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行行重行行

《拟行行重行行》是明代大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杨慎幼善诗文，入京后授业于大学士李东阳门下，曾预修武宗实录。谪戍云南后，以投荒多暇，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选辑为《升庵集》八十卷行世^[1]。

拟行行重行行

“

遥遥涉长途，悠悠愁我心。

我心愁未央，暌离日以深。

山高水无梁，寄书多浮沉。

鱼乐在故渊，鹿鸣思长林。

觉时影与身，梦来裯与衾。

端居迟日月，旦暮如古今。

孤愿人讵知，沉忧自难任。

君子不遐弃，怀我以好音。

”

— [明]杨慎

后世影响

杨慎是南北兼善的散曲家，散曲集《陶情乐府》^[2]中，其作有北曲小令130首，套数7套；南曲小令125首，套数3套。从数量上来看，杨慎作北曲就多于南曲。具体而言，杨慎“宗尚北曲”这一曲学观体现在其创作上是其作南曲而用北韵，即所谓“南曲北韵”。

文学方面，杨慎散曲在理论上宗尚北曲，认为南音偏诐而北曲调平，这归根于杨慎自身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其宗尚北曲最主要的原因。在其创作上，他也用北法作南曲，即杨慎作南曲好用北韵：一是体现在其散曲用韵与《洪武正韵》的不同上，而在杨慎自身看来，其所用“川调”是个人乡音习惯之使然，更是其在儒家正统思想主导下将“川调”归类为正统北音之必然；二是后世南曲选本作者如陈铎、凌濛初主张南曲应该用《中原音韵》所确立的中州韵为标准韵，而这些南曲选本选录了大量杨慎散曲；三是王骥德将杨慎划入北派散曲家之列，虽道其也作南散曲，但却非当家，实则也是间接否定了杨慎所作的南曲，意指其好以北韵作南曲。杨慎此举以图挽回北音之势，虽然无法改变明中期北曲衰落趋势，但对明代北曲艺术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杨慎散曲在情感上内容丰富，从初时的叹世抒愤到无奈放浪，最后能正视自己的境遇而淡然自适。杨慎在经历了夫妇间相思别离之苦后，又因为夫妻间聚少离多等种种原因，夫妇间感情最终走向决裂，其散曲情感也多表现其内心的怨望之痛。贬谪与夫妇离别的双重压力之下，杨慎转而将自身情感寄托于朋友与男女之情，以解情愁，获得生活的乐趣，宽解内心的沉痛，也在诗词曲赋中抚慰内心的创伤。“陶情”之中包含杨慎的贬谪、夫妇、朋友、男女之情，实则也是自勉之辞，在艰难困苦中依然怡悦性情，淡然生活。

杨慎“以词为曲”有时代的影响，也有个人的原因。他的散曲大多作于贬后，其时，他的诗词理论和创作早已成名，也基本定型，虽然此后仍有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向由其前期的理论主张和创作特色所决定。因此，他的散曲创作当深受其词的理论观念和创作经验影响。特别是在他还未完全掌握曲体而处于探索阶段之时，这种影响甚至是不自觉的。我们还应该看到，杨慎的“以词为曲”有合体之处，亦有破体之处。其合体者是对散曲创作的创新和发展，而其破体之处，则往往混淆词曲之别，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曲体的独立性。

杨慎曲学影响从曲观、曲作影响和曲选传播三个方面可见。曲观方面，杨慎对北曲的推崇，对后世如何良俊、焦竑等人的曲学理论产生了影响。曲作方面，杨慎带动了云南以至其它地区作家的散曲创作，推广集曲【七犯玲珑】，又认识到南曲【黄莺儿】和【金衣公子】曲牌的渊源关系，影响了当世以及后世曲家的散曲创作。曲选方面，杨慎兼及其妻黄峨的很多散曲都收录在后世的曲选之中，直至近代到当代多有杨慎散曲的整编校本，以此可见杨慎散曲在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曲学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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