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經歷(韓佩瑄)
作品欣賞
我的小學經歷
1962年9月，我從幼年開始跨入學生時代。剛入校的小學是西窯窪小學，地點坐落在離家不遠的南六馬路上，學校是一處平房大院。1965年，隨着鴻順里大樓的建成，我們轉到了大樓邊上新建的鴻順里小學上學。學校很正規，三層教學樓，環境在當時是不錯的。我們的班主任先後是幺老師、傅老師、王老師三位中年女教師，她們對學生和藹可親，有時還帶着我們去寧園、中心廣場等處遊玩。傅老師家在北京，與愛人兩地分居。我們上小學四年級那年，她調回北京，走時同學們都依依不捨。老師們經常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你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一定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當時，學校留的作業並不多，但也編成了學習小組，安排在同學家里一起做功課，互相切磋。
1963年六一兒童節，上小學二年級的我加入了少先隊。記得當時，少先隊舉行了新隊員入隊儀式，我們統一着裝白襯衣、藍褲子，列隊在學校操場。前面一個少先隊大隊長，舉着五角星加火炬的少先隊隊旗；後面兩個中隊長，舉起右手敬隊禮；再後面，是鼓、號手。少先隊員們高唱少先隊隊歌：「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這首隊歌是郭沫若作詞、馬思聰作曲，一直唱到文革前。「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少先隊隊歌改為《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入隊後不久，我擔任了中隊委，在班裡學習上也一直是名列前茅。
從1966年夏季開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轟轟烈烈階段，在偌大的中國，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場革命，對於每個人也包括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小學生來說，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也不斷衝擊着我們每個人的靈魂。12歲的我年齡小，沒有獨立的政治思想，報紙上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總之是信仰毛主席，認為他是偉人，認為文革是正確的，決心跟着毛主席鬧文化大革命。我也開始關注起當時的政治形勢。放學後回到家，除了出去玩，就是翻閱家裡訂的《人民日報》，「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大串聯」等重要的消息、圖片，我都很關注，剪下來貼到自己裝訂的剪報本中。我羨慕那些年長於我的紅衛兵，他們有機會大串聯，到祖國大江南北遊歷四方。但我年齡小也出不去，每到周日或寒暑假學校不上課，就經常到街上去閒逛。社會上的很多場景，也一一映入眼帘：街上散發的傳單、大字報專欄上的「百丑圖」；戴紅袖章、安全帽，舉着大刀的造反派，神氣活現地站在大卡車上，一路招搖而過；街道建築外牆上，紅白相間的大字報和大幅標語鋪天蓋地，大字報的內容不是打倒「走資派」，就是打倒「反革命分子」，而且要「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那時的天津市，「造反派」和「保守派」圍繞着支持還是打倒市革委會主任李雪峰，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派。南大衛東、天大八一三、河大八一八、大聯籌、五代會等大、中學和企事業單位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蜂擁而起，文斗、武鬥攪和在一起。我親眼所見，京津公路609軍工廠的圍牆處，頂着一輛推土機。據說，是造反派組織「大聯籌」武鬥攻廠時，停在那兒的。這些造反派的「革命行動」究竟誰對誰錯，市民們也分不清，我們小學生更是「觀望派」「逍遙派」，看看熱鬧，感到新奇。東北角對面宮北大街（現在的古文化街北口）有一座樓房，持「打倒李雪峰」觀點的造反派，在樓頂的圍牆上擺放了一圈硫酸瓶子，旁邊豎立着一個人工製作的象徵李雪峰本人的綠色人頭，眼睛裡安裝了大燈泡，一閃一閃的，引來不少人駐足圍觀。1967年，還發生了鐵路北站調度室被造反派砸毀事件，還有天津工學院「八·二五」組織挑起的政治師範學校兩派學生組織武鬥事件等。更可笑的是，為了破「四舊」立「四新」，把各區都改了名，河北區改為「衛東區」，和平區改為「戰鬥區」等等。不過，不到一年，又都改回了原名稱。
那時，全國人民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崇拜和熱愛之情達，到了頂峰。不管到哪，每人必手拿一本《毛主席語錄》，隨時學習、背誦並應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詩詞也都背得滾瓜爛熟。大人小孩每人胸帶一枚造型各異、大小不一的鋁製毛主席像章，以此證明自己是革命群眾隊伍中的一員。最火的像章，是解放軍戴的、中間有毛主席頭像的五角星，下邊橫條寫着「為人民服務」字樣的那一種。我收藏有一尊毛主席戴軍帽、上半身白色的陶瓷雕像，這尊瓷像我珍藏至今，還恭恭敬敬地一直擺放在自己家裡的櫥柜上。
童年時期，除了上學，放學後作業留得也不多。家裡不像現在，那時既沒有電視，又沒有電腦，生活物資是那麼匱乏，但孩子們依舊有着自己的消遣方式。放學後，書包往家裡一扔，就跑到大門口外玩。我和老宅大院的同齡孩子們玩到一起的時候不多，跟他們在一起玩的遊戲，主要是有輸贏的彈玻璃球、砸木塊、拔老根（楊樹葉根）、拍毛片洋火盒、摔鍋摔碗（用泥做的）等，更多的時候是自得其樂，玩些滾鐵環、用竹竿粘「老褐」（蜻蜓）、打用木頭削的尜（ga）尜（陀螺）、打用鐵絲彎成的火柴槍等遊戲。
西窯窪泵站是我少年時常去玩的地方。泵站建於上世紀50年代初期，屬市政局排水管理處管理。院子很大，中間是一座類似廠房建築的泵房，裡面設有4座排水泵，汛期負責排放中山路以北、新開河以南一帶的雨水。泵站由排管處一位老職工徐大爺負責日常養護管理，他們一家全都住在泵站大院裡。泵房的東面，是一塊有半個足球場大的空地，是我們盡情玩耍的好地方。泵站靠七馬路一側，是較高的平房，平房內黑洞洞的過道里有6家住戶，都是市政局的老職工。我的小學和中學同班同學梁建忠就住在這裡，他的父親就在市政局公路養路費征稽處工作。我和建忠同學很投脾氣，經常和他、還有住在院裡的市政局職工子弟們在一起玩。我們在院子裡踢球、玩捉迷藏，有時還爬到泵房的屋頂上去玩，我學騎自行車，就是在這個院子裡練會的。童年在這裡玩耍，讓我開始對市政行業有了基本的了解，當時真沒想到，下鄉回城後的工作竟和市政工程局結下了不解之緣，自己後半輩子的精力和心血全部獻給了市政建設這個為民造福的行業！說起我的老同學建忠，初中畢業時，他的命運趕得很不好。哥哥在外地工作，姐姐留城上班，到建忠畢業時按照政策得下鄉，安排去的地方是西郊區付村。但他一時猶豫沒走，後來無奈去了承德地區的平泉縣山區插隊，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等到選調分配到當地一家煤礦做了挖煤工，又累又苦，比插隊生活好不了哪去。趕上知青大返城，才辦了病退回來。返城後，和弟弟一起做起了賣裝飾材料的活，生意還算不錯，孩子也出國留學了。一想起建忠同學的經歷，就讓我感慨萬分，我們這一代與共和國同步成長的人，人生旅途真不知道遇到什麼樣的溝溝坎坎，才磕磕絆絆地走到老年，享受起幸福的晚年生活。一路走來，真是不容易啊！[1]
作者簡介
韓佩瑄，男，筆名曉軒,1982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大學，現為《天津散文》微刊編輯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