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夜
| 《晚秋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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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晚秋夜》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晚秋夜》[1]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2]
月光如水，殘菊傍疏籬，落葉飄零，塞鴻急飛，秋深夜靜，寒氣襲人，惟見詩人凝神遐思。此詩氛圍清冷寂靜，色彩皎潔幽麗，韻味清新雋永，通俗淺顯，平易近人。《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賞的傑作。正如清代詩評家葉燮在《原詩》中評論說：「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此詩就是如此。
所謂淺，就是淺顯通俗，琅琅上口，不飾典故，不用奧語；所謂淡，就是輕輕入之，淡淡出之，不着濃彩，不用艷詞；所謂清，就是氣氛爽利，清新明朗，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所謂麗，就是容光煥發，天真純淨，文采斐然，姿容秀美。首聯寫寬廣的碧空中，高懸着一輪明月，皎潔華美，靜寂無聲，把讀者帶入一個浩渺無垠、明媚清朗、寧靜深邃的境界中。
月下凝思，遙視太空，悠然神往，不禁寂從中來，憂思縈懷，然而對月無言，惟有形影相弔而已。在這裡，詩人勾勒出了寂寞孤獨的心境。這種心境與靜謐的月夜在基調上是非常吻和的。頷聯寫菊花開放，論常理，秋菊獨傲霜雪，孤芳孑立；但此時卻是殘菊花開，還依傍着稀疏的籬笆，可見凋謝之期已不遠了。
然而，尚可支撐些時日，至於衰老的梧桐，卻已抵擋不住寒氣的侵襲，葉子已紛紛凋零，飄落在寒井之上了。這裡，以花開對葉下，殘菊對衰桐，傍疏籬對落寒井，更渲染出一種淒寂寒冷的氣氛。雖系寫景，卻暗寄着愁情，且與首聯寫的 愁字相呼應。頸聯由植物轉入寫動物。塞外飛鴻，為了躲避寒冷的侵襲，疾速地飛過長空，由北向南，感到晚秋已盡；由於晝短夜長，鄰居的雞啼也推遲了。這裡，以塞鴻飛急對鄰雞鳴遲，以覺秋盡對知夜永，以反襯晚秋夜的寒冷，從而把詩情深化到一個更新的境界。尾聯又回到寫人上來。這就是首聯所寫的愁人，他凝情不語，寂寞淒清。就在他思緒萬千之際，蕭瑟的秋風，陣陣吹來，拂在白露上，冷氣襲人，衣不勝寒！全詩流暢爽口，通脫雅致，清淡幽麗，寧靜悠遠。
俗與雅，沒有明確界限，而是相反相成的。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方為上乘。黃庭堅強調過以俗為雅（《再次楊明叔韻引》），吳訥也注重由俗入雅 （《文章辨體序說》）。而化俗為雅關鍵在於一個化字。唐代詩評家張為在《詩人主客圖序》中將元稹看成是上入室者，而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即將元、白都視為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詩人。可見雅，並不排斥通俗的。至純的雅，往往古奧、凝重，而缺乏明了性*和群眾性*；如雅中含俗、寓俗於雅、由雅返俗，則無俗的痕跡，卻有俗的滋味，無俗的外形，而有俗的神韻。這種俗，是雅的極致，也是俗的極致。
因為它已非純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這就高於一般的俗。《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賞的傑作。
正如清代詩評家葉燮在《原詩》中評論說：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
目錄
詩詞正文
| “ | < 碧空溶溶月華靜，月里愁人吊孤影。
花開殘菊傍疏籬，葉下衰桐落寒井。 塞鴻飛急覺秋盡，鄰雞鳴遲知夜永。 凝情不語空所思，風吹白露衣裳冷。 [3] > |
” |
| — <《晚秋夜》>，<古詩文網> | ||
譯文
寬廣夜空明月高懸靜寂無聲，月光下只有愁人獨自徘徊，形單影隻。
盛開後漸漸凋零的菊花倚着稀疏的籬笆，枯敗的梧桐樹葉飄落寒井之上。
塞外飛鴻感到晚秋已盡，急速的由北向南飛去；鄰居的雞啼推遲因為它知道晝短夜長。
積聚着情感不說話，徒然思索着，風兒吹落露珠，打濕衣襟，感到一陣涼意。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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