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之
| 杨敏之 |
杨敏之，男，1933年4月生，河北省丰润县丰登坞乡杨家庄人。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1988年到1998年主政湖南反腐工作。因胆识过人，在全国纪委系统具有极高知名度。2014年7月29日凌晨2时28分，因糖尿病并发症在湖南长沙去世，享年81岁。
目录
基本内容
人物生平
1933年四月出生于河南省丰润县丰登坞乡杨家庄
读书时期在村里积极参加抗日组织儿童团活动，后入唐山省立中学就学
1947年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中国共产党开办的丰润县银行任会计、会计股长。
1948年冬选调入冀东区党委南下工作团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不久随军南下。
1949年7月在河南新郑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进入湖南,分配到湘南工作。先后在零陵地区干部学校和零陵地委任会计和总务长。
1952年9月至1954年10月,任江华县一区、四区区委副书记、书记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4年11月调衡阳,先后任湘南区委党校教研科长、衡阳地区科技办公室副主任、衡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冲击,下放到市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2月后,任衡阳市第三机械厂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市工交办副主任、主任。
1973年11月后,任中共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3年8月,衡阳地区与衡阳市合并,地改市,任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5年任中共衡阳市委书记。
1988年3月至1998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1994年兼任湖南省小城镇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十三届、十四届中央纪委委员。
2014年7月29日凌晨2时28分，因糖尿病并发症在湖南长沙去世，享年81岁。
个人事件
2007年3月郴州“官场地震”后，受南方周末特邀请杨敏之点评湖南郴州市前公安局长孙湘隆甘冒丢帽甚至丢命风险抵制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贪赃枉法的正义作为。杨敏之说了这样一番话：
孙湘隆的事情我听说了，包括他下面的陈正民被曾锦春“双规”的事我也听说了。
我曾经说过，在一个地方，一般是市委书记说了算，在当时的体制下，对李大伦是没办法监督的。谁敢监督比自己官大的人？谁敢监督管自己的人？谁又敢坚持原则不唯上？很多腐败案的当事人都是一把手，李大伦在郴州可以称王，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孙湘隆真的凭自己的原则性和一身正气顶住了压力，那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话说回来，在现在的制度下，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这样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仅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腐败、抵御腐败，那肯定是不行的。旧的体制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症结所在。我认为这里至少有四个结：
第一个是权力越位。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反腐败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没有边界是最大的祸害，而我们的权力之间没有边界或边界模糊。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必然给寻租活动提供土壤和空间。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主体错位。除了必须依靠党的自律以外，还应该让人民也成为反腐败的主体，也就是党要唤醒人民反腐败。温家宝总理说，反腐败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第三个是监督缺位。从纵向上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种监督机构，从表面上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制，但是从结果上看，往往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
第四个是教育失灵。从这几年的事实大家可以看到，教育不可谓不多，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却并没得到遏制。这说明，反腐败教育虽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响人们的选择，而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时，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等等。但是有的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老是迷信空洞的说教，甚至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
人物评价
“敢于直言”是众人对杨敏之的一致评价，也被认为是官员身上难得的特质。熟悉者称，杨敏之胆识过人，晚年更勤于思考、敢于反思。作为南下干部，杨敏之的高中文化已属高学历的代表。他说起话来，条理清晰，善于用老百姓的语言，又带有哲理。
说话直接、实事求是的性格也让杨敏之在进入湖南省纪委后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在退休后，其对反腐与制度的思考也深入。杨敏之更是直言“反腐败实质上就是与旧体制、旧制度的反复较量”、“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败”。
参考文献
- ↑ 湖南省原纪委书记杨敏之去世 “我尽力了”,南方周末, 2014-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