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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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水利专家，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几十年来，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水利事业。特别是对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现代科学的观点与传统治河经验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写出《历代治河方略探讨》、《黄河治理纲要》等十多种治黄论著。他贯彻上中下游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和综合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为治黄事业，从传统经验转向现代科学指明了方向。
目录
人物经历
张含英，字华甫，1900年5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其父张建基思想比较开明，家境虽然并不富裕，但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因此，张含英从小就被送入学校受正规教育。张含英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末民初，政治腐败，国势衰微。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强烈震撼着他的心。所以他很早就萌发了救国救民之志，并抱定决心要走“科学救国”之路。
1918年，他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次年，由于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校方开除，而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21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备取生，于当年夏天赴美国入伊利诺大学土木系，半工半读，3年结业，获荣誉结业证和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接着又到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一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
1925—1933年，张含英先后在菏泽中学、青岛大学、山东省建设厅、葫芦岛港务局、山东教育厅、华北水利委员会等单位任职。
1933—1938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总工程师。在3年任期内，他配合李仪祉先生倡导科学治河，为传统经验与近代科学相结合开创了新路。抗日战争期间，张含英辗转于四川、广西、陕西之间。
1941—1943年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率团赴美考察水利。1946年率领黄河治本团一行7人，考察黄河河南孟津至青海贵德河段。
1948—1949年，张含英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任职期间，他按照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保持和发扬了北洋大学严格治校的传统。他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他认为学生是未来的工程师，而工程师必须是“能根据科学的理论，运用技术的手腕，依照经济的法则，以完成服务于社会的目的”。因此必须学好理论，受科学的洗礼，并要把握现实，理论和实际结合。他以“德、才、学、识、量”五个字作为一个人成功所需的条件，来鼓励学生。
1950—1979年，张含英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并兼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30年，直接参与了中国水利的各项重大决策。此外，还担任了多种社会职务，先后当选为原平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五、第六届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第三、四届名誉理事长。 张含英在生活中，同样身体力行。他家教很严，家庭非常和睦。他的家训是“严于律己，奉公守法；廉洁治事，勤俭持家；戒骄戒躁，谦虚为怀；服从真理，反省消灾”。在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从来没有为个人或家属提过任何要求，更不允许子女利用他的地位去享受什么照顾。
治理黄河
1981年，张含英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黄河召唤系我心”。这个命题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为黄河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奋斗历程。张含英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县，地处黄河下游沿岸，深受黄河泛滥之苦，幼年的张含英，就经常听祖母和母亲讲述黄河决口改道的故事。每年夏秋季节，黄河涨水的警报声，人们紧张防汛的呐喊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学他又听到老师讲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兰封县铜瓦厢决口改道的情况，黄河河道一下子从菏泽县城的南边滚到县城的北边，此后20年间无人整治，任其泛滥，灾情特别严重。这些事，迫使张含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蕴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却为什么这样残暴？为什么它会决口改道？他决心要探索这个奥秘。他认为，水利也是科学的一个分支，他要通过研习水利，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1925年，张含英从美国留学回国。恰在这一年，黄河在濮阳县（当时属河北省）南岸的李升屯民埝决口，泛水于下游黄花寺冲决南岸大堤，祸及山东省。山东省河务局请他同往调查水灾，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治理黄河的实践机会。经过调查，他认为黄河决口是由于堤防不固，而固堤之法，必须改埽工为石头护岸，但遭到保守思想与腐朽势力的反对。从这次石埽之争中，使他悟出一个道理：治理黄河不单是工程技术问题，其中还有社会问题。
1928—1930年，他在山东省建设厅工作时，曾先后提出引黄灌溉和发展省内水电等建议，同样遭到反对。在他一再坚持下，只修成一座小型虹吸管和一座小水电站，但得不到推广。
治河实践遭到挫折，但张含英的治河意志没有改变。他积极从事治河历史与治河理论的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曾向柯乐斯教授借阅过4册黄河资料，内容十分丰富。这给他回国以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回国后，他又详细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历代治河的大量论著，提出两点新的认识：第一，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治河计划，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第二，过去治理黄河，多侧重于孟津以下的黄河下游，而黄河为患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上中游的洪水和泥沙，所以专治下游，不能正本清源。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于1931年2月2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一文。3天之后，张含英也在该报发表了“论治黄”的文章。该文认为，对于传统治河观点而言，李仪祉提出要注重上游的意见，无疑是治河策上的新发展，但就治黄整体而言，就上中下游并重。此外，该文还深刻分析了黄河得不到治理的社会原因，如河政不统一，许多矛盾无法解决；保守思想作祟，新的科学技术得不到推广应用；政治腐败，河工人员存在“利河多事”的思想等等。此文发表以后，他曾担心会得罪于当时已负盛名的李仪祉先生，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时隔不久的一次聚会中，李仪祉先生笑容满面地和他握手，表示了对他的论点的赞许。1933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仪祉出任第一届委员长，张含英被任命为委员兼秘书长。两位专家的相识与共事过程，成为水利科技界的一段佳话。1933年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国民党政府匆忙命令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并指定黄河堵口事宜由后者负责，前者“不必过问”。身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的冀、鲁、豫三省主席也声称，下游河防仍由三省河务局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不得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只能从事科学治河的前期工作。虽然提出“十年一小成，三十年一大成”的设想，但要实际展开工作，仍然受到各方面的牵制，如水文测验、地形测量、模型试验、水土保持试验工作，实施起来阻力很大。尽管如此，张含英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的3年里，加强基本资料的观测研究，并多次深入现场调查，探索自然规律，先后发表论文多篇，于1936年连同以前著作汇集出版了《治河论丛》一书。同年还出版了《黄河志第三篇水文工程》一书。
1947年，张含英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发表了“黄河治理纲要”论文。这是他回国20多年研究黄河的总结论，可称之为其代表作。该文分总则、基本资料、泥沙之控制、水之利用、水之防范、其他共六部分，80条意见，约18000余字。他在总则中首先提出治河的基本原则：“治理黄河应防治其祸患，并开发其资源，藉以安定社会，增长农业，便利交通，促进工业，由是而改善人民生活，并提高其知识水平”。还指出：“治理黄河应根据需要达到之目的，政治经济之现实背景与未来之发展，及天然因素或条件，先行拟定治河之方策。此项方策并应随资料之补充，学术之进步，与社会之需求，每5年检讨一次，必要时修正之”。“治理黄河之方策与计划，应上中下三游统筹，干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治理黄河之工事，凡能作多目标计划者，应尽量兼顾”。“治河之各项工事，彼此相互影响，应善为配合之”。“黄河之治理，应与农业、工矿、交通及其他物资建设连系配合”。在泥沙之控制部分，首先指出“黄河为患之主要原因为含沙量过多。治河而不注意泥沙之控制，则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并建议：“为求彻底明了泥沙之来源及河槽冲积之现象，应于流域以内布设观测站，河道择设观测段，并根据实地情况作控制之研究。”认为减少泥沙来源的主要方法是：“对流域以内土地之善用，农作方法之改良，地形之改变，沟壑之控制诸端”。还指出这些“多为农林方面之事，故应与农林界合作处理之”。 关于水之利用部分，他首先提出应推算全河各段之水流总量与潜能，“进而支配全流域灌溉之用水，航运最低之接济，以及电力之供给”。并指出：“水之利用，应以农业开发为中心、水力、航运应配合农业”。同时又要注意，对各河段作具体分析，明确各河段的主要目标。如“贵德之龙羊峡，循化之公伯峡，皆可拦河作坝，用水发电”。“龙羊峡以下，经松巴、李家、公伯、孟打、寺沟、刘家、盐锅等七峡而至兰州”，均可进一步研究拦河作坝。兰州至中卫间，则“应先于大峡之西霞口，红山峡之吊吊坡及黑山峡之下口筑坝”。上述两个河段，“必于利航，水力、灌溉、蓄水数者同时兼顾。而高地之灌溉，又须藉力抽水……故此段工程最宜作多目标之计划”。同时应顾及大通河、大夏河、洮河等支流的开发治理。
“宁绥平原土壤肥美，气候适宜，引水便利，素有粮库之称。惜旧有灌溉，工事虽多，今已逐渐湮废，且效能低微，故彻底整理扩充，应视为该区首要工作”。又提到“宁绥沿河地势较平，改进航运须以调整河槽方法为之。惟以目前需要而言，改善航道与修筑铁路两者孰为最宜，应先作比较研究，然后定之”。
晋陕间河段，“倘于龙门上之石门一带筑坝高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尺，更于其上游建坝二处，即可将全段化为三湖……故此段亦为多目标开发计划之良好区域”。“河在陕县与孟津间位于山谷之中，且临近下游，故为建筑拦洪水库之优良区域。其筑坝地址应为陕县之三门峡及新安之八里胡同”。对于此段开发方案，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认为应作一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建高坝）和两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和三门峡各建一低坝）两种方案的比较研究，并以国家财力而定取舍。八里胡同高坝方案可以进行综合利用，可控制下泄洪峰流量不超过10000秒立方米，发电装机可达120万马力以上（约90万千瓦）。如由于国家资金困难，可先筑低坝以拦洪。低坝坝址，八里胡同与三门峡都有条件，或先建三门峡以拦洪，以后再建八里胡同低坝以发电；或先建八里胡同低坝以拦洪，等到国家财力允许时再加高大坝，作综合利用。不管采用哪种方案，水库回水都不宜超过潼关，以保关中平原安全。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级开发方案（即在八里胡同建高坝，进行综合利用），最为适宜。
“黄河下游……可建闸引水灌溉”、“应利用河水灌溉，并配合排水系统，引水洗碱”、“下游航行之利素不甚大，轮船行驶全不可能。应先配合防洪之需要，整理河槽……以期航运之逐渐发展”。
关于水之防范，首先指出“黄河下游为水患最多之区，亦河患特别严重之地，其治理目标，应列防洪为首要”。上述陕县至孟津间之筑坝拦洪与上中游泥沙之控制等事，均“应视为下游防洪之有效办法”。此外还提出在“郑县及兰封南岸，原武及开封北岸，长清或济阳北岸等处，可否开辟泄洪道，应分别研究并考其利”、“当其他防洪工程进至相当阶段时，再作束窄堤距之图”、“初期修整，不可贸然束窄”、“若仅以堤为防洪之具，则应以安全排泄郑县22000秒立方米洪水为初步标准”。下游“可备一平时河槽及洪水河槽”。下游河槽之固定，“应视为今日急要工作。而固定之法尤宜即行着手研究，并选择适当河段早日试行”。“黄河上、中游之水患，范围均尚不大，灾情亦较轻微。但若干年后，可能因经济建设，人烟日密，财富日增，而渐威胁严重”。并提出兰州、绥远、韩城、朝邑等地区水患防范之意见。河口段之治理，亦应拟定计划。此外，文中还提出“防洪不应以决口能堵为己足，而应以预防免决为职责”。亦“不能视为纯粹之慈善或赈济问题，应顾到其与经济方面之关系”。防洪“必须有一适当之标准，而此项标准之拟定，亦为社会经济之问题”。
在基本资料部分，该文详细列举了应调查研究水文、泥沙、蒸发、地下水、地形、地质、经济等情况及资源蕴藏量等项。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科学治河的思想。这篇论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治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张含英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并兼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等领导职务。建国之初，中国水利基础十分薄弱，水利科学技术也很落后，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张含英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认识到只有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水利，才能不负党的重托。当时水利最迫切的任务，首先是防治淮河、长江、黄河等几条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紧接着就是制定各大江河的流域规划和许多重要工程的施工。这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方案和规划设计文件，都要经过部技术委员会审查研究，提出意见，然后上报。为了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把好技术关键，张含英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政策水平。部务会议上决定重大问题时，他都能陈述己见。他同时看到，当时转业从事水利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大多对水利知识比较生疏，而求知心切，于是决心在工作之余从事水利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5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水利概说》等10多种科普读物，颇受欢迎，有的还被用作干部培训教材。40年来，中国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渗透着张含英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他不愧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开拓者之一。张含英虽然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但他思想领域比较开阔。他认为办水利，不单是修工程，“水利”的含义应是广义的。中国水利学会1957年重建时，在他的提议下，将原名“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工程”两字取消，用意即在于此。他认为水利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科学，所以水利工程师必须克服单纯技术观点。他的这些学术思想深刻影响和推动着水利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进步。
青铜峡水利枢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含英花费心血最多的仍然是黄河开发与治理。1949年以后，开始了人民治黄时期。张含英多年的治河宿愿，得到了实践的机会，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人民治黄的行列。1949年，他受聘为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王化云主任向他征求治河意见时，即以《黄河治理纲要》作答。同时他还建议在郑州铁路桥以西的黄河北岸建闸引水灌溉。这个建议很快被人民政府采纳，1951年动工，1953年建成，使豫北36万亩农田获得黄河水灌溉之利。这就是开黄河下游引黄灌溉之先声的人民胜利渠。
1953年，由水利部、农业部、中国科学院和西北行政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组成了“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张含英为团长，自4月20日至7月15日，历时85天，行程2000多公里，对黄土高原的重点地区进行了考察研究，最后写成“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水土保持是根治黄河、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根本工作，亦是综合性改造自然工作。开展西北水土保持，应在现有工作基础上，采取“全面了解，重点试办，逐步推广，稳步前进”的方针，配合黄河建设，结合农业生产，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在“保原、固沟、护坡、防沙”总的要求下，以“拦泥蓄水，合理利用土地”的办法，逐步开展农、林、牧、水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水土保持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到“水不下原，泥不出沟，土不下坡，沙不南移”。为达到上述目标，应进行以下工作：①做好基本工作；②结合农业生产，开展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③有计划地发展林业，培植草原；④有重点地建立综合性国营农场；⑤设立水土保持的领导机构。这次考察为以后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打下了科学基础。
1954年，中国组成“黄河查勘团”，团长为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副团长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包括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师、科学家。张含英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了该团的工作。从2月至6月，查勘河道3300公里，干流坝址21处，支流坝址8处，灌区8处、水土保持4处，下游堤防1400公里。这次查勘为制定黄河规划取得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张含英以前已多次考察黄河，对治黄有一套比较系统的意见，因而对这次考察起到了介绍情况和帮助决策的作用。
同年，国家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张含英为委员，直接参与黄河流域规划的编制和审定工作。1955年2月，该委员会提出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报送国家审批，7月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了上述报告，从而成为此后开发治理黄河的法律依据。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所依据的资料，更为翔实，所包括的内容更为详尽，但就其规划思想而言，例如把黄河流域看作一个整体，提出上中下游统筹，干支流兼顾，除害兴利结合，多目标开发，有关部门互相协作，以促进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治河总目标等等，与张含英1947年所写的《黄河治理纲要》中所阐发的观点，则是互相吻合的。40年的治黄实践，也证明《纲要》中的许多建议是合理的，如龙羊峡、刘家峡、盐锅峡、三门峡均已建坝，发挥着作用。他所推荐的其他坝址，有的正在修建，有的正在作建坝的前期工作。因此，有理由说，《黄河治理纲要》中提出的规划思想及许多建议，代表了当代的治河水平，这是张含英对治理黄河的突出贡献。
60年代以后，张含英又潜心研究治黄历史，到80年代，先后出版了《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明清治河概论》、《治河论丛续篇》等著作，其中《明清治河概论》一书获1989年首届中国科技史优秀图书荣誉奖。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引用古籍，务求准确，为核订一句话，一个字，不惜查遍各种卷籍或版本。他为人正直，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在水利界赢得了信誉。张含英是一位不知疲倦、永远进取的学者。如今仍坚持每天上午到办公室阅读文件和资料，以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人物简历
1900年5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县。
1924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25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1926—1928年任青岛大学教授。
1930—1932年任北宁铁路局葫芦岛港务处主任工程司。
1932—1933年任华北水利委员会课长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工程司。
1933—1936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总工程师。
1936—1938年任中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副处长。
1938年任经济部技正。
1938—1939年任湘桂水道工程处处长兼总工程师。
1939—1940年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1941—1943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1943—1948年任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兼水利组组长。
1948—1949年任北洋大学校长。
1949—1949年任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
1950—195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8—197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
1979—198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顾问。
1990年任水利部技术委员会顾问。
2002年1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