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簡史(孫同林)
作品欣賞
房子簡史
從我記事到現在，我家動建過四次房子，兩次在農村改革前，兩次在農村改革後，前兩次是我父親操辦的，後兩次由我經手。
我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末蘇中農村，這時候，江海平原上的農家大多是草房子，更多的是土牆元寶屋。元寶屋是指中間高兩頭低的一種小屋，中間的一間（明間）兩端有房梁，桁條架在房樑上，兩邊兩間為披屋，桁條的一頭擔在房樑上，另一頭就搭在兩端的牆頭上，屋面的形狀像一個倒扣的元寶。元寶屋大多為草屋，三角形屋面，一削水的大斜面。鄉間偶爾有一兩幢瓦房子，那便是富人家的標誌，很有點鶴立雞群的味道。當然，有的雖然是瓦屋面，也只是薄薄的瓦，瓦片下面鋪的不是旺磚，而是柴旺，這種房子有一種特殊名稱——過落瓦。
我家擁有三間實實在在的瓦屋，這是令我驕傲的事。我家雖然是瓦屋，但屋子開間很小，可以用極小來形容。鄉間流行的房子明間的開間多為1.26丈，俗稱「丈二六」（後來有丈四六），而我家瓦房明間只有「丈零六」，兩房間的開間就更小了，是九尺六，屬於一個袖珍型屋子。
我家的三間小瓦房是祖上傳下來的。木料和磚瓦材質都不錯，桁條下面按有楔木，是經過精雕細琢的那種。祖父說，小瓦屋是我曾祖父開「學館」的遺物。又說，曾祖父是一位秀才，故留下這份遺產。小瓦屋明間朝南是個半牆，上半面按着玻璃，下雨天，出不了門，祖父就帶我坐在門邊看雨聽雨，雨點打在屋上的聲音很好聽，而門檐貓頭上的水滴落在等天水過漏上，更是帶有一種金屬的琤琮聲，聽着聽着，祖父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這時候我家有九口人，顯然，3間小瓦房已經擠不下了，父親便跟祖父商量建新房。
我的叔叔是一位烈士。叔叔於1948年在解放海門余東鎮的戰鬥中犧牲，祖父將叔叔的遺體運回來，埋在我家西南邊的大路旁，並在叔叔的墳前栽下兩行白楊樹。我小時候跟祖父去給叔叔上墳掃墓，有風的日子，白楊樹上的葉片會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音，祖父會坐在叔叔的墓碑旁邊抽幾袋水煙，我一直沒留意祖父當時的表情，也沒有想過祖父的心情，現在想想真有點莫可名狀。到1966年，生長了18年的白楊已經很高大，祖父建議將其砍下來建房。得到祖父的同意，父親便將這些白楊砍下來，放在小河裡漚了幾個月，然後撈上岸來刨光做成房梁；接着，父親又到屋後的竹園裡斫下許多竹子做屋子的椽子；然後，父親跟周圍人家商量，轉一些小麥秸給我家（下年再轉給他們）做屋面。就這樣，父親在祖父的全力支持下在我家老瓦房的東首建成3間草房子。
船真屋假，這是老家的一條古諺，屋子是可以帶點假的。新房子屬於「五架梁三架起」，也就是從表面看是五根桁條，實際上只用了三根，邊上的兩架直接擔到牆頭上。我家的新房子完全是就地取材，土法上馬，不過，儘管簡陋粗糙，畢竟是新的，而且空間大，整體面貌有了很大改觀。
草房的一大優點即冬暖夏涼，但缺點更多。一是草屋髒，房頂上時常向下掉灰掉土屑兒；二是草屋怕風、怕雨雪，一陣大風就有可能把屋頂上的草掀掉，雨雪會導致屋頂麥草腐壞漏水，長時間洇水則會浸塌牆體。因此，住草房人家每年都要修屋，這又造成了柴草不夠燒的惡性循環。
草房子的屋頂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大修是指整個屋面全部換成新的，小修則是哪兒壞了修哪兒。將爛了的屋草扒掉，清理乾淨，換上撲成斜面的新麥草，然後，整理出新。新修過的草屋頂是很有特色很富畫面感的，一塊新一塊舊的草片間雜着，有一點馬賽克的味道。
蓋屋是工匠的事，小工活則是家人的事，我家蓋屋的小工活多由我父親來做。小修的時候，工匠預先確定一下屋面損毀的程度，需要增加多少塊麥草，需要和多少爛泥（用於固定麥草），估算一下。然後搭起一塊門板，在上面做草片子，草片做好了，再爬到屋頂上去。
修屋的時候，草匠站在腳手架上，將原屋面草掀起，用工具撐住，然後指派地上的小工做這做那。這一天，父親的頭上戴一頂破草帽，身上裹一件長大褂（以便遮擋灰塵）。「要草呀！」草匠叫喚一聲，「要爛泥呀！」草匠又叫一聲。只要草匠一聲叫喚，這時候的父親是聲叫聲應。父親哪裡敢有半點耽誤，因為，耽誤了草匠，耽誤的是時間，損失的卻是工錢呢。
草房蓋屋的活兒很辛苦。麥草上的灰塵多，先是拆除的時候滿滿的都是灰塵，然後是蓋草上也滿是灰塵。蓋草之前，為了麥草不至下滑，草旺上要膛一層爛泥，端爛泥的活兒很累人，一糞勺兒爛泥，十幾二十斤重，又要跑又要端，半天端下來，端得人腿子發軟……最後是做屋脊。做屋脊是細工，是功夫活。這個時候小工才可以喘息一下。屋脊上的草開始時如毛糙糙的翹着，由草匠用草鈎一點點嵌進去，嵌光滑。草匠們站在腳手架上，一天嵌一段，幾乎見不到進度，那是主人最心焦的日子，他們期盼着早日完工，也在計算着工匠的工錢咧。
孩子們最喜歡的事是幫大人打蓋草。屋子比較大的時候，就要支起一個向上打草的「吊杆」。在靠近屋子的地上立一根高大的木柱，木柱頂端吊一根橫竿，橫竿的一頭系個鈎子用以掛物，另一頭由人工操縱，將做好的屋草片子掛在鈎子上，由人拉到屋頂去，這樣能省不少力氣，孩子也可以做。當父親忙着端泥接草的時候，十幾歲的我，便戴了一頂草帽幫着吊草片子，這成了我年年都要做都想做的美事。
住草房子的日子有許多樂趣。草房子的屋檐下，總是住着一群麻雀，麻雀和人好像親近，又好像不親近，它不像燕子那樣大方，總有點偷偷摸摸。早上開門的時候，麻雀早已出門了，白天有時回來，在屋檐上嘰嘰喳喳，跳跳蹦蹦，跟我們玩一會迷藏，但從不肯領我光顧它們的家。晚上，到屋檐下瞅瞅，你也不一定能瞅到麻雀們躲在屋檐下哪一根椽子下或哪一片草窩裡。但我知道麻雀是在我家的屋檐下住着的，因為我曾不止一次在我家屋檐下掏出過一窩窩的麻雀蛋來。
蘇中農人一輩子大抵就在做兩件事：一是籌款準備建房子；二是生孩子，再為孩子們的成家做準備。
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末，我家草房建成有15年了，房子上的桁條多處出現蟲蛀。白楊樹很直，但材質不結實，儘管用水長時間浸漚過，還是很容易生蟲，房子建成幾年後就開始有蛀屑往下掉；竹製的椽子很容易變形，承重後就會跌彎，造成屋面跌凹，以至椽子頭上翹，搗壞了牆頭。屋面跌凹下去就成了個「天水缸」，遇上下雨天氣，大落大漏，小落小漏。那幾年的下雨天，我們兄妹幾個的任務就是在屋子裡的漏雨處接水，屋裡四處都是接水的盆盆罐罐，房子不修不行了。這時候我已經是十八九歲的大小伙了，父母親開始為我考慮婚姻大事。房子是鄉里人家的一副臉面，住着個破爛不堪的房子，相親的人是不肯登門的，即使被硬拉着來了，也是一看就走，我家的房子又不得不建了。
母親是抱病為我們的建房奔波的。
母親在生下我的弟弟以後便病倒了。母親一生中生了七個兒女（其中，我哥哥9歲時溺水身亡），到第七個，也就是我弟弟出生的時候，母親患上了心臟病。母親雖然有病，還是不肯歇息，家裡的大小事情多由她張羅。
母親的計劃是要建8間房子，6間小瓦屋面，兩間平瓦，一字線朝南。平瓦的房子放在中間，先用於做廚房，待兩個兒子成家後，每人住3間小瓦屋，中間的平瓦廚房就留給老人們居住。老人，這就是蘇中農村老人們的胸懷。
建8間房子的規模是龐大的，這在農村算得上一個重大工程。
作為接近二十歲的男子，而且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家裡建房子，我自然要為父母們分擔一份責任。
祖屋上的材料可用盡用。比如小瓦屋上木料就很好，雖然有點短，但質量好，考慮將明間的桁條作房間用，這也限制了新屋開間的長度。吸取老草房建房時的經驗教訓，桁條椽子儘量去除雜木材料，而且注意傳統「頭不頂楝，腳不踏桑」的說法，不選楝木做桁條椽子。老屋上的舊瓦片和貓頭滴水只要不破就是好的，不足部分，到周邊小磚窯找來作補充（事實上沒有找到，因為這時候已經沒有人生產這些貓頭滴水了）；老屋上的磚塊多已經鏽蝕，只能作為新房的基礎，前牆面全部用新磚。這時流行一種土坯磚，價格只有熟磚的一半還不到，因此，內牆就選用土坯磚……總之，建新房依然實行因陋就簡的原則，跟「李順大造屋」沒有太大區別。
1978年春天，我家開啟了我人生中第二次造屋工程。
春天建房，是母親定的。母親是有算計的，工匠的工錢可以拖到年底結算，這樣就有大半年的迴旋餘地。如果在下半年起房子， 「六月的債，還得快」， 年底就會緊跟着結賬，母親的賬算得精，「會算計一時窮，不會算計一世窮」，這是母親那代人過日子的理念。
新屋的房址選在生產隊新劃定的住宅線上，其實，只是定了一個線，並沒有任何配套設施，而且，這裡的地勢極低，建房戶必須自己去加房基，有一個好聽的名詞叫「富（附）地台」，富，這是每個人都抱有的希望。此後，我便跟父親開始了漫長的「富地台」的擔土勞作。8間房子，將近500平方米的基礎，要在這個平面上升0.8米，這可是個不小的小數目。我和父親天天起早摸黑地擔。年近六十歲的父親，因為天天擔土，累得時常咳嗽不止，但他依然堅持，父親的「愚公移山」精神感染了我，我也就不敢偷懶了。
弟弟看到家裡要建房，母親又生了重病，他提出不想上學了。「不上學就得勞動，怕上學又不勞動是不可能的。」父親以此讓弟弟選擇。弟弟最終選擇了輟學。弟弟回家後，就被父親趕去磚窯學做磚頭，以此換取建房的磚瓦。有一次，我到弟弟所在的小磚窯上去，看到弟弟正打着赤膊，在做磚棚里甩泥巴，弟弟瘦弱的後背被太陽曬得黝黑，因為汗水，在陽光下閃着光，這一年，弟弟才15歲。
房屋的地基壘好了，母親讓父親請算命先生給「掐日子」，也就是選擇房屋豎梁和上明間正梁的時間。掐日子是要付喜錢的，建房工匠看我家的樣子，便建議說，現在也有人家不「掐」日子，跟工程進度上，什麼時候可以上樑了就什麼時候上。但母親堅持要請人「掐」一下，這個錢她堅決不省。
開工的日子，我看到當年在我家做草屋頂的草匠也出現在泥水匠的行列里。顯然，草匠很有眼光，隨着草屋的逐漸減少，他立馬就轉業學了泥水匠。只是草匠所砌的位置在牆體內側，一般來說，內牆沒有外牆那麼講究。這時候，我家建房還捨不得請小工，親戚們都被請來做幫工，我的兩個十九歲的表兄都被拉來當了小工。當然，我更是責無旁貸的一位重要「小工」。
上房屋正梁的時間選在凌晨。上正梁有許多忌諱，母親讓算命先生選在凌晨，關鍵是這個時候很少有人走動。其時只有幾個匠人和必須的小工在場。房梁被幾個人「請」到地當中，父親在堂屋地上點上香，拜了幾拜。泥水匠和木匠兩個承手工匠各站在房梁一頭，預先登上步步高，一邊登一邊口中唱起一段富貴詞：「日出東方喜洋洋，寶地上面建華堂；手扶金梯步步上，富貴生活萬年長。」在向上提房梁的時候，少不得又是一段富貴詞。雖然家裡很缺錢，但母親還是為他們每人包了一份喜錢。
正當我家上房梁的時候，我家的西鄰找了過來。西鄰的房子是先建起來的，他走過來是要查看一下我家房檐的高度，看到我家的不比他家高，便沒有說什麼。顯然，西鄰是怕我家房子比他家的房子高，這在他來說，是絕對不允許的。農村人家戶與戶之間房子的高度很講究，誰家房子高了，會壓了鄰居，「擋」了他們的財路，何況我家在東邊，處在「上首」。
我家建8間房子只花了七七四十九天，中間還下了三天雨，這在農村是很快的。最困難的工程是上兩塊敞檐板。水泥預製成的板子，笨重無比，十幾個大男人，有的用肩扛，有的用棍子頂，有的用手舉，一齊聲喊着號子：「一二三，一二三！」總算扛了上去。房子完工的時候，我的父親明顯瘦了一圈，腰身也明顯佝僂了，我的母親則已經躺在床上好多天不曾能下地。母親雖然躺在床上，卻依然在操持家務。她精心指揮着，每天工匠們吃些什麼，糧食的粗細搭配，工錢結算的不足部分向誰家借，借多少，完工還得吃一頓完工酒，等等。母親在心裡都要細細考慮。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我的辛勞一生的母親就因病去世了。這一年，母親54歲，母親只在她勞心建起的新房子裡住了一年時間。
如東縣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比周邊縣市略晚一些，到1984年，老家農村才告別了吃大鍋飯的勞動形式，也就是在這一年，我家的建房欠款才基本還清。
在母親逝世那年，我被招到鎮上的農灌車口當值班電工，算是有了一份工作。我一邊在灌溉站打水一邊種地。這時候我的弟弟當兵去了。父親一人享有多個身份，他的弟弟是烈士，他本人是復員軍人，現在兒子又當兵了，他又成了軍屬老人。
鄉間有一句俗語：「亦工亦農，一輩子不窮」。我一邊種着地，一邊在單位工作拿着一份工資（工資很低，但畢竟多了一份收入），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我把書本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種田上，地里採取兼種，實行「三熟制」，蠶豆地里夾種一茬春玉米，春玉米收了再種一季晚稻，這樣就比人家多收了一熟。人當然要比別人辛苦許多，但一年下來，家裡便有了餘糧也有了余錢。父親很為我高興，鼓勵我說：「現在政策好了，吃糧不成問題，但是要想改變窮家的樣子，就得建新房子哦。」
在父親的眼裡，房子就是一家人的臉面。於是，我就又有了重建房子的夢想。
我於1981年結婚，我妻子是一個民辦教師，雖然工資不高，但穩定可靠。只是老師這個職業很清苦，而且制度嚴格，早上一戶戶人家還沒有開門，妻子就已經走在去學校的路上。有了孩子以後，妻子根本沒時間帶孩子，我便成了孩子的「保姆」。我的生活是一個三角形：打水、種地、帶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帶孩子當然不可能精細，有好幾次，因為灌溉站臨時有人要打水，我計算着孩子該什麼才會醒來，便把他一個人放在床上，等忙完了回來的時候，孩子已經從床上掉在地上……
我是一個不甘於現狀的人，生活的壓力雖然很大，但我一直保持着讀書學習的習慣。在灌溉站打水的時候，只要一有時間就看書。晚上，家裡的活兒忙完了，妻子在燈下批改學生作業，我就坐在她身邊一邊陪孩子一邊讀書。我們夫婦的行為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兒子，讓他從小有了愛讀書的習慣。
我的努力換來了單位領導的信任，其實也不能算信任，因為他們很需要我這個「有用」的人。單位的幾個領導都是農民出生的「大老粗」，站長是老村支部書記出身，主任是老機工改行，文化程度都不高，因此，只要單位需要弄個文字方面的東西就得請人，比如辦專欄，訂工作制度，年終寫總結等等，以往都是請單位外的「能人」幫忙，現在，他們發現這些事情我都能做，而且做得比他們好，甚至不用給報酬，當然就不想再請人了。1987年，他們便把我拉進單位當了一名會計。名義上是會計，實際上會計的業務不多，更多的是做文字工作。這樣，我就由一個工人變成了單位的管理人員，叫做「以工代干」。 [1]
作者簡介
孫同林，男，江蘇省如東縣袁莊鎮人，1956年12月生，中共黨員，江蘇省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