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阮籍傳
晉書·阮籍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阮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己。由是咸共稱異。
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于田里。歲余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
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吊之,籍散發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護之。 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為之貴。文多不錄。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選自《晉書•阮籍傳》有改動)
譯文
阮籍容貌奇美俊偉,志氣開闊奔放,傲然獨立,任性不受羈絆、喜怒不顯露在表情上。他博覽群書,尤其喜好《老子》、《莊子》。嗜酒並能夠長嘯,又很會彈琴。當他得意時,竟不顧自己的行為舉止。當時人多說他痴呆,只有他同族兄長阮文業每每讚揚佩服他,認為他超過自己,因此大家都一齊稱讚他奇異的才能。
阮籍曾經跟隨叔父到東郡。兗州刺史王昶邀請他見面。阮籍一整天不答一句話,王昶認為阮籍深不可測。太尉蔣濟聽說阮籍有傑出才華,就召他去做官,派遣士兵迎接阮籍,但是阮籍已經離去,蔣濟大怒。於是,鄉親都勸阮籍要想清楚,阮籍才去做了官吏。後來以有病為由辭職回家。後來又做了尚書郎,不久以後又以有病為由不做了。到曹爽輔助皇帝統治,召阮籍做參軍。阮籍以有病為由推辭,躲在鄉下。一年多曹爽就被殺了,人們佩服阮籍有遠見。
阮籍本有濟世之志,正當魏晉之際,天下多有變故,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阮籍為此不參與世事,便經常飲酒至醉。鍾會多次問他一些時政之事,想趁機找出差錯來治他的罪,阮籍都以大醉而豁免。在文帝(司馬昭)輔政時,阮籍曾從容不迫地對他說:「我平時曾經遊歷過東平,喜歡那裡的風土人情。」文帝很高興,便授予他東平相的職位。阮籍騎着毛驢到任,拆毀了原來的府宅屏障,以便內外相望。法令輕平簡約,十來天便回京。司馬昭推薦他做大將軍從事中郎。執掌審判的官員說有兒子殺母親的案件,阮籍說:「嘻!殺父親還說得過去,竟然至於殺母親嗎!」在座的人怪他失言。晉文帝說:「殺父親是天下罪大惡極的,而你認為說得過去嗎?」阮籍說:「禽獸認識母親,不認識父親,殺父親,和禽獸同類,殺母親,禽獸不如!」大家才心悅誠服。
到了司馬昭辭讓九賜之封的時候,公卿要輔助他登帝位,讓阮籍起草勸進書,阮籍喝得大醉忘記了起草,公卿們臨到公府時,讓人來取,見阮籍在伏案醉眠。使者把這事告訴他,阮籍寫在案上,讓人抄寫,沒什麼改動。言辭十分清正難辯,被當時的人所推重。
阮籍雖然不拘於禮教,但是講話言辭深遠,不評論別人的好壞。天性特別孝順,母親死時,他正和別人下圍棋。對弈者請求中止,阮籍留對方一定下完這一局。事後飲酒二斗,大哭一聲,吐血好幾升。裴楷前往憑弔,阮籍披頭散髮,箕踞而坐,醉眼直視,裴楷弔唁完畢就離去。阮籍又會做青白眼,見到崇尚禮義的世俗之士,就用白眼相對。等嵇喜前來弔喪時,阮籍便用白眼看他,嵇喜很不高興地退了出去。嵇喜的弟弟嵇康聽說之後,便帶着酒,挾着琴造訪了他,阮籍很高興,便現出青眼。因此禮義世俗之士嫉恨他如仇人,而文帝司馬昭總是保護他。 阮籍會寫文章,開始的時候沒有留下文字。作詠懷詩八十多篇,被世人重視。著有《達莊論》,闡述無為的可貴。文章大多沒有記錄下來。景元四年冬天阮籍去世,時年五十四歲。[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