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绪
生平事迹
在抗击非典非常日子里，他连续一个多月处于紧张地工作状态，在突发疾病的前2分钟，他还在起草着旅游系统工作总结和下一个阶段预防非典工作方案。当大家把他送到内蒙古医院抢救时，他还怕陪护他的人感染SARS，请求机关的同志离开回单位值班，他说他会马上好转的，总结和方案还没有写完。王绪昼夜奋战，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2003年5月28日18时30分以身殉职，年仅48岁。这是继苏尼特右旗副旗长额尔敦陶格陶殉职后不久，倒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又一位县处级干部、优秀共产党员。
中央组织部追授王绪“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
岗位殉职
2003年5月28日，内蒙古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王绪为完成抗非总结报告，中午加班，突发心肌梗塞，于18时30分去世。
消息传来，旅游局的同事们无不落泪。副局长白薇哭着说：“回忆起王绪的平凡小事，更觉得他特别的可贵，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同事和好兄长。” 临终仍不忘抗非重任。
从4月12日内蒙古旅游局成立防治“非典”领导小组以来，王绪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按照局党组的工作部署，王绪连夜起草了《关于加强全区旅游行业“非典”防治工作的通知》，对全区各盟市和各级旅游企业、旅游场所的“非典”防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示。紧接着，他又连续起草了一系列的文件，指导各盟市的旅游企业开展防非工作，同时迅速建立了全区旅游行业“非典”防治信息通报制度，由他及时收集地方和企业信息，及时报出，并把党委、政府防治“非典”的精神迅速传达到各地，保证自治区部署的各项工作得到贯彻落实。截至到目前，内蒙古旅游系统5万多从业人员，无一感染“非典”或疑似病人出现。白薇说：“这样成绩的取得与旅游局工作部署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与王绪同志的努力工作分不开。”
作为办公室主任，王绪还承担着局机关内部的防治工作。他联系内蒙古防疫站为局办公楼消毒，一连三天，都跟随消毒人员一个屋一个屋地仔细消毒，任务完成了，王绪却因消毒剂的过度刺激，出现了咳嗽、气喘等过敏反应。同事们劝他：消毒剂容易刺激和损伤呼吸道，你就让他们自己去消毒行了，就不要陪同了。可王绪说：“没关系，我不要紧，消毒工作要彻底，不能留下卫生死角。”
王绪对待他的本职一向兢兢业业，能自己干的活，一般不找别人。这一次防非工作事关重大，他更是事事过问。他亲自购置了卫生消毒用具发放到每个处室，并印制了防治“非典”的宣传材料和工作制度，张贴在办公楼和家属楼的醒目位置。王绪亲自带头清扫楼前楼后的卫生，有时候干脆自己一个人干。
在抗非工作的一个多月里，王绪每天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早上要整理各地的信息报出去，接着检查办公楼、宿舍楼的消毒情况，处理日常事务。下午，他又督促各地上报信息，并且逐一了解机关职工及其家属的体温和身体状况，整理后上报自治区。有时候，他为了等一个盟市的信息，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半夜骑自行车到自治区防治“非典”：指挥部取材料，连夜赶写，第二天请示局领导，上午再把工作部署下去，然后才能喘一口气。
五一前夕，王绪陪同有关领导对呼和浩特市主要的旅游饭店、旅行社进行全面检查。五一期间，王绪没有休息过一天。那几天，家属楼下水管道堵塞，既影响职工生活，又有传播疫病的危险。但是“非典”时期，没有人愿意来。王绪磨破了嘴，才找到几个环卫工人。他整整陪了三天时间，工人们在家里修理，王绪就坐在外面的石阶上等着。到了午饭时间，有家属看到他一上午在外面晒着，就邀请他回家吃饭。可是王绪说：“非典时期，不能串门。”他自己买了面包，就着矿泉水对付一顿。
紧张的一个半月过去了，旅游局的防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王绪又开始全面整理总结材料。5月28日，王绪根据局领导的修改意见，加班往出赶总结报告。他中午12点半回家，半个小时后又赶到办公室。下午14点多，王绪突然发病，连笔帽都没来得及合上。就在同事们将他送到医院急救的时候，王绪对前来看望他的白薇说：“总结报告我写了一半多了，不要耽误了上报时间。”不久，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很快就撒手人寰。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同事们每每忆及，都不禁热泪盈眶。
“订下的规矩对谁也不能改”
白薇至今难忘王绪发病时的情景：“我推门进去，看到王绪窝在单人沙发里，脚搁在凳子上，表情十分痛苦。”“每每想到这一幕，我就觉得做领导的对他关心不够呀！他办公室里没有长沙发，我看他经常加班，累了没有休息的地方，一直建议让他买一个长条沙发。可他总说局里经费紧张，竟舍不得买。”
王绪当办公室主任分管财务，由于旅游局经费比较紧，他一直背着“抠门主任”的称号。白薇刚刚调到旅游局当副局长时，办公室里设备很简单，王绪给她买了沙发和办公桌，但是两个木柜没有换。白薇发现木柜常年没有人用，里面竟然还有蟑螂，就去找王绪，王绪说：“这两个木柜虽然破了点，但打扫一下还能用，局里经费紧张，就不要换了。”白薇很诧异：一个办公室主任竟然会这样对他的领导。后来，白薇慢慢了解了他的为人，才知道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对别人，对自己都是如此。
1995年，旅游局刚组建财务处，向企业收取保证金的工作是最大的难题。王绪挨个企业去做工作，有的企业很困难，交不出保证金，他就出谋划策，给企业想办法，帮着到银行跑贷款，但是国家政策规定收取的保证金，他却一分也不能少。当时收上来的保证金有很大一笔，有人想通过把保证金存到有关系的银行从中渔利，都被王绪拒绝，最终存到了指定银行。
为了节省经费，王绪精打细算。每次遇到局里举办大型的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就要到宾馆盯着，能在中午12点以前退掉的客房，他决不拖到下午。2002年，有一位同事出国期间，为了方便联系工作，自己买了一张300元的电话卡，回来后找他报销，但他坚决按规定不予报销。这位同事很生气：“我这也是为了工作！”可王绪只说：“订下的规矩对谁也不能改。”
王绪在不该花的钱上省，但要用得着的钱他一定要花。这一段抗击“非典”，他意识到信息畅通的重要性，请示领导之后，亲自找电信部门，为全局安装了宽带网。就是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王绪把机关和家属楼管理得井井有条。
严于律已宽以待人
旅游局的办公室都集中在一层楼里，平时大家来上班，总能看到王绪的办公室开着，那扇门是他兢兢业业工作的标志，但现在，这扇门却永远关上了。
同事们印象最深的是，王绪每逢假节日排班，都要抢着值第一天的班。这样，不论是五一、十一还是春节，别人可以和家人团圆，他却牺牲了这一切。1995年到1997年，王绪的父母相继去世，那时正赶上单位机构改革，他的任务特别重，他硬是坚持工作，没有回家，到后来都报有遗憾。
王绪早就患有心脏病，但他一直隐瞒，直到他去世，许多同志都感到突然。办公室年青同志多，有学习的机会，王绪总是对他们说：“去吧，这里有我呢。”他自己承担了写文件、送材料、联系事务、接待等大量工作。这一次“非典”期间，本来办公室任务就很重，但副主任小郭有机会参加党校学习，他主动安慰她：“你去吧，我能应付得了。”就这样，他一个人干着全科室的活，不停地加班加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王绪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办公室分管财务工作，但王绪一开始对财务完全是外行，他就坚持自学，白天上班，晚上去上课，最终考取了高级审计师职称。
王绪很爱自己的儿子，常常教育孩子要考上一个好大学。孩子喜欢纯蓝墨水，有一次在他办公室看到一瓶想拿回家，他严肃地说：“儿子，记住，公家的东西连一个大头针也不能往回拿。”
王绪走了，同事们很惋惜他在的日子里，没有很好地珍惜那一段共处。在他的事迹汇报会上，同事们说："如果我们不把他的这些精神发扬下去，我们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良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