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潘光旦[1]（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男，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今屬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筆名光旦（見1929《新月》），西名Quentinpan。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
| 潘光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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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9年8月13日 |
| 逝世 | 1967年6月10日（67歲） |
| 國籍 | 中國 |
| 籍貫 | 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今屬上海市） |
| 母校 | 北京清華學校、達特茅斯學院（美）、哥倫比亞大學 |
| 職業 | 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 |
目錄
人物生平
- 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
- 1922年，畢業赴美留學，入達特茅斯學院。
- 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對於譜諜學深感興趣。
- 1926年，回國後至1952年，先後在上海、長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學任教授。曾先後兼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教務長、社會系主任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畢生致力於愛國民主事業，倡導民主自由思想，於194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歷任民盟第一、二屆中央常委，第三屆中央委員。建國後，曾先後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文化委員會名詞統一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
-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社會系學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調入中央民族學院，主要從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
- 1957年，反右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後十年，他通讀二十五史，搜集整理少數民族史料約達一百六十萬字，同時翻譯達爾文巨著《人類的由來》。
- 1967年6月10日，病逝。遺書萬冊捐獻給中央民族學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得到平反，回復名譽。
主要著作[2]
《馮小青》
《中國家庭之問題》
《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較的研究》
《讀書問題》
《畫家的分布、移植與遺傳》
《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
《近代蘇州的人才》
《明清兩代嘉興之望族》
《家譜學》
《優生概論》
《人文史觀》
《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
《優生與挑戰》
《自由之路》
《政學罪言》
《優生原理》
《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
《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開封的中國猶太人》
《湘西北的中國「土家」與古代的巴人》
人物評價 [3]
潘光旦一生的為人、處世、做學問都充滿着傳統士大夫的人文情懷，憂國憂民，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畢生致力於愛國民主事業，倡導民主自由思想。正如俄羅斯人評價《往事與隨想》的作者赫爾岑一樣:「你是枯樹上一根健康樹枝。」
潘光旦是學自然科學出身，但融通自然、社會兩大科學體系。他對婚姻、家庭、民族、宗教、歷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用生物學的眼光盤詰人類社會」的文化生物學思想，試圖「開創一種貫通自然、社會、人文三大領域的氣象宏大的學問。」他提出「自然一體」、「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觀。清華畢業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學理論寫的《馮小青考》，受到梁啓超的賞識：「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望將趣味集中，務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濫無歸耳。」推崇至此，罕有他人。
對於做學問，潘光旦自己總結說：「除了一部分天才外，只有四個字———『抓住不放』，銖積寸累，自然會有豁然貫通的一日。」潘光旦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名家，除了天資出眾、勤奮過人之外，與他實事求是、獨樹一幟的治學態度也是密不可分的。
解放後，國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單一民族的任務交給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光旦想進行實地調查，上級領導考慮到他行動不便並未同意。潘光旦只好通讀史籍，博覽方志，深入研究，寫出了《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確認土家族是一個單一的民族。為了檢驗結論，潘光旦趁一機會去了兩湖，在鳳凰、恩施等地實地調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區到處是崇山峻岭，在崎嶇山路中跋涉，對一個身體健全的人來說都非常艱苦，潘光旦卻毫無怨言。他架着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拄着拐杖，歷時 65 天，走訪了 18 個縣市，行程 1.4 萬公里，作了幾十次個人訪談，廣泛收集各種資料。中央有關部門根據潘光旦的報告，正式確認土家族是一個單一民族。
研究中國現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繞不過去的人物，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發現專業化教育弊端，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貢獻是提出了「位育」之道——這可能是中國學界自嚴復後將傳統文化精神與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進行結合的最早成功的範例。潘光旦明確提出教育必須以每一個人為目的，必須在每一個人身上着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一個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為了促進個性發展，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人」。專家人才必須完成人的教育後才能成為完整的「人」的意義上的專才，否則只能是優良的工具。
作為教師的潘光旦，他熱愛學生。他喜歡演講，還愛和學生互動，使學生有如沐春風的喜悅。不但在課堂上與學生交流，學生還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討教。大事小事「他總是誠懇地替你解答。」學生說「潘先生的為人也同他的圓圓的臉一樣的和藹可親」。
「光旦秉性溫和忠厚，論語上說的『溫、良、恭、儉、讓』諸美德，他可以當之無愧。」他的同學、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如是說。「其為人也，外圓內方，人皆樂與之游」，因此是「我所敬愛的人物」，老同學梁實秋如是說。在與眾多朋友的關係上，潘光旦與費孝通之間有點特別，他們亦師亦友。費孝通自己說「我應當是他學生中受益最深的一個」。費稱讚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斷，柔中有剛；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碩果。」費孝通與潘光旦比鄰而居，他視潘光旦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問潘光旦，一問就知道了。
聞一多與潘光旦是清華同學，他們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賞。聞一多本名叫聞多，「一多」是潘光旦為他改的。聞還為潘篆一方「勝殘補闕齋藏」的閒章。聞被害後，潘光旦為「聞亭」寫匾，為《聞一多先生死難周年紀念刊》題封面，寫下「卅載論交渾似夢，幾番飲泣淚無痕」的悲憤詩句。1916年聞一多對潘光旦的腿動手術他未能前去探視深感內疚。聞一多寫信鼓勵，對其才華早予充分肯定，稱：「領袖英倫，潤色鴻業，斯文不墜，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
潘光旦一生愛書，手頭稍有餘錢就會去買，不少書店老闆與他熟識。他坐擁書城，有藏書萬餘冊。他所珍愛的《達爾文全集》，是他1926年從美國帶回的。當時的中國，私人擁有此書者很少，多是大圖書館收藏。為買此書，他傾其所有，回到國內下船時，身上僅剩一元錢，回家的交通費都不夠。如此日積月累，書滿四壁。1953年，潘氏調任中央民族學院，書太多，家裡放不下，學院專門在研究樓給他一間屋子做書房。1956年12月10日的《文匯報》上說，「他的屋子裡四壁都是書，……辦公室里四分之三的地方被書占去了」。因其收藏豐富，朋友、同事、學生時常上門求問，他也常為別人查書。他收藏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1版）派上了大用場。當年為研究中印邊界問題，政府需用邊境史料，周總理親自借用這套書，還書時還附有總理的親筆信。後來這些藏書，子女們各留一套作為紀念外，余皆捐給國家了。
潘光旦很有生活情趣。戰時在昆明，他也會營造書房的氛圍。一張大書桌，自製土造貨，兩側用汽油包裝木箱橫豎疊加成桌腳，上架兩條長木板為桌面，一如裁縫師傅的工作檯。台上備有文房四寶。還有拾來的石頭、竹木製品做小擺設。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為「四照閣」。苦中作樂，不乏文人雅士情調。
梁實秋在《雅舍小品選·書房》里描述潘氏書齋說：「潘光旦在清華南院的書房另有一種情趣。他是以優生學專家的素養來從事我國譜牒學研究的學者。他的書房收藏這類圖書極富。他喜歡用兩塊木板將一套書夾起來，立在書架上。他在每套書系上一根竹製的書籤，簽上寫着書名。」這種書籤，保存在潘光旦女兒手中。連繫兩塊木板用的彩帶，是潘光旦母親的手工。1930年代，老太太「雖已年老體衰，卻不肯閒坐無事。她手握一個木製小梭，用彩色的紗線織出寬窄不同、花紋各異的帶子」。潘光旦詩句「忍看慈母手中線，翻作殘編夾上綿」，即言此事。
在「五四」前後成長起來的學者中，潘光旦的形象頗為特別，獨樹一幟、卓爾不群。聞一多認為他是一個科學家，梁實秋說他的作品體現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凝合」，而在費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個人文思想家、人類學家。梁實秋、梅貽琦、聞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學者們，非常喜歡潘光旦的為人，常與他結伴旅行。潘光旦因獨腿，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戲言「胡聖潘仙」。胡聖，指胡適；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像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鐵拐。梁實秋認為潘光旦是一位傑出的人才，學貫中西，頭腦清晰，有獨立見解，國文根底好。冰心評價說，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個」。馮友蘭寫過一副對聯贈潘光旦：「學擅專長功精譜牒，齋有殊號連理葫蘆」。
潘光旦最喜愛的一支竹根大煙斗，斗腹上銘有：「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智於通。」這十二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為人的傳神寫照！
逸事
1921年，一位在清華求學的肢殘學子問代理校長嚴鶴齡：「我一條腿能否出洋？」嚴不假思索：「怕不合適吧，美國人會說中國人兩條腿不夠多，一條腿的也送來了！」那青年沮喪不已。有位教美術的美籍女教員司達女士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誰該出洋！」
他叫潘光旦。
我們平時從照片上看到的潘光旦，是穿一身皮夾克，配一副深度眼鏡，嘴銜一隻大煙斗，拄着雙拐的形象。潘光旦是個志存高遠者，儘管腿殘，又患目疾，1200度的近視，看書似「聞書」、「舔書」，但絲毫不影響他的鴻鵠之志。他做詩述懷：
談兵臏腳傳孫子，述史喪明說左丘。
此思尚存志仍在，縱教偏廢亦何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