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雯
田雯（1635年－1704年），字子綸，一作紫綸，一字綸霞，號山疆子，山東德州人。清朝官員。
| 田雯 | ||
|---|---|---|
 | ||
| 籍貫 | 山東德州 | |
| 字號 | 字子綸 | |
| 出生 | 1635年 | |
| 逝世 | 1704年 | |
| 著作 | ||
《古歡堂集》、《黔書》、《長河志籍考》 | ||
目錄
生平
生於明崇禎八年（1635年），工詩文，清康熙三年（1664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康熙十九年提督江南學政，康熙二十六年授貴州巡撫，常同周漁璜論詩[1]，康熙三十年因丁母憂去職。累官戶部侍郎。晚號蒙齋。卒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著有《黔書》[2]。
著作
人物軼事
田雯撫黔
田雯，字綸霞，自號山薑子，山東德州人，進士出身。進入仕途後，他做了十餘年低級京官，到四十歲時才漸交好運，漸次超擢，升戶部員外郎、郎中，湖廣督糧道，光祿寺少卿，鴻臚寺卿。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出任江蘇巡撫，成為封疆大吏，一年後（康熙二十七年八月）調任貴州。康熙三十年八月，他丁母憂離任，在黔時間三年整。他在貴州所做的事，民國《貴州通志》上說：
第一件，他發現了貴州駐軍糧食供應極不合理。駐黔清軍大多在駐紮在威寧、大定(今大方縣)、黎平、思南、銅仁等地，距離省城貴陽近者五六百里，遠則上千里，那些地方兵多米少，駐軍的糧食供應卻要從貴陽周邊的開州（今開陽縣）、修文等縣撥支，而路途遙遠，又崎嶇險峻，運費是米價的兩倍，輓運的民夫也深以為苦。田雯以為這不僅勞民傷財，也不利於軍隊的防務。為此，他疏請清廷，改給米為給銀，聽任軍兵就地自行購買，兵民兩便。這本來是個顯而易見的合理建議，然而在那些不知民間疾苦的朝廷老爺們看來，簡直是無足輕重的小事，於是視而不見，束之高閣。後經雲貴總督范承勛和提督馬三奇再次疏請，清廷才批准了這項請求。
第二件，奏准平溪、清浪兩衛生童仍赴黔就試。平溪衛（治今貴州玉屏縣城）、清浪衛（治今貴州鎮遠縣清溪鎮）在明代及清初都隸屬湖廣省，理應赴湖廣就試，但為了便利，朝廷允許兩衛生童「寄試」貴州。「三藩之亂」起，命兩衛生童歲科兩試赴靖州，鄉試赴武昌，戰後仍然如此。兩衛距靖州、武昌均遙遠，長途跋涉，勞頓不堪，參加鄉試的還要過洞庭湖，洞庭風濤之險令他們畏懼；再是兩衛「能文之士不及楚省，鮮中試者」。對此，平溪、清浪士子予以抵制，兩科無人應鄉試。田雯赴任時，途經平溪、清浪二衛，士子結隊出郊迎接，向他傾訴赴湖廣應試之苦，請求他奏報朝廷，恢復就近在黔寄試。（後來平溪、清浪二位都撤衛改縣，劃歸貴州。）
與此同時，貴築（治今貴陽市）、普安（治今盤縣)、平越（治今福泉市）、都勻、鎮遠、安化（治今思南縣)、龍泉（治今鳳岡縣龍坪）、銅仁、永從（治今黎平縣永從）九縣，以及永寧（治今關嶺縣境打罕坡）、麻哈（治今麻江縣城）、獨山三州均未設立官學，士子附學於鄰近州縣，往往為所附州縣抑制，大感不平，赴省城訴求。新添（治今貴定縣城）、鎮西（治今清鎮市衛城）、興隆（治今黃平縣城）、烏撒（治今威寧縣城）、赤水（治今畢節市赤水河）因裁衛並縣，生員學額亦被裁削，而與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州縣的學子共該州縣學額，加上路途險阻，才德之士困於行途着大有人在，因此這幾個地方的士子也紛紛到省城上訪。
田雯據此上了一道《請建學疏》，力陳「貴築為省會大縣，請設訓導一員，歲、科試取附學生十五名，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永寧、獨山、麻哈俱取附學生八名，暫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日盛，再立學官。另外，新添、鎮西、興隆、烏撒和赤水仍復原額，由五縣學官兼管；平溪、清浪鄉試赴貴陽，歲、科兩試赴思州」。田雯的疏請得到清廷的批准，不僅按其所議，還在上述州、縣增設儒學，定出學額。之後，田雯又與雲貴總督范承勛合疏，獲准設立了興隆衛學與甕安縣學。
第三件，請弛貴州蓄鳥槍禁。這是第二年二月的事。先是湖廣巡撫丁思孔疏請民間禁用鳥槍，皇帝命各省總督、巡撫各抒所見。田雯疏言：「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遠，居民商賈間蓄鳥槍以防不測。至苗蠻巢棲洞處，驅狼捕獸，多用鳥槍，俱勿庸查詰，以致驚疑。」此言為皇帝採納。
《清史稿》載一事，為他處所不見：調貴州時，苗、仲（今布依族）不馴服，兩廣總督建議會剿，田雯卻說：「制苗之法，犯則治之，否則防之而已，無庸動眾勞民也。」此議遂止。
雯為官之道：體恤民情，關心民瘼，注意傾聽民間的呼聲；注意民族政策，以溫和方式處理民族問題；重視文化教育，以育才為要務。
當時貴州最難的問題，一是經濟問題，因為山多田少，土地貧瘠，交通阻隔，但這不是短時間能夠改變的；二是社會穩定問題，當時貴州還是「苗多漢少」，居民以少數民族為主，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有隔閡、矛盾，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釀成大禍。所以在處理民族問題上他很謹慎，他在任三年間，沒有出現社會動亂，社會比較安定。其實在他的治黔方略中，他最注重的是文教。他在《疏請建學疏》中說：「臣忝任撫黔，以敦崇學校為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又說：「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他是站在政治的高度來辦文教的，並將之作為治黔的根本。廣泛設立官學，培養士紳階層，通過士紳階層影響全民，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如果能吸引少數民族子弟進學，逐漸認同主流文化，就增加了對朝廷的向心力，民族矛盾就減少了。現在看來，是不乏遠見的。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二月，他重修陽明書院，增其舊制，「別建合一亭，傳習軒五楹，集孝廉諸生讀書其中」。在田雯的心中，貴州士人「多磊落通脫，其文亦蘊藉深沉，如玉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作為全省最高行政長官，他有伯樂之慧眼，能識拔人才。當他發現青年才俊周起渭、劉子章、周鍾瑄時，欣喜之餘，不惜折節下交，與其談文論藝。之後，周起渭舉進士第，入翰林，所作《稼雨軒詩集》完稿時，田雯為其作序，並使之享譽京華。
他見到甲秀樓已經朽壞不堪，擔心貴州將不會再有這座樓了，於是鳩工重建。他作了一篇《甲秀樓重修碑記》，藉機發了一番感慨：
| “ |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焉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為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湧、風雨雷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 | ” |
他說江東之以後，沒有「喜從事者」再修甲秀樓，才毀壞若此，以至他的重修事倍功半。實際上明天啟年間朱燮元修過，永曆年間孫可望修過。他不提這兩次重修，或因缺少文獻記載，或因有所忌諱。但他的感慨並不使人感到空洞，因他畢竟踵武前賢重修了一次，而且他的話中包含了自己對為官一任的責任的認識，即是要做「喜從事者」，他的確是這樣做的。
田雯撫黔，已經過去將近四百年了，他留下的痕跡已經被歷史的塵埃所覆蓋。今天我們不時還會提起他，不是因為他的政績，而是他留下的一部治黔名著——《黔書》。
《黔書》分兩卷，凡舉貴州的地理、歷史、疆域沿革、民族、風俗、方言、古蹟、名勝、文教、人物、財賦等等，無不涉及。範圍之廣，資料之豐富，見解之深刻，非對貴州有透徹了解者不能為。這部書在康熙二十九年，即他離開貴州的前一年就完稿了，可見他兩年間一直在忙碌着。同時代的人、著名學者徐嘉炎為之序，說：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鄉井，都是採擷蟲魚草木之華，奢夸宮闕城郭之盛，或是哀感時序，抒發一些輕飄的情緒而已，鮮有涉及治政之得失、人民之休戚，只有《黔書》二者兼具。如田雯說：「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一語道破了貴州西南中樞的戰略地位。徐嘉炎引申說：「然則黔治則與之俱治，黔亂有與俱亂者。」前後的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南明失貴州而雲南不保，清代咸同年間貴州先亂，雲南、四川跟着亂，抗戰期間日寇侵入黔南而陪都重慶震動。雖然不是他一個人有這個眼光，明代太祖、成祖早就看到了，但後代帝王、封疆大吏有這個認識的並不多。基於這個認識，他將貴州的穩定看作頭等大事，反對動輒大興干戈。對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詳細書寫，以作後事之師。如《土官》、《治苗》兩篇。其他對山水、人物、民生、物產的記述，詳盡而往往攜帶感情。如《鹽價》一篇，說黔無鹽，仰給於四川，「又不以舟車通，肩瘡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值不得不昂。值昂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可見，他已經愛上了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五十六歲時，他得了一個兒子，因為生於貴州，故取名「夜郎」。
他是著名詩人，與王士禛並稱山左大家，巡行黔中各地，山川河流，名勝古蹟，風俗民情，多有題詠。其詩風豪邁，筆力雄健，縱橫排奡，不可一世。如寫黃果樹瀑布：「我生嗜好與俗殊酸咸，獨於高山流水心饞貪。匡廬瀑布天下稱奇絕，何如白水河灌犀牛灘。銀漢倒傾三疊而後下，玉虹飲澗萬丈那可探。聲如豐隆奮地風破碎，濤如天孫織錦花記鬖（音lan san)。濺珠跳沫行人衣裾濕，雲垂煙接山寺峰巒尖。小犢出遊太真所不照，乖龍結隊古冶豈能殲。半紅半黑飛斗大蝴蝶，千章萬株森十圍松杉。玃猱熊狸須髯爪牙古，黿鼉蛟螭晝夜風雨酣。安得十日五日坐潭上，二三酒侶看月凌朝暹。頭腦冬烘酈道元未注，屐齒閉塞謝客兒多慚。解衣盤薄箕踞於其側，青天搔首我歌白水岩。」此詩用的是九言體，非常罕見，黃果樹瀑布的磅礴氣勢，似乎非如此不能狀其雄。他的黔中詩作，非僅是模山范水、吟風弄月，很多是反映民生疾苦，采砂之苦與礦工之窮，水火之災，都是他詩歌的題材。他的詩，包括山水記游，可看作《黔書》的延續。
他在貴州僅三年，當時他五十出頭正是思想最成熟、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所以為時雖短，卻政績斐然。以後他到北京，歷任刑、戶兩部的侍郎，長才得不到發揮，幾年後告老還鄉，再過三年就去世了。貴州三年，是他仕途中最暢快的三年。
明清兩代七百餘年，貴州最行政高長官留下治黔名著的，前有明代撰《黔記》的郭子章，後有田雯，兩人而已。[3]
參考文獻
《四庫全書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