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陽
李元陽（1497年－1580年），字仁甫，號中溪，雲南大理人，明朝政治人物、學者，同進士出身。
嘉靖五年（1526年）中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後來因為仗義執言，受到同僚排擠，他因此藉故歸家賦閒。嘉靖十年（1531年）復出，官授江陰縣令，在任期間，外抗擊「海寇」，內施惠政於人民。後升為戶部主事，監察御史，再次因直言而被貶為荊州知府，政聲顯著。因識張居正於童試，在張居正擔任首輔之後亦與之通書信。最終因看不慣官場黑暗，回到大理老家隱居，與謫居於雲南的楊升庵相契最深，兩人常常一起吟詩作畫，同游景勝。在文學上貢獻卓著，與楊士雲同修《大理府志》，並修訂《雲南通志》。著有《心性圖說》、《艷雪台詩》、《中溪漫稿》。在閩中曾校刻《史記題評》、《十三經註疏》、《杜氏通典》等計764卷。
目錄
個人成就
李元陽在探究理學方面有極深造詣，被後世人稱為滇中「理學巨儒」。他交遊甚廣，曾與王（陽明）學的分支學派如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南中學派的學者王畿、羅洪先、羅汝芳、唐順之等交流切磋，並對儒學經典進行悉心研究，還吸收了先賢哲人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李元陽提出性、心、意、情四種命題，並將「性」放在最高的位置，認為無論聖人、凡人都有性，但聖人能「復性」，凡人則因外物產生了心、意、情，迷失了本性。李元陽對事物的中與和、知與識以及儒學、道統的傳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認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無喜無怒，故為天地萬物之大本」，是「道之體也」。「中」又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張要以「愛民為主」，治理百姓要「節用愛人，己任其勞，處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國，以愛身之道愛其民」，如此天下就「無難處之事，亦無難化之人」。
李元陽學貫儒、釋、道，境界宏闊。他把釋、道的思想及實踐方法引入儒學，欲為儒學發展另闢蹊徑。借鑑道家的養氣，以靜坐來「內視反聽」，此為內功；學佛家的救苦度厄，以救濟窮人為事，此為外功。他認為佛學與儒學有相通之處，佛教和道教兩家的方法也可以綜合運用到社會實踐和個人修養上。李元陽在《[[天地世界圖序]]》一文中，藉助大量的佛、道學說，對世界結構作了詳細的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陽陶醉於蒼洱山水，卻對雞足山情有獨鍾。他與雞足山高僧大德探討佛理、唱和詩文，交往十分密切，還出資出力興建、重建或擴建雞足山寺院，著詩文數十篇，立碑十餘通，介紹雞足山。可以說，明清時期雞足山的興盛並成為佛教名山，與李元陽密切相關。《雞足山志》中寫道：「山中寺院，凡傾頹者，無不修葺，並為撰文。雞山之盛，公為首功矣。」這樣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人物評價
方志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被稱為「地方典獻」、「致用經籍」。作為本土著名學者，李元陽以其學識和威望，竭力倡導並親自編纂方志，這也是他隱居後最重要的學術活動。李元陽曾三次編寫方志，第一次是1542年，其返鄉不久就與楊士雲合作編修了《大理府志》刊印行世，後此書失傳，具體情況已不可考；第二次是1562年至1563年，他獨立修撰了嘉靖《大理府志》十卷；第三次是1576年，編纂完成了萬曆《雲南通志》。
因兵燹戰亂，嘉靖《大理府志》流傳至今的只有目錄及正文卷一、卷二。由於明代雲南的府、州、縣方志多數沒有付梓刊刻，而刊刻印行的後又流失散佚，流傳保存至今的只有寥寥數種。因而該志雖僅存卷一、卷二，其保存的有關明代大理地區的山川、形勢、物產及大事、沿革方面的資料，卻顯得彌足珍貴，深得後世讚許。
萬曆《雲南通志》是第一部由雲南少數民族本土學者編纂的省志，以編纂年代順序，為現存第三部完整的雲南省志。萬曆《雲南通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設、賦役、兵食、學校、官師、人物、祠祀、寺觀、藝文、羈縻、雜誌等十二志，下又分為五十八目。該志吸收歷代地方志的優點，以獨具匠心的編排、類列分明的條目、旁徵博引的資料、獨到的見解而為後世所矚目。其中《賦役》、《兵食》、《羈縻》、《學校》諸志系李元陽首創，亦為後代雲南省志所承襲。
李元陽為官十多年，任過縣令、府守等親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濃厚的「經世」思想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因而十分重視方志的「經世致用」功能，強調方志不僅要 「采諸故實，征諸人事」，更應「將施有政」，使「善為政者成其務」。他深知經濟、軍事對社會發展和安定的重要性，故萬曆《雲南通志》大量使用檔冊及採訪材料，詳細記錄與人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事項，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譬如，在該志「物產」中有關「玉蜀黍」、「蕃薯」（即今俗稱紅薯）等外來作物的記載，為今天研究外來作物傳入中國的時間、地點、路線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佐證。旅美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在研究玉蜀黍、蕃薯傳入中國的課題時，「基本翻遍了美國著名圖書館所藏的3000種方志」，得出結論說：「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陽1563年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版的《雲南通志》」。這充分表明萬曆《雲南通志》在記載經濟方面的內容，尤其是物產方面，不僅在西南，就是在全國也屬上乘佳作。可以說，萬曆《雲南通志》是雲南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對後世的方志編纂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