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荷力和弹性。
男人用英语说:
“他没有睡着!”
天亮了,那位女人和我谈了几句话,从话中我知道男的是记者,要到上海工作。她是机关派来作翻译的。
男人又在给倚在铺上的女人上眼药。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两位同车的人很厌恶,我发见列车上的服务员,对他们也很厌恶。
离无锡还很远,我就到车廊里坐着去了。后来张翔告诉我,那女人曾问他,我会不会英语,我虽然用了八年寒窗,学习英语,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忘光了。
张翔把我安排在太湖疗养院,又去上海办了一些事,回来和我告别。我们坐在太湖边上。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特别的空虚和难以忍受的孤独。
最初,我在附近的山头转,在松树林里捡些蘑菇,有时也到湖边钓鱼。太湖可以说是移到内地的大海。水面虽然大,鱼却不好钓。有时我就坐在湖边一块大平石上,把腿盘起来,闭着眼睛听太湖的波浪声。
我的心安静不下来,烦乱得很。我总是思念青岛,我在那里,住的时间太长了,熟人也多。在那里我虽然也感到过寂寞,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怕。
我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虽然我知道,这并谈不上什么爱情。对我来说,人在青春,才能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对那位女孩子来说,也不会是什么爱情。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她只是说:
“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这当然也是一种情意,但可以从好的方面去解释,也可以从不大好的方面去解释。
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以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我把她送我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她给我的一幅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捡了一块石头,包裹在一起,站在岩石上,用力向太湖的深处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思念纠缠和忏悔的痛苦,统统扔了出去。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接上了。
在太湖遇到一位同乡,他也是从青岛转来的,在铁路上做政治工作多年。我和他说了在火车上的见闻。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可能笑我又是书呆子,少见多怪。这位同乡,看过我写的小说,他有五个字的评语:“不会写恋爱。”这和另一位同志的评语:“不会写战争”正好成为一副对联。
在太湖,几乎没有什么可记的事。院方组织我们去游过蠡园、善卷洞。我自己去过三次梅园,无数次鼋头渚。有时花几毛钱雇一只小船,在湖里胡乱转。撑船的都是中年妇女。
1984年10月6日下午[1]
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