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顾立佳)
作品欣赏
父亲
父亲是独子，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吃过苦；也很乖巧，从没被爷爷奶奶打过。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从泰州师范速成班结业，就参加了教育工作，先后在滨海八巨前案小学、滨海獐沟孟陶小学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
到了六十年代，为响应国家号召，父亲主动要求回乡务农。听奶奶说当时家里人口多，劳力少，他的工资很难维持生计。再说当时国家为减轻负担，也提倡干部下放，所以父亲毅然决定放弃工作，回乡务农。我想，当年父亲要是不下放熬到现在，他也会拿到七八千元的退休工资了。
回乡后父亲一言不语，每天和母亲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日岀而作，日落而息。母亲常说，刚下放时，父亲还有点不适应，很多农活都不会。是啊，像我们渠南农村的割麦栽秧，对一个身高有一米七多的大男人来说，无异于赶鸭子上架。腰低不下来，手忙脚乱，一天做下来，腰酸背痛，真的苦了父亲。为了生活，父亲咬着牙，忍着痛，硬是坚持下来，逐步适应了艰苦的农村生活。
我五六岁的时候，清楚地记得每当秋收时，生产队都要将收割的稻把运到大场上，让牛拖着石滚碾压（打稻），而运输的方式全是人工肩挑。每头四个稻把共八个大约一百二十斤，青年人挑起来都感到吃力，何况没干过重体力的父亲呢。我那时在稻田里拾稻穗，只看见父亲脸上流岀汗珠，挑着担子，一瘸一拐，深一脚浅一脚在田间小路上慢慢前行……
在计划经济下的大集体时代，为了多挣得工分（那个时候按工分计酬），父亲总是请生产队长分重活给他。像河塘滞淤、田间挖墒都是男劳力干的重体力活，劳日也大（工分多）。队长知道父亲教过书，挖沟比别人直，总是安排父亲来做，父亲心里也很乐意，因为能拿到较多的工分。队长也高兴，因为父亲挖得沟又深又直。可谓人尽其才，两厢情愿，两全其美。听队长说，我们队里的麦田墒沟80%是我父亲一揪一揪挖岀来的。现在回想起队长的这句话，都会禁不住让我流岀眼泪来。
父亲虽是教师出身，但自从下放农村后，全身心投入劳动中。学会了很多农活，也掌握了比较多的生产劳动知识。七十年代，为增加收入，让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缴得起学费，家里都是背着大队干部搞副业（那个时候是不准搞家庭副业的，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晚上做席子和蒲包，父亲在母亲教授下，也慢慢学会这些活了，有时一人就能干起来。更多情况下还是去做压柴（用石滚把芦柴压扁）这样的重活，一压就是二三梱。早上都是三四点起床去压柴了，等到柴蔑子扛回来时天才亮。闲时又到野外的沟河圩塘割零散的蒲草。父亲就是这样一声不吭任劳任怨，长年劳作，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啊。
在生活上，父亲也很能干。我记得家里有一次包饺子，他碾的饺子皮又圆又薄又快，够三四个人包，我在旁边当“运输小队长”，专门把包好的饺子拾掇到米箩、筛子里。还有，父亲穿着也很节俭，在他初工作时，父亲的五姑姑（也就是我的五姑奶）在上海为他买了一双皮鞋，表示祝贺。听爷爷说这双皮鞋在五十年代的上海都是可以的，可父亲舍不得穿，直到我参加工作时，父亲又拿岀来给我穿。我一看，啊，这皮鞋不是正宗牛皮的嘛，擦上鞋油，真的乌亮乌亮。遗憾的是，因为没有经常穿，鞋帮有点挤压变形了。
父亲还有写一手好字的本事，这也许是当老师的基本功。每年三十晚，父亲可忙了，庄上大多数人家都请父亲写春联，有的人家只买来红纸，笔墨都是我家提供。每年都要写到晚上头十点钟，单就墨汁都要用二三小瓶。直到我上初中，父亲才“失业”，为庄邻庄亲写春联的事就由我全权代办了。也不知是天赋还是遗传，我也没有进行专业训练，大家都认为我的毛笔字比父亲写得好看，也就不约而同地要我帮他们写春联，这样，虽然我抢了父亲的“饭碗”，但我从内心想也算是帮父亲减轻了负担。
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七十年代末，我在远离家乡二百多里外的盐城读高中，当时生病住在龙冈医院，高烧不退。学校去信告知父亲，父亲接信后连夜从滨海乘轮船，天亮赶到盐城。看到病床上的我，父亲流岀了眼泪，此时此景，让我感受到父爱也是细腻的，才让我第一次理解“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这句话的真谛。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步入花甲之年，即将退休了。再看看老父亲也真的老了，腰驼了，耳聋了，到了耄耋之年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几个月前还不小心跌了一个跟头，把膝盖骨跌裂断了。晚年的父亲本应享受天伦之乐，谁知还遭如此不幸，天啊，命运为何如此不公呢？
此时此刻，我想到崔京浩演唱的《父亲》的歌词：“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就是那拉车的牛……”感受到父亲的艰辛，真可谓“人间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三分；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
悠悠父爱，厚重如山……[1]
作者简介
顾立佳，中共党员，江苏滨海县大套中学高级数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