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经历(韩佩瑄)
作品欣赏
我的小学经历
1962年9月，我从幼年开始跨入学生时代。刚入校的小学是西窑洼小学，地点坐落在离家不远的南六马路上，学校是一处平房大院。1965年，随着鸿顺里大楼的建成，我们转到了大楼边上新建的鸿顺里小学上学。学校很正规，三层教学楼，环境在当时是不错的。我们的班主任先后是幺老师、傅老师、王老师三位中年女教师，她们对学生和蔼可亲，有时还带着我们去宁园、中心广场等处游玩。傅老师家在北京，与爱人两地分居。我们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她调回北京，走时同学们都依依不舍。老师们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时，学校留的作业并不多，但也编成了学习小组，安排在同学家里一起做功课，互相切磋。
1963年六一儿童节，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加入了少先队。记得当时，少先队举行了新队员入队仪式，我们统一着装白衬衣、蓝裤子，列队在学校操场。前面一个少先队大队长，举着五角星加火炬的少先队队旗；后面两个中队长，举起右手敬队礼；再后面，是鼓、号手。少先队员们高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这首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一直唱到文革前。“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少先队队歌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入队后不久，我担任了中队委，在班里学习上也一直是名列前茅。
从1966年夏季开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轰轰烈烈阶段，在偌大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场革命，对于每个人也包括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来说，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也不断冲击着我们每个人的灵魂。12岁的我年龄小，没有独立的政治思想，报纸上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总之是信仰毛主席，认为他是伟人，认为文革是正确的，决心跟着毛主席闹文化大革命。我也开始关注起当时的政治形势。放学后回到家，除了出去玩，就是翻阅家里订的《人民日报》，“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大串联”等重要的消息、图片，我都很关注，剪下来贴到自己装订的剪报本中。我羡慕那些年长于我的红卫兵，他们有机会大串联，到祖国大江南北游历四方。但我年龄小也出不去，每到周日或寒暑假学校不上课，就经常到街上去闲逛。社会上的很多场景，也一一映入眼帘：街上散发的传单、大字报专栏上的“百丑图”；戴红袖章、安全帽，举着大刀的造反派，神气活现地站在大卡车上，一路招摇而过；街道建筑外墙上，红白相间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内容不是打倒“走资派”，就是打倒“反革命分子”，而且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那时的天津市，“造反派”和“保守派”围绕着支持还是打倒市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南大卫东、天大八一三、河大八一八、大联筹、五代会等大、中学和企事业单位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文斗、武斗搅和在一起。我亲眼所见，京津公路609军工厂的围墙处，顶着一辆推土机。据说，是造反派组织“大联筹”武斗攻厂时，停在那儿的。这些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究竟谁对谁错，市民们也分不清，我们小学生更是“观望派”“逍遥派”，看看热闹，感到新奇。东北角对面宫北大街（现在的古文化街北口）有一座楼房，持“打倒李雪峰”观点的造反派，在楼顶的围墙上摆放了一圈硫酸瓶子，旁边竖立着一个人工制作的象征李雪峰本人的绿色人头，眼睛里安装了大灯泡，一闪一闪的，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1967年，还发生了铁路北站调度室被造反派砸毁事件，还有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组织挑起的政治师范学校两派学生组织武斗事件等。更可笑的是，为了破“四旧”立“四新”，把各区都改了名，河北区改为“卫东区”，和平区改为“战斗区”等等。不过，不到一年，又都改回了原名称。
那时，全国人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崇拜和热爱之情达，到了顶峰。不管到哪，每人必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随时学习、背诵并应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也都背得滚瓜烂熟。大人小孩每人胸带一枚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的铝制毛主席像章，以此证明自己是革命群众队伍中的一员。最火的像章，是解放军戴的、中间有毛主席头像的五角星，下边横条写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那一种。我收藏有一尊毛主席戴军帽、上半身白色的陶瓷雕像，这尊瓷像我珍藏至今，还恭恭敬敬地一直摆放在自己家里的橱柜上。
童年时期，除了上学，放学后作业留得也不多。家里不像现在，那时既没有电视，又没有电脑，生活物资是那么匮乏，但孩子们依旧有着自己的消遣方式。放学后，书包往家里一扔，就跑到大门口外玩。我和老宅大院的同龄孩子们玩到一起的时候不多，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游戏，主要是有输赢的弹玻璃球、砸木块、拔老根（杨树叶根）、拍毛片洋火盒、摔锅摔碗（用泥做的）等，更多的时候是自得其乐，玩些滚铁环、用竹竿粘“老褐”（蜻蜓）、打用木头削的尜（ga）尜（陀螺）、打用铁丝弯成的火柴枪等游戏。
西窑洼泵站是我少年时常去玩的地方。泵站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属市政局排水管理处管理。院子很大，中间是一座类似厂房建筑的泵房，里面设有4座排水泵，汛期负责排放中山路以北、新开河以南一带的雨水。泵站由排管处一位老职工徐大爷负责日常养护管理，他们一家全都住在泵站大院里。泵房的东面，是一块有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是我们尽情玩耍的好地方。泵站靠七马路一侧，是较高的平房，平房内黑洞洞的过道里有6家住户，都是市政局的老职工。我的小学和中学同班同学梁建忠就住在这里，他的父亲就在市政局公路养路费征稽处工作。我和建忠同学很投脾气，经常和他、还有住在院里的市政局职工子弟们在一起玩。我们在院子里踢球、玩捉迷藏，有时还爬到泵房的屋顶上去玩，我学骑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练会的。童年在这里玩耍，让我开始对市政行业有了基本的了解，当时真没想到，下乡回城后的工作竟和市政工程局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己后半辈子的精力和心血全部献给了市政建设这个为民造福的行业！说起我的老同学建忠，初中毕业时，他的命运赶得很不好。哥哥在外地工作，姐姐留城上班，到建忠毕业时按照政策得下乡，安排去的地方是西郊区付村。但他一时犹豫没走，后来无奈去了承德地区的平泉县山区插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等到选调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做了挖煤工，又累又苦，比插队生活好不了哪去。赶上知青大返城，才办了病退回来。返城后，和弟弟一起做起了卖装饰材料的活，生意还算不错，孩子也出国留学了。一想起建忠同学的经历，就让我感慨万分，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人，人生旅途真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沟沟坎坎，才磕磕绊绊地走到老年，享受起幸福的晚年生活。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啊！[1]
作者简介
韩佩瑄，男，笔名晓轩,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现为《天津散文》微刊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