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弢
杜弢(?―315年),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蜀地名士、符节令杜植之孙,略阳护军杜眕之子 ,西晋末年流民首领。 杜弢少以才学著称,获举秀才。李庠之乱时,杜弢避乱到南平,得到南平太守应詹的欣赏礼遇。后任醴陵县令。永嘉五年(311年),流民叛乱,共推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杜弢攻陷郡县,杀害地方官员。 建兴三年(315年),晋元帝派王敦、陶侃等讨伐杜弢,杜弢兵败投降朝廷,晋元帝赦免杜弢,任命他为巴东监军。杜弢投降后,各将领却仍不停攻打杜弢,杜弢愤怒,于是再次反叛。同年八月,杜弢派部将王真进军武陵,王真兵败逃往湘城,陶侃劝降王真,杜弢的部众溃散,杜弢于是逃跑,死在途中。
杜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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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成都 |
逝世 | 315年 |
国籍 | 中国(西晋) |
职业 | 西晋末年流民首领 |
人物经历
应詹礼遇
杜弢早年以才学著称,被州里推举为秀才。恰逢遭遇李庠之乱,杜弢于是避乱来到南平,南平太守应詹欣赏杜弢的才学,对他很是礼遇。后来,杜弢担任醴陵县令。
推举首领
永嘉五年(311年),当时巴蜀地区的流民汝班、蹇硕等数万家,散布在荆、湘一带,遭到当地的大姓人家侵凌欺侮,都心怀怨恨。恰逢蜀地人李骧杀死县令,屯聚在乐乡,部众有数百人,杜弢与应詹进击李骧,打败乱军。蜀地人杜畴、蹇抚等又侵扰湘州,参军冯素与汝班不和,向湘州刺史荀眺进言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相信他的话,准备杀死全部流民。汝班等人害怕被杀,便聚集流民响应杜畴。当时杜弢正在湘中,于是流民推举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杜弢军攻破郡县,荀眺弃城逃往广州。广州刺史郭讷派始兴太守严佐率兵攻打杜弢,杜弢迎击大败官军。荆州刺史王澄再派部将王机攻打杜弢,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战败。杜弢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施暴,并向征南将军山简假意投降,山简任命杜弢为广汉太守。
投降朝廷
荀眺逃走后,湘州人推举安成太守郭察担任代理湘州刺史,郭察率军讨伐杜弢,反被杜弢打败,郭察战死。建兴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向南攻破零陵,向东侵扰武昌(今湖北鄂州),焚烧城邑,杀害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
建兴三年(315年),晋元帝司马睿命令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人讨伐杜弢,前后交战数十次,杜弢的将士多数战死,于是向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不同意。杜弢便写信给应詹,自述过去与应詹“共同讨伐乐乡,本来同喜同愁。后来在湘中,畏死求生,这才聚众。假如能够以过去交往的情分,为我说明真情,使我能尽效忠诚,参加列入举义的人们当中,或者北伐清理中原,或者西征攻取李雄,来赎我以前犯的罪过,即使是死的日子,也像是再生之年!”应詹替他呈交这封信给司马睿,并且说:“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享有很好的名望,被乡里人所逼迫才聚众叛乱。现在悔恶从善,应当派使者去安抚接受他投降,以使江、湘地区的百姓安定。”司马睿便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去接受杜弢的投降,宣读大赦诏书,凡是反叛者全部赦免,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
再次反叛
杜弢接受任命后,各将领却仍然不停地攻打他,杜弢非常愤怒,于是杀死王运再次反叛。建兴三年(315年)二月,杜弢派部将杜弘、张彦在海昏攻打临川内史谢擒(一作谢摛),谢擒兵败战死,接着攻陷豫章。三月,豫章内史周访攻打杜弘等人,杜弘逃往临贺 ,周访在阵上杀死张彦。 八月,杜弢派部将王真率领精兵三千作为奇兵,从江南出发,向武陵(今湖南常德)进军,切断官军的运输路线。陶侃命伏波将军郑攀拦击,大败王真军,王真逃往湘城(今湖南长沙)。于是陶侃等诸支军队一齐前进,王真投降陶侃,杜弢的部众全部溃散,杜弢于是逃跑,在途中去世 ,湘州之乱得以平定。
後人評價
悲劇英雄杜弢 西晉末年紛亂不已,宗室混戰的「八王之亂」持續了十幾年,中原可謂烽煙四起,民不堪命。飽受欺侮的境內胡人,憤而起事,更是殘暴凶狠,難以抵禦。故鄉雖美,已非安居之地;走往他處,乃是存活之道。這時的中原,宛若劇烈晃動的水盆,成群結隊的人們,就像潑出的水,流向四方。
讀書人身處亂世,面對的情勢詭譎多變,受到的考驗嚴峻無比。英雄豪傑之輩,固然可以成為亂世忠良,留名青史;一般士人的卓絕表現,所在多有,若不在史書中勾稽事迹,略加表述,往往埋沒無聞,史家的刻意用心,後人末能體會,終屬遺憾。杜弢或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杜弢是蜀郡成都人,出身官宦之家,以聰明與學識為人稱譽,益州刺史羅尚舉為秀才。當時賨人李特率領大隊流民從劍閣進入蜀地,為人們耕種、勞動,以求生存,朝廷却命令將流民遣返,並限七月上道。此時雨水過多,收成無望,無以準備路途所需,流民愁怨不已。李特派閻式求見羅尚,希望把遣返時間延至冬季,羅尚左右親信不同意,閻式向杜弢說明情況,杜弢認為應該展延一年,未為羅尚採納,杜弢就把代表身分的「秀才板」送回,辭職還家。讀到這裡,我們要問:杜弢的此一決定,是理智的考慮,還是感性的體會?違背朝廷詔令,坐視流民力量威脅地方,恐怕不屬理智的考慮,但閻式把流民愁怨處境讓杜弢感同身受,杜弢請求羅尚展延時日,應屬感性的體會;羅尚不允,他就辭職還家。這時我們再問:杜弢辭職回家,是否從此悠遊林下,退出歷史舞台?不會的,他必然有所作為。為什麼?因為他是一個不聽命權勢,而是服膺心中感受,肯為悲苦百姓做事的人,有這種心願的人,只要有能力,史書必然為他留下篇幅。
杜弢並未隠居在家,而是到了荊州附近的南平,南平太守應詹很欣賞他,對他十分禮遇,後來他擔任醴陵縣令。這時荊州、湘州一帶巴蜀流民很多,受到居民的欺負,生計困苦。蜀人流民聚眾起事,亂事為應詹、杜弢聨手平服。流民領袖向荊州刺史王澄投降,王澄應允,繼而襲殺,將八千餘人沉於大江,流民更是怨忿。於是各地流民起事,湘州刺史聲稱殺盡流民,流民驚恐不已,四、五萬家一起反叛,以杜弢也是蜀人,素有聲望,推為共主。杜弢自稱梁、益二州的州牧,領湘州刺史。杜弢自稱州牧,刺史,當然是反叛行為,國法不容。杜弢何以做此決定,應該是見到四、五萬家,十餘萬人陷入絕境,不允其所請,於心不安。流民人數終究有限,流民土民關係緊張,以此條件據地自雄,實無可能。杜弢此舉無非先求安定流民,形成力量,再與朝廷談判,共謀解決之道。這時是晉懷帝永嘉五年。
杜弢的力量頗為可觀,五月,攻入長沙,擒湘州刺史,向南、向東進攻都有斬獲,「殺二千石、長吏甚眾。」六年,杜弢擊敗荊州刺史王澄,王澄被召回,以周顗代之,再為杜弢所敗。這時王敦派出陶侃、周訪、甘卓三人對付杜弢。陶侃料知杜弢將襲武昌,杜弢果然進擊,為陶侃所敗。然陶侃也屢次為杜弢所敗,賴周訪救援,再破弢軍。陶侃、周訪為一時名將,杜弢與之周旋,未見遜色,也可知杜弢計謀高能力強,應非等閒之輩。
愍帝建興三年,杜弢手下將士折損已多,不復再是陶侃、甘卓對手,於是向琅邪王司馬睿請降,司馬睿不允,他就寫了一封信,請應詹為他說項,應詹同意,上書司馬睿並將杜弢的信轉呈。司馬睿應允,派東海太守王運受降,赦杜弢的罪,派為巴東將軍。然而陶侃、甘卓仍然進攻不已,杜弢非常氣憤,殺了王運再度反叛,杜弢派降將王貢向陶侃挑戰,陶侃料知王貢心意不定,用話激將,說:「杜弢只是益州小吏,盜用公款,父死不奔喪,這種人不值得跟隨,天下那有頭都白了,還在作賊!」見到王貢原來「橫脚馬上」,聞言,「歛容下脚」,知道可以打動,派人約降,還剪了頭髪,作為信物,王貢就向陶侃投降,於是,弢軍大潰。《通鑑》記:「弢眾潰,遁走,道死。」《晉書.杜弢傳》則記曰:「弢逃遁,不知所在。」
讀到這裡,我們要問三個問題:一、司馬睿為什麼最初不接受杜弢的投降,後來却又接受了?二、杜弢既已投降,且得赦令,陶侃、甘卓何以仍然進攻不已?三、陶侃何以能夠說動王貢?關於第一個問題,當然與應詹的上書有關,司馬睿與王導同意應詹的意見,接納杜弢的請降。但是,睿、導何以同意應詹呢?仍可一問。我的揣測是,應詹聲望很高,可以信任之外,杜弢信中所言,必也情理兼顧,令人感動。第二個問題,司馬睿固然赦了杜弢,但甘、陶將士深知,杜弢戰力疲弱,已如強弩之末,還手乏力,進攻必能取得最大利益,怎可輕易放棄?第三個問題,王貢原為陶侃部將,因故叛陶投杜,陶侃深知其人,杜弢將士損傷嚴重,王貢必不肯再為他盡力,不需動武,可以智取。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嘉.賈塞德說:「比起言語和行為,更應該去注意那些看起來不大重要的東西:姿態和表情。正因為姿態和表情並非刻意流露,它們能意外透露出心底深處的秘密,而且準確地將之反映出來。」而王貢在馬上的動作,就是一例,它透露了王貢心中的秘密。
以上所述杜弢事迹,主要取自《資治通鑑》[1],因為《晉書》[2]本傳記載甚簡,圖像頗為模糊。何以如此?《晉書》撰者似將篇幅用於記載杜弢致應詹的信,以及應詹為杜弢的上書;兩篇書信,幾乎占了全傳的三分之二,可知撰者的重視遠在杜弢事迹之上。相對而言,《資治通鑑》雖有記載,却十分簡略。杜弢「文理優長」,此信叙事清晰,說理明暢,感情真摯,文字典雅,今天讀來,似有一定難度,我就不揣簡陋,用白話改寫,只能略保原意,無法重現風華,這是要向讀者說明,並致歉意。
天下大亂,及於我們這裡,我們一群人只有離開,到了荊州。我們遭人唾棄,無以為生,大半的人死了,活著的也極其艱辛,這是您知道的。我們這些流民與當地的居民矛盾很多,難以久處。樂鄉流民起事,我與您聯手平定,只怕不能持久,力量也嫌不足。我們到了湘中,為求生存,只有團結,藉以自衛,等天下稍為安定,再向您及官府請降。這時山簡鎮守夏口,山公體察下情,度量寬宏,在眾多猜忌疑惑之中,接納了我們,若不是山公見識高遠,怎能做到!我們來自西邊的人受此厚恩,得以除去罪嫌,如蒙再生之德。山公去世,這事突然中止,我們深感憾恨。我想派滕、張兩位使者向主上說明我們起事的原委,但恐怕貪功求名的人在主上面前搬弄是非,為了彰顯我的叛逆之罪,把我的使者公然處死,所以,我還是沒有派遣。這時,甘卓、陶侃的大軍突然來攻,水陸十萬,旌旗遮蔽山野,舟艦布滿大江,非常威風,但我們並不懼怕。春秋時,晉文公講信義,諸侯聽命,陶侃一面宣布赦書,一面率軍進攻,這像是遵奉朝廷,表率海內嗎?逼迫行義之人成了叛逆之徒,對於善良百姓責以不赦之罪,這是正確的做法嗎?驅迫這些烏合之眾,想同這些必死的人決一勝負,決不是高明的策略。我的本心,坦坦蕩蕩,神明可鑑,也是您知道的。您不會寧願寃枉忠良,不向主上說明吧!
昔日虞卿不以大國相位為榮,而與魏齊共安危;司馬遷為了李陵,受殘刑而無悔。您在湖南此地,享譽極高,理應進而為國家謀平難的方略,退而為朋友申改過的真誠,在您做來,大有餘裕。深切盼望,借您的威名,把我的這封信呈送主上,也請主上派人前來,我得以披露肝膽,加以說明,一無保留,若仍遭譴責,身死無恨。我想您必將思及國法,請您讓我立功贖罪,我必率領徒眾,充做前鋒,迎回先帝,擊敗胡人,就是戰死沙場,猶若獲得重生。如蒙恩允,我當先掃清動亂,再光復中原;只要給我一年的補給,令我向西進攻,必能平定蜀地李雄,恢復《禹貢》[3]所載舊壤,以我微小的功勞,贖我背叛的過錯,讓地方安定,百姓安居,為昔日的滋擾,向鄰邦謝罪。這就是今天我想要做的,敬請鑒察,亦請卓裁。
我只是一個遠地的書生,論出身、資歷與您相去甚遠,實在沒有足夠的情誼請您施以援手。我只是把我的真心誠意展顯出來,此地的山川知我忠順,地方也不再有伐叛的戰鬥,您在本地聲望更高,而我們流民也可以活命,應該是很有意義啊!十幾萬人,不再時時思及攻戰之事,就可以致力於生產,享受豐收的喜悅。衡山、長江、湘水,都在身旁,若我所說不實,必受天譴,梁州、益州都將遭殃,不只是惟我一家而已。
應詹讀了杜弢的信,哀嘆不已,即將杜弢的信呈送司馬睿,也附了上書。〈杜弢傳〉加以記載,錄於下:
杜弢是四川的秀才,名聲很好,學識亦豐,能力又強。過去曾經帶領流民,來到我所統治的轄地,他的心志貞堅,我很了解。蜀人在樂鄉起事,杜弢拿出自己的家財,招募義勇,歃血為盟,慷慨激昂。樂鄉之事平定,其地殘破,杜弢東下湘中,與鄉人相遇,因其名望,推為共主。追究此事並非出於杜弢本心,然而此後湘中一帶混戰不已,不能說不是杜弢的罪過。看今天杜弢的上書,可以見到他的真心誠意。東漢之初,朱鮪自以為受忌於劉秀,劉秀以黃河為誓,朱鮪受到感動,投歸劉秀,盡力報效,終於封侯,這就是恕人之過,錄人之功。我深深覺得,今天國難當頭,應該高處著眼,大處著想,昔日齊侯赦了射他的人,晉侯驍了斫他袖子的人,得到兩人的報效,兩侯做為,後人稱贊。何況杜弢沒有犯過這樣的罪愆,而又真心誠意為國效命!我以為可以派出使臣宣揚聖旨,這樣的話,上天必有彩霞顯示,百姓亦將受到恩澤,江左地區必能安枕無憂!
司馬睿,或者說王導,何以聽信應詹的建議,赦了杜弢,且命為巴東將軍?當然與應詹此人聲望有關。應詹是怎樣的人物?我們看看《晉書》本傳的記載。應詹祖父是應璩,父親早死,祖母撫養長大,十幾歲時,祖母又死了,家中很富有,應詹就請族人共居,就像親人一樣,人家對他的處事方式很是訝異。年長後,頗有名氣,以個性安和寬宏,態度優雅,學識、文章均佳,為人稱美。有人說:這個人就是「君子」(君子哉若人)。 鎮南大將軍劉弘是他的舅公,很欣賞他,說他「器識弘深」,任為長史,委以軍政,他也表現不凡;劉弘在漢南的卓越治績,應詹有其貢獻。王澄為荊州刺史,任他為南平太守,深得民心,當時天下大亂,南平安定無擾。〈本傳〉記載了百姓對他的歌頌,由於是出自百姓,我就直抄原文,不作改寫:「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玆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降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我讀此歌,想起了河南地方父老感悅祖逖的盡心照顧,所唱的歌:「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我們何其幸運,不曾胡人俘虜。天意托佑於您,好比慈愛父母。謹設濁酒蔬肴,聊洗終歲勞苦。獻上心中感恩,唯有唱歌跳舞。)」見《晉書.祖逖傳》。我們可以說,地方長官苦民所苦,盡心盡力,百姓必有回饋的表示,也是史家眼中珍貴的材料。
回到杜弢,我們看到他的一生令人哀嘆,可以稱為一場悲劇,但他是英雄嗎?他的本傳在《晉書》第一百卷,同卷的是王彌、陳敏、祖約、蘇峻、孫恩、盧循等等一堆「叛臣」,也都是二、三流的小角色,與之為伍的杜弢,可以稱為「英雄」嗎?是否稱之為「悲劇人物」較為貼切?英雄與人物之間,究竟如何畫分為宜,我既無探討的意願,亦無判斷的能力。我只是遙想唐代史臣書寫杜弢之時,心中思念著什麼?如何規劃這篇傳記?史文俱在,不妨據之揣測。首先,杜弢事迹,可以簡略帶過,兩篇書信,應予加倍重視;杜弢致應詹的信,述說他的心意心志,特別是流民的困苦,死者過半,生者艱辛,看在眼中,焉能無感?杜弢從退回「秀才板」起,就心繫流民,一路走來,他是苦流民之所苦,為流民奉獻一切。他當然知道,自任州牧,自領刺史,已超越底線,是反叛行為,不容國法。他也一再說明,希望能有機會親率徒眾,驅除胡人,帶罪立功,將功贖罪。可知「忠」的觀念常在心中,無時或忘。當然,我們要問,杜弢自說自話,有幾分可信?我覺得唐代的史臣是相信的,何以採信?應詹的上書,以及司馬睿、王導都採信了,也許可以不必懷疑了吧!簡言之,撰寫此傳的史臣為杜弢心懷苦難大眾,所作的一切,深受感動!不妨可說,撰寫歷史,人們內心的活動,有其感人的力量,不是作為事迹可以比擬。
最後一個問題,杜弢的下場如何書寫?《資治通鑑》記:「弢眾潰,遁走,道死。」但胡三省將《通鑑考異》所言,記於下:「《考異》曰:〈弢傳〉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云:『城潰,弢投水死。』今從〈帝紀〉。」按《晉書.愍帝本紀》原文為:「荊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敗走,道死,湘州平。」與《資治通鑑》所記略有小異,意旨則同。可以知道,杜弢的下場有三種說法,一是「敗走,道死」,二是「投水而死」,三是「不知所在」。看來,杜弢的死,應可肯定。但是,何以仍有不知所在之說,而且為撰史者所採信?我的解讀是,仍未死去,不知所在之說,在民間廣泛流傳,信者甚眾。何以如此?我想,只有苦難大眾,對這位人物至為敬佩,情感至深,不願見其死亡,方才有此傳言。
這樣一位人物,難道不能稱之為「悲劇英雄」嗎?應該是可以的吧!我想,撰寫此篇的史家或許也會欣然同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