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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万莉 回乡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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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省亲
图片来自免费素材图片网

《回乡省亲》中国当代作家栗万莉写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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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回乡省亲

我的老家在保定的一个小县城,我第一次回老家,是随母亲回乡省亲。

那一年正月初六,天气格外寒冷,街上的人冻得呼着长长的白气。因为是春节假期的缘故,车厢里十分冷清,旅客稀稀落落,我们对面座位没有人,我可以随意走动,也可以躺平睡觉。窗外的景象飞快地掠过:连绵起伏的山脉、成片的树木、整齐的田地、低矮的房屋……偶尔还有几只吃草的山羊,虽然这些景致并不希罕,但在火车上看,还是令我兴奋不已。

我们在北京下了车,又坐上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似的列车,母亲说这是“小火车”。天黑亮灯的时候,我们终于到站了。有两个小伙子早在车站等候了,这两个是母亲姨家的孙子。他们虽比我这个四岁小孩大二十多岁,但论起辈份来,却跟我以兄妹相称。这样复杂的辈分关系,那时我是搞不懂的。只听他们总说,我是“茄子不大,长在辈上了”。

我们连着四日宿在母亲姨孙的“老大”家。这个“老大”别看岁数不大,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女一男,女儿九岁,叫“花儿”,上三年级,扎着两个冲天的羊角小辫,每天背着花书包去上学;儿子比我大一岁,长得浓眉大眼,叫“虎子”,上幼儿园中班。他俩比我的辈份小,应该叫我“小姑”。虎子比他姐姐强,对我这个长辈很“尊敬”,“小姑!小姑!”叫得很顺口。

姐弟俩每日结伴上学放学,回来后从花书包取出书本写作业,我看着可真眼馋,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啊。一日下午,花儿说:“你跟我们去上学吧!”,“真的吗?”我有些不信,“当然是真的!”花儿眉毛一挑,肯定地说。 学校离花儿家很近,房后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有几棵枝条倒垂的柳树,虽然枝叶有些枯黄,但它随风摇曳的姿态,是那么袅娜。我想这可比我家乡直楞楞的杨柳好看多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垂柳到了春天,树枝是不是也能抽出枝条,剪一段抽空的树皮当哨吹,可惜现在是冬天,树枝太干,试不成。

绕过池塘不远处就是学校。小学和幼儿园的校舍在一个院里。第一节课我跟虎子上课,幼儿园老师是个梳着两根麻花辫的年轻女孩,皮肤略黑,眼睛笑眯眯地,她让小朋友们在操场上排成一队要作游戏,我站在旁边观望着。老师看到了我,向小朋友们问道,“这个小朋友是谁呀?”,虎子响亮地回答:“是我的小姑,是从内蒙古来的!”老师微笑着对我说:“哦,是从内蒙古来的,你叫什么呀?到队伍里来,一起玩吧!”我羞涩地低下了头,“我叫丽丽!”。我正在迟疑中,虎子跑过来拉着我进了队伍,玩的是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老师先当了老鹰,然后她还叫我去当了一回老鹰,在快乐地躲闪追逐中,我的羞涩和胆怯全抛到九霄云外了。

课间的时候,花儿来了。第二节课她要带我去她的教室上课。她让我坐在最后一排,是一节语文课,一个男老师,大概有四十岁左右,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蓝色中山装,教得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他念课文时向我这边走过来,花儿扭过头来,摆手向我示意,并连连低声说:“蹲——下!蹲——下!”我慌乱地赶紧蹲下身,心扑通扑通地,快要跳出来。我硬着头皮,不敢抬眼看他,只等待着他的责问。谁知他竟没有走过来,转身回到讲台上去了,我跳到嗓子眼的心这才慢慢地回到肚里。这一节课好漫长啊,总也等不到下课的铃声。

在这里住了四天,母亲每天带着我走亲访友,她每到一处都会买些酒啊,罐头啊,麦乳精啊,香肠啊什么的。母亲以前的老邻居老同学听说她回乡的消息,纷纷赶来看她。她们说着家乡话,兴致勃勃地诉说着家长里短,又如数家珍地回忆着她们过去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改子!你没忘本!一点乡音都没有变!”,一个胖脸、榻鼻子的女人冒出了一句。“改子?”,她怎么叫母亲“改子”,可真难听!我心里疑惑着,还有些说不出的难过,好似母亲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我不愿问她,只悄悄地埋在心里。待返回我们自己的家后,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改子”是谁?父亲笑着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喊着说:“老家的人叫我妈叫'改子’!”,“这是你妈小时候的小名,你姥爷只有你妈和你姨两个女儿,想要个儿子,就给你妈起了这个小名,就跟有人给女孩起'招弟’'来弟’一个道理。”我这才如释重负了。

我们到这里的第五天,母亲带着我来到她的舅舅家,——我的舅姥爷家。舅姥爷家只有他和舅姥姥两个人,他们的女儿在北京城里工作。他们有三间正房两间粮房,院子里铺着红彤彤的砖,用水洗得都平滑光亮了。舅姥爷每天的任务是:早上打扫院子,下午带我去听评书。说评书,是这里春节期间才有的文化节目,过了大年十五就没有了。地点就在舅姥爷房后的麦场。听书的人自带小板凳,围坐在演员前方。说书人,是个大高个的中年妇女,盘着“鸡窝头”,穿一套浅灰色压枣红边的小翻领套装。我只觉得她的“鸡窝头”摩登,至于她讲了什幺小说,我是听不进去,也是听不懂的。

这里都是老住户,谁家来个生面孔,会很扎眼,备受大人孩子的关注。有两个调皮的小男孩从我身后,拿小石子掷我,惹得舅姥爷瞪着眼睛训斥他们;大人们则饶有兴趣地询问舅姥爷:我是谁,是从哪来的……得知我是从内蒙古来的,眼睛立刻闪着新奇的光芒,说:“说个内蒙话!说个内蒙话!……”。他们对内蒙古来的草原儿女是很好奇的,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内蒙古人个个都说蒙语,拿着大碗喝酒,吃手扒肉,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谁知我也和他们一样,只会说汉语,不会骑大马,此时我对自己很失望,在他们面前,我只有缄默了。

我和舅姥爷去听评书,舅姥姥是不去的。但她有时会爬上梯子上房眺望,那时她已七十多岁,身体真是康健。待我们听书回来,舅姥姥就会变魔术似的给我拿出个黄澄澄的柿子,每天一个,总感觉像是有个聚宝盆,有吃不完的柿子。我心里好奇:杮子是从哪里变出来的呢?一日听书回来,我就一直跟着舅姥姥,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终于让我看到:原来柿子是从粮房的一个袋子里变出来的,里面还剩五个,——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像舅舅姥姥给我的那么好吃的柿子。

我们是被大姑的两个儿子从舅姥爷家接走的。大姑有三男三女,大儿子二儿子已经成家,分别住在前后院。二女儿和小女儿上高中,小儿子上小学,他们学习紧张,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少。唯有大姐,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帮忙做家务,其余的时间就是带我出去玩,我最喜欢跟她去看电影。离她家十来分钟的路程,有一个军队驻地,经常下午放电影,她便带我去看,基本都是些战斗片。有一次,看完一部电影,快走回家了,只听得走在后面的人说,“又放映了一部,今天下午放映两部!”,“走再返回去看去!”大姐拉起我的手,小跑起来,没跑几步,我只觉小腹疼,实在跑不动,她背起我,连跑带颠地赶往电影院。前几年我陪父亲回家看望大姑,跟大姐说起赶场子看电影的事,她笑着说:“你还记得这事呢!”

一日,大姐听说县京剧团最近几天在大礼堂演出,母亲对大姑说:“大姐爱看戏,我们晚上看戏去吧。”吃过晚饭,一大家子十多口热热闹闹地看戏去喽。母亲由大姐领路去买票,回来带回瓜子、麻糖、花生。坐下后,等了好一会,戏台幕布拉开,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咚咚咚”作响,穿着红红绿绿服装,画着脸谱的演员登台了,有头戴红色珠绒球打扮的,有腰间带挎刀的,还上来一个黑脸,大胡子垂在腰间的老头,很威严的样子,哼哼啊啊地唱了好一阵;又上来一个身着素衣白脸红眼的大青衣,一脸的愁容哀怨,她一边甩着长长的白袖子,一边咿咿呀呀地唱个不停。我的困意上来了,眼皮要打架,又猛然分开,硬撑着想等等看有没有吸引人的。迷糊中听见大姑跟母亲在说二伯父家的二女儿在北京学习京剧的事。我的瞌睡虫顿时跑了,我想二姐姐说不定今天还会登台呢。终于等上来一个头戴珠冠身着华服的年轻女人,她身体一动冠上的珠子就颤动,我想她说不定就是二姐姐呢,可惜她倒很干脆,没唱一会就下去了。后来又上来一个头顶梳着马尾辫,穿着一身白衣白裤的男子,他不停地甩着高高的辫子,“他干吗要甩辫子?”我问母亲,“他犯了法!”母亲说,看着他哼哼唧唧个没完,瞌睡虫又来了,只听得母亲说,“丽丽,别睡!快看小丑!”我使劲翻了翻僵硬的眼皮,看到台上有一个小丑,鼻梁上抹了一块白。管他什幺小丑,我的眼皮实在是不受我的控制了。

当我清醒的时候,已经在母亲的背上了。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藏青色的天空上,无数的星星快活地眨着眼睛,它们在默默地倾听我们的欢声笑语,这是多么醉人的夜啊!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其间也回去过,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什么时候能再回到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1]

作者简介

栗万莉,内蒙古乌海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