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嵇康傳
晉書·嵇康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撫琴詠詩,自足於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緘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余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
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
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 (選自《晉書•嵇康傳》,有刪改)
譯文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他的祖上(原本)姓奚,會稽上虞人。因為躲避別人的怨恨(即躲避仇家),遷徙到這裡。銍縣有山名嵇山,(其先祖)定家在(嵇山)旁邊,於是用(嵇山的「嵇」字)來作為自己的氏。嵇康很小的時候就成為孤兒。(嵇康)有不一般的才華,在很大範圍內也沒有能與之相匹配的人。身高七尺八寸,有美麗的文采和優雅的風度。學習不用師傅傳授,廣泛的閱讀,沒有不完全了解的。長大之後喜歡讀《老子》《莊子》。和魏朝的宗室之女結婚,官拜中散大夫。 常常修行導養性情、服食丹藥(一類)的事情。彈琴詠詩,自得其樂。能與他進行心靈的對話的只有阮籍和山濤,參與到他們中間的有向秀、劉伶、阮咸,當時的人稱他們作「竹林七賢」。
嵇康曾採藥游山澤,遇到得志(得意,一說領會旨意,即遊歷途中有所感悟;一說得志,使自己的意志得到滿足,即玩得太開心)的時候,便忘記了返回。當時正好有砍柴的人遇上他,都稱(他)為神人。游到汲郡的山裡遇見了孫登。嵇康於是跟從他行動。孫登沉默不言,自己做自己的事。嵇康馬上就要離開了,孫登說「你性情剛烈,才華出眾,哪裡能倖免啊!」嵇康又遇到了王烈,一起進到山裡。王烈曾經得到像軟糖一樣的石髓,馬上自己吃了一半,剩下一半給嵇康,(石髓)都凝結成石頭了。(王烈)又在石室中看到一卷白色的書,馬上叫嵇康去拿,(可是書)馬上又不見了。王烈於是嘆息道:「叔夜志向與情趣都不平常,卻總是不能遇上(成仙的契機)。(這真是)命運啊!」。
起初,嵇康家境貧寒。曾經和向秀一起在大樹下打鐵,來補貼家用。穎川鍾會,是個出身高貴的公子,精明幹練有才華善辯論,於是去拜訪(嵇康)。嵇康不以禮對待他,繼續打鐵不停下來。過了很久,鍾會要離開了。嵇康對他說:「(你)聽到什麼消息跑來的?又看到什麼東西離開了?」鍾會說:「聽到我所聽到的東西所以來了,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東西所以走了」鍾會因此懷恨。到這時(嵇康下獄時)。(鍾會)對司馬昭說:「嵇康,是條盤踞着的龍,不能讓他騰起。你不用擔心天下(不在你的掌握中),只有嵇康必須顧慮罷了。」
趁機進讒:「嵇康本來想要幫助毌丘儉謀反,全依靠山濤不讓(他這麼做)。」以前齊國姜太公殺華士。魯國孔丘殺少正卯。正因為(他們)擾亂破壞當時的秩序與教化,所以聖賢把他們剷除了嵇康和呂安言論放蕩,誹謗社會公德和國家政策,這是作帝王的不應寬容的。應當乘這個機會剷除掉他們。來使風俗淳正。」司馬昭親昵聽信了鍾會的話,就把那兩人都殺了。 嵇康即將在東市被處刑,三千個太學生請求讓嵇康作他們的老師,上面沒答應。嵇康瞭看了一下太陽的影子,要來了琴彈奏。說「以前袁准曾跟從我學習《廣陵散》。《廣陵散》從此斷絕了啊!」當時年僅四十。全中國的有志之士,沒有不為他悲痛的。司馬昭很快也醒悟並後悔了。[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