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隨筆(孫犁)
作品欣賞
清明隨筆
——憶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幾年了。在這幾年裡，我時常想起他，有時還想寫點什麼紀念他，這或者是因為我長期為病所困苦的緣故。
實際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間，既談不上什麼深久的交誼，也談不上什麼多方面的了解。去年馮牧同志來，回憶那年魯藝文學系，從敵後新來了兩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話也不說……」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愛好，當然不能說是完全相反，但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實在為我所不喜歡。
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達延安的。最初，我們住在魯藝東山緊緊相鄰的兩間小窯洞裡。每逢夜晚，我站在窯洞門外眺望遠處的景色，有時一轉身，望見他那小小的窗戶，被油燈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個人在寫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會聲聞戶外的。
後來，系裡的領導人要合併宿舍，建議我們倆合住到山下面一間窯洞裡，那窯洞很大，用作幾十人的會場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願意搬的意見。
這當然是因為我不願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領導人沒有勉強我，我仍然一個人住在小窯洞裡。我記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沒有，但我知道，如果領導人先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定表示願意，至多請領導人問問我……我知道，他是沒有這種擇人而處的毛病的。並且，他也絕不會因為這些小事，而有絲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氣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雖然不為我所喜歡，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說，他有些地方，很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勁，那股子熱情，那說干就干、乾脆爽朗的性格。
我們最初認識是在晉察冀邊區。邊區雖大，但同志們真是一見如故，來往也是很頻繁的。那時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住在一個叫三將台的小村莊，他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住在離我們三四里地的一個村莊，村名我忘記了，只記住如果到他們那裡去，是沿着河灘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間小屋裡，幫着油印我們的刊物《文藝通訊》。他同田間同志來了，我帶着兩手油墨和他們握了手，田間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卻高聲地說：「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邊區不久，也並沒有什麼可仰之處，但在此以前，我已經讀過他寫的不少詩文。所以當時的感覺，只是：他這樣說，是有些居高臨下的情緒的。從此我們就熟了，並且相互關心起來。那時都是這樣的，特別是做一樣工作的同志們，雖然不在一個機關，雖然有時為高山惡水所阻隔。
我有時也到他們那裡去，他們在團里是一個文學組。四五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裡，屋裡只有一張桌子，放着鋼板蠟紙，牆上整齊地掛着各人的書包、手榴彈。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齊齊準備隨時行動的被包，還放着油印機，堆着剛剛印好還待摺疊裝訂的詩刊。每逢我去了，同志們總是很熱情地說：「孫犁來了，打飯去！」還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們都是這樣熱情，非常真摯，這不只對我，對誰也是這樣。他們那個文學組，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見他們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緊張，有秩序，活潑團結。他們對團的領導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間很親切，簡直使我看不出一點「詩人」、「小說家」的自由散漫的跡象。並且，使我感到，在他們那裡，有些部隊上的組織紀律性——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我那時確實很喜歡這種軍事情調。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區剛剛成立游擊隊。有一天，我在安國縣，同當時在政治部工作的閻、陳兩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對面過來一位領導人，小閻整整軍裝，說：「主任！我們給他敬個禮。」臨近的時候，素日以吊兒浪當著稱的小閻，果然鄭重地向主任敬了禮。這一下，在我看來，真是給那個縣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氣氛，事隔多年，還活潑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後人們說到邵子南同志脾氣很怪的時候，簡直引不起我什麼聯想，說他固執，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時，他們的文學組編印《詩建設》，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詩，那用紅綠色油光紙印刷的詩傳單上，也每期有他寫的很多街頭詩。此外，他寫了大量的歌詞，寫了大型歌劇《不死的人》。戰鬥，生產他都積極參加，有時還登台演戲，充當配角，幫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說，邵子南同志在當時所寫的詩，是富於感覺，很有才華的。雖然，他寫的那個大型歌劇，我並不很喜歡。但它好像也為後來的一些歌劇留下了不小的影響，例如過高的調門和過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歡它，是覺得這種形式，這些詠嘆調，恐怕難為群眾所接受，也許我把群眾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作者簡介
孫犁，原名孫樹勛，曾用筆名芸夫，河北省安平縣孫遙城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