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回來的男人
內容簡介
《活着回來的男人》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視角記述二戰前後日本生活史的著作。
書中主人公小熊謙二（作者的父親），出生於1925年，十九歲被徵兵送往中國東北，後遭蘇聯拘留於戰俘營，在嚴酷的西伯利亞勞動了三年。活着返回日本後，謙二在不斷更換工作時，染上當時視為絕症的肺結核。從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人生最失落的光景在療養所中孤獨地度過。失去半邊肺葉的謙二，以三十歲「高齡」重歸社會，幸而趕上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浪潮，得以從「下層的下層」爬到「下層的中層」。升為銀髮族後，他甚至與身在中國延邊的「原朝鮮日本兵」吳雄根共同成為原告，向日本政府發起戰後訴訟賠償。作者以平實的敘事和開闊的視角記錄了自己的父親作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軌跡，同時融入同時期的經濟、政策、法制等狀況，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紀史」。
作者簡介
小熊英二（Eiji Okuma）
196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和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相關社會科學。1996年以《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獲得三得利學藝賞；2003年以《「民主」と「愛國」：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2013年以《社會を変えるには》獲得中央公論社新書大賞。最新著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獲得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賞。其他重要著作包括《1968：若者たちの叛亂とその背景〈上／下〉》、《市民と武裝 ：アメリカ合衆國における戦爭と銃規制》、《清水幾太郎：ある戦後知識人の軌跡》。他執導的311福島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已於2015年公開上映。
原文摘錄
人類的社會，不是由一小部分「好人」與大多數「壞人」組成。只要是人，無論是誰，都有好的一面與壞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便把對方當聖人來對待，就和只看壞的一面，就把對方當壞人來對待是一樣的，都不是正確的認知。 當時，非官僚或高級軍官的庶民，並沒有所謂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間必須儘量存錢，以備退休後的花銷，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與父親也是如此。但卻因為通膨，這種人生規劃全部破滅。父親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後會如此，當時應該會決定繼續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面臨這種連國家都可能隨時破滅、如此大時代的變化，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妥善應對。大部分人，都只能憑着過往經驗來思考應該如何規劃人生而已。
書評
最艱難的社會生活，可能存在於那種形式與現實嚴重脫節的時代——戰爭期間尤其如此，當你每天為「如何在兵荒馬亂中活下去」而發愁時，聽到的卻是國家告訴你說人生最重要的是為國犧牲。儘管對一個深陷危機中的群體而言，這些宏大的目標也有其必要性，但它們畢竟脫離人們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太遠，因而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即便在集體陷入神學狂熱（以及作為其變體的世俗激進政治）之後，都或以其智慧，或以其愚蠢，最終本着自我延續的求生意志，謹慎地避開了那些大到不着邊際的說辭。
即便是二戰時總動員化、標榜「舉國一致」的日本，在經歷了幾年筋疲力盡的戰爭之後，人們緊繃的神經也已麻木了。小熊英二在《活着回來的男人》中記述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回憶說，到1944年底時，出征入伍時那種揮舞「日之丸」國旗的壯行會已經不舉行了，「因為入伍召集逐漸頻繁，大家都變得不再關心」，即便是稀稀拉拉前來送行的幾個親友，也沒誰「表現出振奮人心的壯行氣氛」。所有要求別人作出犧牲的宏大理由與承諾，除非像宗教那樣是在來世才兌現，否則總無法讓人長久地相信有這樣做的必要性。並非不重要的一點是，對當時的日本而言，這種「戰爭看不到頭也看不到好處」的感受也許更令人沮喪，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歷次戰爭中幾乎無不是速戰速決且獲利豐厚，直到軍部那些跋扈的將軍們終於玩脫了。
在這難以抵擋的時代洪流中，當時剛過19歲生日不久的小熊謙二不過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分子。雖然也曾有一點獨立思考的意識（這在那個年代當然也很危險），不過就像他自己坦承的，「自己既沒有支持戰爭的自覺，也沒有反對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隨波逐流。雖然政府提說有重大戰果，但局勢反而更加惡化，總覺得非常詭異。但是沒有深入追究的習慣，也沒有可供探討的資訊。像我們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處於這種狀況。」這確實應該是那個年代日本平民的真實處境，也解釋了何以他們即便有所不滿，但戰爭期間的日本卻始終沒有大規模有組織的社會反戰運動。小熊英二在這本書中，多次強調自己父親是一個普通人，但這並不意味着普通人在戰爭前後的經歷就不值得記錄，恰恰相反，正是這種普通性賦予了一種普遍意義：「我父親採取的行動，潛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採取的行動。」
如果反過來理解，那這也意味着：小熊謙二在戰時、戰後的遭遇，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因為他所「採取的行動」，實際上都帶有某種被動應對的特質。之所以被動，是因為個人在那種大時代，根本無從抵抗國家機器的強制，很難有自由的選擇權。像小熊謙二這樣，在戰爭結束前夕被征入伍，作為新兵還未完整受訓，就被蘇軍俘虜，就此在冰天雪地的戰俘營里度過了三年青春期；雖然僥倖生還，但他也失去了進入大企業的機會，又罹患結核病而失去了一個肺，墮入了社會中「下層的下層」。如他所言，當時的日本社會，是「脫離過正軌一次之後，就永遠無法回歸了」。即便如此，相比起那些沒熬過來而死在戰俘營里，自此消失的同伴，他已經算是幸運了。
最令人產生荒誕和幻滅感的是：這一切的磨難，有時只是一些偶然性造成的。小熊謙二受的苦，是因自己偶然地把本籍地設在新潟，因而被徵召前往中國東北；而他的東京籍同學，卻只是留在國內挖了一些防空洞後，就迎來了戰爭結束的時刻。無怪他感慨「所謂人的命運，有時候一點微小的差異就會造成重大區別」，這其中又包含着某種無奈，因為被戰時體制所支配的普通人，在面對這種命運分岔的時刻，根本無能為力。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正是這段改變他人生道路的戰俘生涯，使他學會了獨立思考，由此造就了後來的自己——他所具備的許多人生判斷並不都是「常識」，而可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人生經歷的結果。蘇聯戰俘營的生活儘管艱苦，但卻給像他這樣從未脫離國內體制的人一個覺醒的機會：他得以目睹一個人如何能在那樣極端的環境中無聲無息地消失，也看到擁有底層生活經驗的人更能熬過最艱苦的時期；在對比中意識到蘇軍的官兵之間要比日軍平等得多；更得以領悟到發動戰爭的軍部和國家如何欺騙、利用了自己這樣的平民。當初軍方要求他們為國犧牲，可是當他們被俘後，關東軍卻把他們當作賠償給蘇聯的勞動力物資，甚至在給蘇方的陳情書里非常客氣地說：「（受俘日軍）返回（日本內地）之前的時間，將極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
正因此，當他活着回來後，才能更明確地反對那套體制：為什麼庶民們受盡磨難，甚至即便活過來，攢下的錢也在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化為塵埃；但發動了愚蠢戰爭、把人們逼上絕境的那些高級官僚與軍閥，卻即便戰敗仍能領取高額退休金？他們至少應當負起責任。他甚至認為天皇也應「先退位一次」，因為「發布開戰詔書的大元帥為戰敗負起責任，是極其正常的」。這不止是他一個人的想法，1974年在菲律賓盧邦島重現人間的原陸軍少尉小野田寬郎，雖以右翼言論引人注目，但卻也在回國的第二年就表明「天皇應該要負起自己的責任」。
日本雖然戰敗，但卻並未徹底清算原有體制。天皇的責任始終曖昧有爭議，而除了甲級戰犯之外的其餘人等也大抵不了了之。早在1950年代，負責占領的盟軍總部（GHQ）經濟科學局局長克列馬上校就曾說過「日本的軍人養老金制，在世界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極其惡劣」，這種制度優待軍屬，給予高於普通國民的特殊待遇，而這正是「謀求世襲軍人階級永存的一種手段」。與此同時，正如田中伸尚在《戰後日本遺族透析》中說的，「日本對戰死者的援護工作，是以『與國家處於僱傭關係』的軍人、文職人員為中心進行的。但是，即使同處於僱傭關係者，因沒有日本國籍，也被排斥在外」。這樣，戰後得到的補償不僅仍是論資排輩，而且朝鮮等原殖民地被徵發士兵由於已經不算是日本人，也得不到分文補償。原則上日本政府對戰爭被害者的態度就是「不賠償」，理由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簡言之，「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
小熊謙二的一句話最能概括他的覺醒：「我自己對國家有所怨恨，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那仿佛是卡夫卡小說《城堡》里的景象：一個冥冥中的抽象力量，既不能和它說理，也不能敲開與它對話的門，但它卻左右着你的生活。說它是「無機的物質」，是因為它讓人有很多「想不通」的非理性之處，不按照「人心」的邏輯來運作，並且不是它來順應人，而反過來要求人來適應它。
儘管如此，日本國內的這種戰爭反省，卻仍可說是一種「基於平民視角的受害者意識」，只不過他們認為加害者不是與他們作戰的美軍蘇軍，而是愚蠢的高層官僚。在某種程度上，這就像一家破產企業的底層員工，抱有某種「我們沒做錯什麼，應該是那些做了錯誤決策的高層辭職謝罪」的怨恨，而他們應受譴責的與其說是「傷害了共同體之外的他人」，倒不如說是「辜負了員工的信任，把事搞砸了」。即便如小熊謙二，內心也覺得「俄國人與自己一樣，都只不過是不好的制度與政策的受害者罷了」，也就是說，他自視為日本戰時體制的被動受害者。這又與中國當時國共兩黨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應該受譴責的是那些發動戰爭的戰犯」一拍即合，但卻與「對亞洲人民的加害責任」顯然又有着不小的距離，甚至還增加了這一轉變的難度。正如一位二戰遺族石崎菊曾說的：「我們遺族好不容易才極其痛苦地接受了這樣的事實：死去的丈夫、父親、孩子等既是受害者，同時又是對亞洲人民的加害者。」
因此，這種專注於普通人生活的受害者敘事，既可能轉向對戰時日本政要的追責、批評，乃至像小熊謙二那樣，有動力在批判體制之後轉而協助有類似遭遇的中國朝鮮族士兵，然而，它卻也可能與另一種右翼思潮合流。去年上映的日本動畫片《在這世界的角落》，乍看上去是「反戰」的，強調戰時平民的艱難生活而遠離政治訴求，他們只是「努力活下去」而已；然而女主角小玲卻在得知日本戰敗投降時怒吼：「不是說要戰鬥到最後一人嗎？這（戰敗）不是一開始就應該做好的覺悟嗎？」這位在這戰爭中失去了幾個親人及自己右手的女子，喃喃自語：「我一直認為合理的東西，一直為之忍耐的東西都飛走了。」在此，她是作為一個完全無辜、當然更無從「反思」的普通人，表達自己的幻滅，而這種幻滅來自一種被自己一貫無條件信任的國家及其政要欺騙、出賣的「覺醒」。
正如緒方貞子曾說過的，在日本國內，所謂的「昭和史」批判，往往「只是一味地全力抨擊過去的領導人」。加藤陽子也認為，很多日本人似乎把戰敗僅僅看作是「軍部的失敗」，將日本國家和國民與不義戰爭相切割，「這樣的總結實在是不痛不癢、沒有多大意義的」。當然，推給國民則是更令人寒心的。在戰後不久的新聞發布會上，東久邇宮首相宣稱：「戰敗的原因不僅僅是政府政策的錯誤，另外還在於國民道德的淪喪。因此全體國民必須徹底反省。我相信一億國民總懺悔是重建國家的第一步。回顧過去，不能總是追究責任，而是要全體國民冷靜反省，只有總懺悔、洗淨邪心，才能將過去作為未來之借鑑。」國民當然不是無辜的，就像亞當斯密曾在《國富論》中譏諷的那樣，「在大帝國，住在首都和遠離戰場各省的人民，大多數都很少感覺到由於戰爭而產生的不方便，而是自由自在地享受從報紙上讀到本國海陸軍輝煌戰績時的快樂」，可以設想，如果日本不是戰敗，那國民只怕對戰爭本身也不會有什麼批判與反思。
為了在經歷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後活下去，每個人也許都不自覺地篩選、重組了自己的記憶。儘管作為一位普通人，小熊謙二已經表現出可貴的對他人處境的理解與想象，也能相對客觀地評價日本的體制，然而他也在相當程度上迴避了日本普通人的戰爭責任，實質上假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為戰爭負責，而受害者的主體主要也是日本平民，甚至都未必擴展到「亞洲人民」，那畢竟又是遠離他經驗的事物。這在某種程度上恐怕正是因為當時的日本人身為國家體制下缺乏主體性的順民，本身就沒有擔負責任的意識，就像謙二說的，上級「既沒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們思考」。在這一意義上說，真正的戰爭反省，恐怕正應從每個普通人成為具有思考能力的主體開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